從斯坦李到金庸：中西方的超級英雄們，這些年到底經歷了什麼？_風聞

公眾號：動畫學術趴/babblers

文/北方公園NorthPark

斯坦·李曾問，“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麼？”，我得出的答案是唯一答案是：窮。

文/王小笨

《毒液》上映幾天之後，斯坦·李去世。

全網悼念老頭子那陣子，微博流傳着一張截圖，説有一年斯坦·李來了中國，國內媒體問他“你覺得中國的超級英雄應該是什麼樣的”，斯坦·李非常認真地回答，

“想想看中國這幾十年最大的恐懼和不安是什麼，以及人民最嚮往卻無法實現的願望是什麼，以想象力去達成它”。

今天中國人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麼？作為中國人，我都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老頭子作為一個外籍人士，當然更難想得明白。在他仙逝的一個月前，他工作室的官方微博發了一條消息，説老爺子正在以鄧紫棋為原型打造一個屬於中國的超級英雄，“她歌聲的力量完全是斯坦·李創造這位超級英雄的完美藍圖”。

怎麼説呢，儘管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有沒有正確答案，但中國人這幾十年最大的恐懼和不安，應該不是高音唱不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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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美漫的人都知道，“超人”這個超級英雄鼻祖，誕生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

超人的兩個創造者，傑裏·西格爾和喬·舒斯特在克利夫蘭的高中相遇時，經濟大蕭條剛剛開始兩年。還能上學就算是幸運的，畢竟整個大蕭條期間有 200-400 萬的中學生中途退學。

但為了賺錢貼補家用他們也得想辦法。西格爾文筆很好，舒斯特擅長繪畫，兩個人一拍即合決定做漫畫。受到科幻小説的影響他們創造了一個叫**“****超人王朝”**的故事，一個流浪漢被注射了一種從彗星中提取的元素，開始用思想奴役別人，讓人類自相殘殺。

這個人設這也許和兩位創作者的成長背景有關：西格爾和舒斯特都是猶太人移民，前者生於克利夫蘭，後者生於加拿大。他們的父母是裁縫，家裏不算有錢，長得也不討女孩子喜歡。兩個邊緣青年畫出了一個欺負人的流浪漢形象，倒不是不可理解。

但畫着畫着，西格爾決定把超人變成好人。他們給超人確定了的服裝是一套緊身衣——馬戲團的大力士和空中飛人表演者總是穿着緊身衣，因為這樣買不起前排票的山頂觀眾也能看得清。在大蕭條期間，馬戲團幾乎是唯一能夠讓美國人感受到慰藉的娛樂活動。

不停地試錯之後，1938 年 4 月 18 日，13 頁的超人故事在新刊《動作漫畫》上和讀者見面了。那期漫畫封面上，超人手舉一輛轎車，要把它砸向壞人，壞人幾乎被嚇尿了，抱頭亂竄。

幾周之內，20 萬份《動作漫畫》第一期銷售一空，一時間洛陽紙貴。

當時的超人並不像我們如今在電影和電視裏看到的那麼完美。他説話強硬，雙拳有力，是個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彪形大漢。**但這樣強硬的形象，讓經濟大蕭條特殊時代下人們的脆弱心靈得到了某程度上的安撫。**在漫畫裏，超人對抗着衰敗的城市，他把貧民窟夷為平地，迫使政府建起了條件極好的住房，他還抓住了詐騙錢財的股票經紀人。

於是只用了一年時間，超人就成為了風靡全美的文化現象，《時代》雜誌評價它“在美國，超人已經在青少年羣體中快速成了最流行的象徵”。那時候《動作漫畫》一個月的印刷量就超過 100 萬。

到了二戰時期，超人的人設又悄然有了轉移。

1940 年 2 月 17 日，《形象》雜誌上架，那一期的封面女郎是麗塔·海華絲，上世紀最迷人的女神之一，她頭頂的花環上寫着“超人如何抓到了希特勒和斯大林”。

那本雜誌裏，《形象》雜誌的編輯委託西格爾和舒斯特寫了一個兩頁的故事大綱，內容是“超人會如何終結這場戰爭”。於是超人在德國北部邊境，輕易地打破了德軍的齊格菲防線，活捉希特勒和斯大林，將他們交給了國際聯盟。

但等到《超人》第13期在報亭出售的時候，日本偷襲了珍珠港，美國被迫加入二戰。因為自己是戰爭的一份子了，美國對自己的認知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改變，隨之改變的還有超人。

《時代》雜誌提出了著名的超人兩難困境：超人有一顆愛國之心，也有着最強大的戰鬥力，他應該參軍，但他卻不能，因為他能輕鬆打敗日本和德國，但現實中戰爭不會那麼快順利結束，“如果他沒有儘自己所能，任由戰爭這麼發展下去，數百萬人對他的尊敬將不復存在”。

