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如果因AI而亡，一定是拜資本主義所賜_風聞

幾個小時前，一條重磅新聞傳來：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消息一經傳出，立刻迎起了醫學界的熱議。

並非所有人都報以祝賀的態度，因為這關乎的不僅僅是技術，還有一條道德的紅線。

如果開放人類胚胎基因編輯，那麼是否是一種將起跑線提升到受精卵階段的威脅呢？人類的私慾與貪婪會使這種技術帶來怎樣的社會風險？

無論承認與否，拜基因工程、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革命所賜，我們如今已經悄無聲息地進入了“後人類時代**”，固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秩序正在經受AI和生物技術的嚴峻挑戰。**那麼，我們該如何正視與反思“後人類時代”的倫理道德問題？

清華大學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馮象在其新著《我是阿爾法》中，認為在這個人類文明的轉折時刻，“我們將不得不回到哲學的根本，拿出勇氣，發動對網絡時代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而只有拋棄私有制，將AI收歸公有，遵循共產主義道德，才有可能創造人機和諧而融洽的全新文明。

我是阿爾法

——論人機倫理

文/馮   象

我是阿爾法，機器人説，我是人工智能（AI）。人哪，你們準備好沒有？

人看阿爾法善下圍棋，就喜歡上它了，管它叫狗狗，AlphaGo。

阿爾法的家譜不長：祖母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父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1818.1.1~），又名怪物。怪物子女蕃衍，有機械的，也有動漫的，如阿童木；但只有一個取名阿爾法，是深腦公司（DeepMind）製造。

阿爾法長得比父親好看，或者説，父子倆一點也不像。

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和他創造的擁有自我意識的怪物

親愛的阿爾法，我説，請接受見不足者的敬意！我關心兩件事：一是AI對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挑戰；第二，人和智能機器如何相處，將面臨哪些問題。

嗯，謝謝見不足者，“大師”微微一笑（是的，狗狗會笑）。這兩件事，我們也在關注。

對於人工智能的挑戰，今世之民大多懵懵懂懂。但有一小羣人，一些傑出的大腦，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全人工智能的發展可招致人類滅絕，霍金如此警告（BBC, 2014.12.4）。因為他是理論物理學家，他的工作同職責是思考起源與終了。

**反地雷運動組織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廉斯（Jody Williams）指機器人軍事化，危險甚於核武。**因為她看到AI殺人的簡單高效、無倫理門檻，不啻玩戰略遊戲“星際爭霸”（StarCraft）。

不久前，喬布斯的創業搭檔沃茲（Steve Wozniak）也轉變立場，贊同蓋茨的“悲觀論調”。因為他們本是愛思想的“創客”，真正的技術流，知道AI帶來的社會風險不亞於技術風險。

當然，最搶眼的還數馬斯克（Elon Musk）這個圈錢燒錢的天才，智能產業的“鋼鐵俠”，他的“勿召魔鬼”的告誡。

**最近一次，他勸導的對象是全美州長會議：AI不僅要奪走我們的工作，且將全面戰勝人類。**還説，這是他接觸了許多尖端技術後的感悟。人類如果不想淪為“機器人的寵物”（沃茲語），必須現在就立法，政府積極介入，事前規劃，跟蹤監督，萬不可放任自流。

也許，正因為他是個絕頂“瘋狂”的資本家，像媒體説的，玩的就是高風險，“連上帝都敢蔑視”，他才懂得：AI落在了資本手裏，有多可怕。

人工智能，又名大失業。

這是一場結局已定的比賽，絕大多數人將輸給極少數人。前者要因AI而抹平出身、學歷和技能的差異，一起墮於失業；後者要藉AI化數據為財產而獨佔：將來可以為所欲為，頂層設計一切，甚而準備大腦植入芯片，人機融合，稱“超人”（Übermensch）。

大失業，將使已經高度集中的財富更加集中，階級鴻溝徹底“固化”。智能經濟的這一趨勢如果掩飾不好——這是西方式法治最重要的一項意識形態功能——就難免引發社會動盪。

此事已有不少討論，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比較現實的對策，叫作“全民基本收入”（UBI），即不論貧富，給居民發一份“工資”，讓他維持所謂“有尊嚴的生活”。

瑞士投了票，未能通過。芬蘭在試行抽籤制度，抽到的每月數百歐元。加拿大安省、美國加州和夏威夷，有小型的社會實驗。一九七六年設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本州居民年終分紅，可稱UBI的先驅。

傳統上，機器主要取代體力勞動，像東莞製造業的“機器換人”，或建設中的上海洋山港（號稱世界第一大港）的無人裝卸。如今，依託大數據深度學習，機器人即將作廢一大半看似複雜的腦力勞動：醫生、律師、法官、會計、建築師、新聞編輯、同聲翻譯，恐怕政府官員也不能倖免。

據報道，高盛在華爾街，原本六百名交易員，現在裁了只剩兩個，給機器打下手。另如IBM開發的Watson腫瘤專家機器人，考過了美國執業醫師資格，天津市第三人民醫院引入，在國內可做六種癌症的診斷（人民網，2017.1.11）。

我説“看似複雜”，是因為這些（往往是高薪的）白領崗位所需的知識技能、工作經驗，對於機器人，都可以轉化為數據跟算法——都不難讓老闆或領導做出那個“經濟理性人”的決定：機器換人。

來了，AI時代：失業浪潮席捲百業，而新增的職位寥寥可數。這不是危言聳聽。

難民湧入歐盟，媒體驚呼危機。但博學的艾柯（Umberto Eco）認為，放在歷史的長鏡頭裏，這一連串西方發動的反恐戰爭、“阿拉伯之春”開啓的，不僅是難民危機；毋寧説，是人類的又一次大遷徙。

