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宿命，我更相信自己”| 什麼樣的人能獲得創傷後的成長？_風聞

當我們談起“創傷”這個詞時，我們容易聯想到的是它給個體發展帶來的各種不良的影響。

然而，近年來心理學家在針對各類創傷事件的研究中發現，有一部分經歷過長期的虐待、絕症、至親離世、戰爭、恐怖襲擊等創傷事件的人們，反而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積極的個人成長。這些人被稱呼為**“倖存者”。**

倖存者這個詞，一方面代表他們經歷了負面的人生體驗，同時更是一種力量的體現——這個詞強調了“他們有力量度過了那些負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 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 “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創傷後成長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戰性的生命境遇抗爭之後，所經歷的積極的心理變化：**在創傷後，個體發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適應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識。

不是每一個經歷過創傷的人，都會發生“創傷後成長”，那麼，是什麼讓一些人發生了這樣的創傷後成長呢？它是如何發生的呢？

在聊創傷後成長之前，我們需要首先了解，我們所説的創傷是什麼意思。

根據APA(1994)的定義，創傷性的事件是指**與（實際的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暴露在這樣的事件中會使人感到害怕、恐怖、無助的情緒。

Tedeschi(2012)認為，能夠引發創傷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徵：a. 事件的發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尋常的；b. 通常包含身體上的傷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脅；會使人產生失控的感覺。在****一些特定人生階段的發生的創傷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比如童年及20歲前後。

然而，研究者卻在一些倖存者身上發現，**在與創傷性事件抗爭的過程中，儘管痛苦仍未消失，但****他們也經歷了一些新的、積極的心理變化。**比如，針對被關押在越南監獄長達8年的前戰犯的研究中驚訝地發現，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被釋放後，都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積極的個人成長。而且，那些經歷最惡劣處境——反覆的折磨、飢餓和肉體傷害的人，積極的成長會比他人更顯著 (Fretwell, 2013)。

Calhoun稱，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約有35-75%的倖存者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創傷後成長(Kushner, 2016)。

這種成長是如何發生的，它是創傷的直接結果嗎？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2004)認為，儘管名為“創傷後成長”，但在其中，**促成成長最關鍵的因素並不是創傷本身，而是倖存（surviving）的過程——是嘗試與創傷抗爭、最終倖存下來的過程，決定了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長。**儘管我們很少有人會有意識地、系統性地嘗試給創傷賦予意義，或者從中尋找創傷的好處，但當我們做出努力時，這種成長是真實存在的。

在每個經歷創傷的個體身上，**創傷帶來的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都是並存的。**只不過在每個人身上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夠不斷通過“倖存”的過程，克服負面影響，讓自己產生更多的正面影響。從這個角度説，創傷後成長既是一種過程，也是這個過程所產生的結果。

在我們的臨牀工作中，也曾見到過一些令人驚歎的“倖存者”。他們中有的人曾在童年遭受過父母的嚴重的虐待，有的有過給身體上極大痛苦的疾病抗爭多年的經歷，還有的曾經置身於一段充滿了傷害與不安的關係。但在和他們的接觸中，你不僅很難察覺這些創傷留下的疤痕，他們甚至顯得比一般人更加堅強和明亮。

* 當我們與創傷性事件抗爭時，可能會獲得以下3個方面的成長（Tedeschi & Calhoun, 1996）：

1. 自我的改變

不知道經受過創傷的你，是否曾經這樣想過：“再壞的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了，還有什麼事是我不能應對的呢？” 

在憑藉努力度過創傷後，我們都會發現：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強大。研究發現，應對和處理創傷的經歷，讓倖存者們更加能夠自我依靠，獲得自我效能感和價值感的提升，改變了一些對自己的看法。

他們對自己應對困境能力的自我評估會提高，而且也會更相信自己在未來遇到困難時會有能力去處理(Tedeschi, 1996)。這是因為我們會把自己在一次艱難情境中的倖存過程，更廣泛地加以總結和推論。

2. 與他人關係的改變

針對重病新生兒的母親、以及失去父母的個體的研究發現，有60%的人都認為自己從這個過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報告説，這段經歷使得她們的家庭關係更加親密 (Affleck, 1985)。這是因為，創傷經歷使他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係有多重要，以及喪失親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麼迅速的事情，從而更珍惜和他人的關係(Malinak, 1979)。

**一部分被父母忽視、虐待過的孩子，也會對家庭以外給予了自己愛的人（朋友、老師、戀人）等，有着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這種珍惜會讓他們擁有更緊密的關係。

此外，**創傷也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找到曾經被忽視的社會支持系統。受到創傷時，我們願意自我暴露的程度會比以前更多，這種自我暴露則能夠使我們尋找到合適的社會支持。當得到了回應時，我們會明白當自己處於困難中時是可以依靠他人的，****願意接受他人的幫助。**在被強姦的女性的報告中，有25%的人都説因為受傷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遠的家人增進了關係(Burt, 1987)。