西格爾和舒斯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之前那樣胡編亂造了，畢竟德軍和日軍的子彈可不會從美軍士兵的胸口彈開，所以他們決定把超人變成一個鼓舞士氣的符號和標誌。

那時候，超人在漫畫裏鼓勵讀者買戰時債券、儲蓄郵票，種植戰時菜園，獻血，他還會拜訪軍事基地，參加軍事演習，甚至連性格都發生了變化，變得更熱心、更安全可靠。

超人還和當年封面上的麗塔·海華絲一起成為身處前線的美軍士兵最大的精神寄託，甚至那時候超人服裝的顏色搭配都和美國國旗很相似。

靠着凝聚戰時精神征服美國人的漫畫英雄並不止超人。1940 年，及時漫畫推出的第一期《美國隊長》被擺上報亭，注射了超級士兵血清的史蒂夫·羅傑斯與威脅美國和平的敵人展開對抗。

《美國隊長》賣得很好，封面是美國隊長狠揍希特勒的第一期就賣出了 100 萬冊。在前線征戰的美軍士兵的揹包裏，不是超人就是美國隊長。

超人也好，美國隊長也好，他們在上世紀 30 - 40 年代特殊的社會環境下，起到了撫慰國民民心的作用。這些超級英雄符號意味着力量，也就意味着安全。在經濟大蕭條和戰爭背景下，美國人民最大的願望其實就是最樸素的願望：國泰民安。

但 1945 年戰爭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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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兒童心理學家弗雷德裏克·沃瑟姆發表文章《純真者的教唆犯：漫畫書對今天青少年的影響》，對超級英雄漫畫進行了瘋狂的攻擊。幾周後，美國參議院少年犯罪小組委員會向漫畫公司提起了訴訟，在聽證會上，審判員用第 28 期《奇異故事》給了漫畫公司重重的一擊，“在 5 個故事裏面有 13 個人被殘忍地殺害了。”

僅僅在那一年夏天，就有 15 家漫畫出版公司倒閉。剩下的美國漫畫雜誌協會的成員公司，用堪比喬治·奧威爾筆下極權主義社會的標準來對漫畫內容進行審查。整個 50 年代，漫畫產業經歷了長達 10 年的黑暗時期。而漫畫產業遭殃，超級英雄漫畫自然也不例外。

二戰結束後，美國民眾再不需要超級英雄來提振士氣、喚起愛國主義情緒；士兵們更不想看到超級英雄，因為這會讓他們想起殘酷的戰爭歲月。

超級英雄需要找到新的使命。

漫威電影《黑豹》在今年二月上映，雖然它在中國內地的票房只有 6.62 億，但在美國本土至今還是年度票房冠軍，因為它在黑人羣體中引發了極大的反響。

**雖然斯坦·李一直表示“黑豹”這個名字只是一個巧合，但在 60 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時期，一個重要的黑人左翼激進組織就叫黑豹黨。**他們誕生在加州奧克蘭，信奉以暴制暴（雖然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上街遊行時還會舉起毛主席語錄。

《黑豹》中男主特查拉和反派艾瑞克的形象，也正好對應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的兩位領袖：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 X。黑豹這個虛構的漫畫形象，正好給了美國黑人最為缺乏的民族自信力，50 年前種下的種子，在今年結了果。

如果説黑人民權運動是當時美國國內最重要的社會運動，那當時全球最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冷戰了。有關冷戰，有關自己猶太裔加上退伍老兵身份的反思，斯坦·李全部都放在了《X 戰警》這部漫畫中。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萬磁王的身上融合了馬爾科姆 X 為代表的黑人、猶太人和同性戀這三重少數族裔的身份，他那句 Never Again 的口號，更是成為了猶太人的一個指路明燈。萬磁王和 X 教授有關不同族羣如何相處的理念之爭，甚至對當下的社會運動依然有參考價值。

創造金剛狼的漫畫家 Gerry Conway 就曾經概括説，“漫威是被社會帶領前進的。”

超級英雄在 60 年代這個美國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找到了新的使命。他們不再需要給戰爭動盪中的美國人提供安全感了。他們需要做到的，是讓超級英雄成為社會現象的投射，讓各種社會運動、民權運動背後所代表的族羣，在漫畫裏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

伴隨着這些社會運動的興起，美國進入了一個反主流文化的時期。年輕人拒絕主流價值觀，拒絕傳統的努力工作，而是把熱情和精力投入到搖滾樂、毒品和性解放當中，於是他們被稱為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

在嬉皮士的精神世界裏，遙遠而神秘的東方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問題的答案，他們想從東方的神秘主義中找到解脱。喬布斯 19 歲時去了趟印度很多人都知道，正是那次精神之旅讓他開啓了靈性直覺創立了蘋果，當時像喬布斯這樣對東方神秘主義感興趣的青年不在少數。