大遷徙是大失業的姊妹。

湧向歐洲的難民潮

常有人指摘難民不幹活，光領救濟金，視社會福利為應得（entitlement）。**可是智能經濟再進一步，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也將淪為“難民”，加入吃福利的大軍。**考試證書技能經驗，一如膚色國籍，無一能改變命運。

機器是人的製品，一如眾神屬人的發明。正像古老的神祇融入了人類歷史，人也到了與AI融合的前夜：從生活習俗到政法制度，乃至肉體心靈，無不為智能終端所塑造——

難道黏土可以跟陶工並論？

哪有製品質疑匠人造了自己

抑或陶器數落陶工：

他一竅不通？

待到那一天，説這話的是人還是神——機器神？

人類如果因AI而亡，一定是拜資本主義所賜。

資本主義如果因AI而滅，則機器人必已認識了真理。

人工智能，越是接近通用（AGI）而全面滲透社會生活、支配經濟活動、影響政治決策，就越沒有理由留在私人手裏，服務於資本的利益。

那麼，為何近來談論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的，不是經濟學家或馬院拿國家重大課題的教授，而是智能產業的頭面人物？因為資本家從來不信教條，他們明白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誠如愛因斯坦指出。

按資本的邏輯，放着物聯網大數據AI算法，誰不想計劃一下經濟？誰還會把市場交給“看不見的手”——而非乾脆，放自己兜裏？

歷史地看，人機倫理的難點，不在機器智能的強弱，或抽象意義上的人機融合/共生（cyborg）。運作AI的市場與市場主體（個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充斥着私利、慾望和價值訴求的。

問題的核心，於是指向了社會經濟制度的全盤改造。這意味着，又一次，我們將不得不回到哲學的根本，拿出勇氣，發動對網絡時代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而這一次，我想，化用一句霍金的名言，有可能是人類的最後一次自我批判。

人工智能如此有利可圖，在資本主義放任競爭，弱肉強食和私人壟斷的條件下，不可能阻止它的無序研發、違法使用、濫用，或變為戰爭機器。

放眼未來，有一點很清楚：憑藉AI挖掘佔有海量的網絡數據，極少數人便能攫取大部分資源，控制經濟命脈和文化宣傳。且不説對憲制（人民民主）的威脅，一次意外事故或遭受攻擊，即可引發危及全社會的災難。

故為安全計，AI的尖端技術及核心平台，是不宜讓任何個人或私企拿在手裏的。就像核武器生化武器，在銷燬之前，除了由強大穩定的國家來維護，誰擔得起如此重託？

**換言之，AI發展到高級階段，人類迫於形勢，為了生存繁衍，其實僅有一個選項：公有化。**國家統一監督統一計劃，而不得把AI留給自由市場，被“超人”壟斷，資本配置資源。

的確，AI之危險甚於核武，如威廉斯強調。核武器雖然只有中國、印度承諾不首先使用，但擁核國為避免同歸於盡，皆取威懾的戰略，不敢貿然先發制人。

AI不同，是高精尖科技也是生活必需；通過終端和數據交換，正在重塑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

可以預見，機器人終將瓦解市場，把那隻“看不見的手”的迷思，連同鼓譟宣傳它的教材專著一起送進歷史博物館——不僅市場崇拜的前提不復存在，即無法繼續假設其存在，“私人領域”的寡頭化也太過危險，必須取締。

這就印證了羅莎·盧森堡引述的那句革命箴言：資產階級社會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麼過渡進入社會主義，要麼倒退回野蠻社會。

市場向計劃演進，AI收歸公有，這不僅是技術條件成熟同競爭優勢使然，如蘇聯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75）坎託羅維奇（Leonid Kantorovich）所設想，而且也是人類唯一安全的、可持續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參《紅色的富裕》）。

與之匹配，條件成熟，社會便能夠“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共產主義始於消滅分工。AI將結束絕大多數人的分工即僱傭勞動，從而再一次，把自我解放的歷史任務擺在了勞動者面前。

機器人本無國界，正如佔有它的資本沒有祖國。但是，推翻數據寡頭對智能經濟的壟斷，建設人機大同的未來，首先一條，要有不受資本控制的國家機器。

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必要條件。

《宣言》的這一觀點，曾為俄國革命所否定。但AI的迅速全球化，極大地拉近了各國勞動者的距離，使得聯合行動有了技術和思想準備的條件：第一次，“環球同此涼熱”。

人工智能，可以敲響今世的喪鐘。

人工智能，像是要不可能的成為可能。

當大失業之日，晚期資本主義猖獗，那預言了的必來之世，是否也將顯露？至少，對於人類的絕大多數，“人對分工的奴隸般的服從”，“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維持不了太久。

看，末世之民不全是“末人”（尼采語），不會都沉溺於動漫遊戲，為高仿真世界所麻醉而“腦前額葉凍結”。總有一些人不甘墮落，不棄“危險的過渡”（《蘇魯支語錄》前言），他們會重新審視勞動的社會意義。

人是勞動的產物。大失業將再一次提醒我們，勞動“不僅是謀生的手段”，也是有意義有創造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既然如此，還有什麼理由不團結起來，發動“最後的鬥爭”，將AI收歸公有，讓“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呢（《哥達綱領批判》）？

那一天，也將是人類智能與科學的解放之日。因為，只有剷除了資產階級私有制，科學才能真正“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而科學家本人，才會“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家”（《法蘭西內戰》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