於是漫威的奇異博士誕生了，史蒂芬·斯特蘭奇靠着喜馬拉雅山上學來的東方神秘魔法拯救了世界。《奇異博士》漫畫一經推出就銷量暴漲，漫威直接把它從雙月刊變成了單月刊。到了 60 年代後期，奇異博士更是成為了美國年輕人心目中的反主流文化偶像。

而這個時期的東方，也有人正在塑造屬於東方的“超級英雄”流行文化作品——我們稱之為“武俠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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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年代的亞洲，中國內地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韓國、台灣還在民主化前夕，整個東亞只有一個叫香港的小地方，在文藝創作上能擺脱革命敍事，開始生產娛樂化、消費化的流行文化產品，給經濟騰飛下的本地居民提供娛樂消費。

以《明報》為代表的社經報紙，成為了滿足社會大眾的娛樂媒介，金庸在報紙上連載的武俠小説很快成為街頭巷尾傳閲的故事。

直到 1990 年代金庸的武俠小説才正式在大陸發行，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 80 年代就開始在內地的報紙上連載，雜誌和盜版書更是不計其數。

直接受到武俠小説衝擊的中國人是泛 80 後一代。如今的 80 後，在自媒體的敍述中成了買不起房、生不起病、上有老下有小的活韭菜，彷彿是社會中最負重前行的一羣人，但時間往回倒二三十年，那時候的 80 後是最沒有包袱的一代。

他們算是中國最早的獨生子女一代，集體主義不再是滲透進血液中的價值觀。物質生活上，他們並不像上一代人一樣餓過肚子，見識過動盪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他們生下來所揹負的枷鎖就比上一代少，也因此他們在精神上更加如飢似渴。但 8、90 年代的中國大陸依然不能給他們提供任何高效率的文化娛樂產品，於是以金庸為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在整個中國大行其道。

金庸去世後，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博士呂恆君，在某個不能提名字的香港媒體發了一篇文章《金庸武俠傳奇，一場集體無意識的文化迷夢》，其中就講到説，

“大陸民眾自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深受共產主義文學冷硬、機械、反人性的壓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學於他們來説無益於温潤的甘露，並且在敍事方面有令人慾罷不能的前衞誘惑力。”

除了文本上的吸引力，泛 80 後還在武俠小説裏驚奇地發現，人原來還能活得這麼自我。金庸筆下的武俠人物，個個敢愛敢恨，無拘無束，視外界的條條框框為無物，只有心裏信奉的道德標尺能左右自己。他們未必像西方的超級英雄那麼無所不能，也未必最後能落下圓滿的結局，但他們的所有行為都是實踐自己個人價值體系的結果，他們是自由而熱血的。

對於成長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 80 後來説，活出自我，活得多元，幾乎就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願望。

於是金庸筆下的武俠成了這一代人的超級英雄。

但對於父輩和權威，當時掌握着社會話語權的人來説，80

後這種個性和叛逆卻是不可理解的，於是“垮掉的一代”這種名號被加在他們身上。我的腦海裏至今還留存着我哥哥因為偷看金庸以及和女同學寫信被我爸痛打的畫面，這些現在看來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卻是完全不被允許的。

甚至王朔 90 年代末還曾經撰文批評過金庸，説金庸是“四大俗”，不僅在文本上算不上高雅，還為用虛幻的情節為年輕人提供了某種逃避和庇護。而他認為，以他為代表的“新北京文化圈”中人有着屬於他們自己的趣味，所謂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

但能被王朔自詡身處其中的“新北京文化圈”所代表的中國年輕人有多少呢？

流行文化之所以成為了流行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通俗。“四大俗”也好，漫畫也好，好萊塢電影也好，雖然有純粹商業化的娛樂產品，但也有嘗試把嚴肅社會主題包裝在通俗作品表皮裏的創作者。超級英雄和武俠只是載體，決定它們能多深刻地，影響多少人的是它們的價值內涵。

過去半個月金庸和斯坦李的相繼去世，社交網絡上掀起了接連的悼念風潮。可見，能在少年時代在心中埋下了“英雄是什麼”的種子這件事，對我們有多麼的重要。

04

東西方世界裏為我們構建超級英雄世界的兩位巨擘相繼離開。但仔細想想，金庸在 1972 年就寫完了 14 部武俠小説，斯坦·李也早就離開了漫畫創作一線，他們所構建的那個超級英雄的世界其實只屬於過去。

當下武俠這個題材早已經被五花八門的爽文取代，從前受眾有限的美漫，在經歷了漫威影業長達十年的電影宇宙培養後，也成了全世界都在追捧的商業 IP。

《毒液》在國內已經拿下了 15 億票房了，它扛過了“神奇動物”的衝擊，在《無名之輩》靠口碑逆襲前，《毒液》霸佔了12天的單日票房冠軍。

在漫畫原著裏，毒液原本是一個著名的反英雄，因為它寄生宿主的特性，還曾經變身超級反派。通常來説，一部“反英雄”的超級英雄電影是有機會去表達更豐富的創作母題，而非只是純粹爽片的，把諾蘭捧上神壇的“黑暗騎士三部曲“是最好的例證。

但電影從最初的 R 級調整為 PG 13，就已經釋放出了索尼哥倫比亞並不想走這個路線的信號。

上映之前，索尼哥倫比亞就把宣傳重點放在了毒液的“男友人設”上。上映後，各種宣傳物料更是直接賣腐，湯不熱和微博上都掀起了一波毒液和湯姆·哈迪賣腐的大潮，各種限制級同人畫在微博上都被廣泛傳播。毒液邪惡的反派形象也在電影裏變成了傲嬌萌寵。

從暗黑超級英雄到“萌寵+CP”，這個設定引起了很多影評人和原著粉的反感。但最終，廣大觀眾用電影票做出了投票。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女性意識覺醒的好兆頭，在《腐女“腐”男：跨國文化流動中的耽美、腐文化與男性氣質的再造》這篇文章裏，兩位學者就講到，“當代主流社會關於男性氣質的強制性規約，就是耽美所要反抗和消解的對象之一。”

但當寫故事的人去迎合消費者的審美傾向的時候，那些超級英雄凝聚精神、反映現實、追求自由的價值內涵會很容易被消解掉。

不僅《毒液》憑藉 CP 概念大獲成功，更早之前的漫威電影裏，美隊和巴基、雷神和洛基，都沒有抵擋住這種“腐“傾向的消費文化的影響，成了各種同人作品的靈感源泉。

21 世紀初索尼席捲全球的蜘蛛俠三部曲裏，還把“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作為電影的落點。但現在荷蘭弟版的年輕蜘蛛俠身上，這個曾給過美國民眾代入感的 loser 式的超級英雄，在如今 meme 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已經成了各種和鋼鐵俠父子關係調侃梗、表情包的創作素材。

甚至嚴格意義上説，這幾年上映的超級英雄電影裏，可能只有《黑豹》算是真正的超級英雄電影：近幾年美國黑人正在經歷一場對他們並不友好的社會變革，川普上任、種族割裂、民權倒退。在這個背景下，“黑豹”成為了黑人的“超人”，瓦坎達成為了黑人的烏托邦，它們共同構建成了一個符號，讓所有美國黑人把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集體精神困境投射其中。

但這樣的“真·超級英雄”，越來越少出現在大熒幕上了。

尤其在中國。如果説“超人”、“黑豹”和金庸作品誕生的社會背景裏都有民眾在當下的某種集體精神困境，那麼，回到斯坦·李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麼？如果我們無法定位我們在這個時代下的精神困境是什麼，我們恐怕就辨識不出《戰狼2》裏的冷鋒和舞台上的鄧紫棋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的超級英雄。

但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

我用盡了我的想象力思考老頭子留給我們的這個問題，得出的答案是唯一答案是：窮。

過去這些年被我們身處於低階自由氾濫、高階自由無處可尋的時代，今天的年輕人不用擔心戰爭襲來，不用擔心經濟的停滯，不用擔心文化的倒退。最近很火的**《低慾望社會》**這本書裏對日本社會和年輕人一代的描述，已經被大家發現，和今天中國的城市青年狀態其實差不太多：高房價，低生育率，高齡化；年輕人則是虛無、佛系、“人間不值得”。

精神面貌模糊不清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現實中的房價居高不下、租房市場被巨頭壟斷；貴的外賣吃不起，便宜的外賣吃了看不起病；全民在兩年時間內經歷消費升級到消費降級。窮，這可能是今天唯一困擾所有中國年輕人的事情。

而在金庸和斯坦·李相繼去世的那一週中間，有個叫王思聰的小哥，在微博用 113 個 1 萬元獎勵的名額做轉發抽獎，破了那天上午天貓用“抽錦鯉”剛剛創下的最快破百萬轉發記錄。這條抽獎微博甚至還引發出了人們對微博整個抽獎系統的全面質疑。

所以還沒有人打算以王思聰為藍本做個超級英雄電影嗎？

 部分參考文獻：

《超人外傳》格倫·韋爾登

《漫威宇宙》肖恩·豪 

《奇異博士誕生之前：歷史如何推動美式超級英雄的演變》路聰

《金庸武俠傳奇，一場集體無意識的文化迷夢》呂恆君

《腐女“腐”男：跨國文化流動中的耽美、腐文化與男性氣質的再造》徐豔蕊，楊玲

文章來源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學術趴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