同時，**我們也會因為自己體會過痛苦，而對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們因此變成一個更有關懷的人。**這一點也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關係。

3. 人生哲學的改變

除了對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變，和創傷抗爭的過程還會改變我們對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現出了這樣的變化：她們開始對人生的優先級進行調整，對自己該重視什麼有了新的判斷，比如，會更欣賞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活得更輕鬆，更享受生活(Taylor, 1984)。

從長期來看，與創傷鬥爭的過程最終增強了倖存者們的精神信仰，使他們人生的意義感增強。他們會獲得情感上的釋然，並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學，比如，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會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而這並沒有什麼(Aldwin, 1994)。

關於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創傷後成長模型（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如圖所示，創傷後成長的發生軌跡往往是這樣的：

來源：A Model of Posttraumatic Growth(Tedeschi, 2004). 漢化/隋真

1. 首先，當個體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會在三個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戰：

**· 在管理悲痛情緒上的挑戰，**即如何控制和處理自己的極端負面情緒；

**· 在人生圖式、信念、目標上的挑戰，**即如何處理自己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的懷疑，建立起新的、更高級的價值觀和目標；（當創傷讓你懷疑人生，你還得想辦法重新樹立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 

**· 在生活敍事上的挑戰：**如何擺脱痛苦的敍事，建立起新的敍事方法。**敍事，即我們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們關注了什麼，如何解讀細節，不僅展示了我們（已經）是怎樣的人，也同時塑造着我們將成為怎樣的人。**對創傷的敍事，對象可能是他人，也可能是自己，但都會逼迫我們去直面創傷事件，直面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2. 大多數的個體會進入反覆的思考，即沉思（rumination）。**一開始，沉思大多還是無意的（automatic）、侵入性的（intrusive），**這些思緒會自動進入我們的腦海，使我們不由自主地反覆進行和創傷相關的思考。

在沉思的過程中，有一部分人能夠自己減輕悲痛的情緒，**對被動的沉思過程進行管理，****進入主動、有意的沉思。還有一部分人，則會去外界尋求支持。他們會通過溝通、祈禱等方式來對他人進行自我暴露，並從其他榜樣人物（比如心理諮詢師）**那裏獲得關於如何認知、如何處理的模範學習和支持，獲得生活敍事的新視角，從而進入主動的沉思。

3. 進入有意的沉思後，個體就能逐步改變認知圖式（即你認識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敍事方式，進行新的意義發現，從而獲得創傷後成長，並獲得人生智慧。獲得人生智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會使我們**“不斷地平衡反思與行動，衡量已知與未知，更能夠接受人生的種種矛盾之處，以更開放的心態去理解與人類存在相關的基本問題”。**

Zoellner(2006)認為，在“創傷後成長模型”中包含着幾個重要的認知策略，他們對創傷後成長有着重要的推動作用。

· 積極的認知重評

（Posi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積極的認知重評，指的是用一種更積極的方式去理解產生負性情緒的事件。它是一種“先行關注”的情緒調節策略，即不要等到對情緒做出反應，而是在產生和接收情緒的當時，就對情緒進行重新解釋。

認知重評是讓倖存者感到強大、能夠控制和管理艱難情境的最有效策略(Castro, 2016)。

**認知重評的過程包括：**當我們遇到一件讓自己感受到負面情緒的事件時，先試着識別自己的負面情緒，給他們打標籤，比如“我開始有憤怒的情緒了”或者“我感到很焦慮”。然後，系統地重新分析這件事對我們個人產生的影響，以新的、樂觀的方式去敍述和評價創傷，分析它對我們現在和今後的人生的積極意義。

· 有意的沉思（deliberate rumination）：

對於創傷後成長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對於意義尋求、問題解決、回憶和期待的反覆思考”(Martin, 1996)。如前文所説，經歷創傷事件後，我們往往會先進入無意的沉思，再進入有意的、建設性的沉思。當有意沉思和積極重評相繼發生的時候，創傷後成長的程度最高。

· 接受式應對（acceptance coping）：

在對9·11創傷人羣的研究中，使用“接受應對”策略，即在應對創傷時，平靜地接受已經發生的創傷事件，接受不能改變的事情，是能夠促進創傷後成長的一項重要策略 (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採用防禦性應對，即對災難性事件表現出否認、憤怒，則不利於個體積極的成長。

· 追求意義感

2013年發表於PNAS的研究發現，**快樂感和意義感往往並不重疊，快樂感往往更注重當下和利己，意義感則更長遠和利他；**並不是快樂感高的人意義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那些報告負面事件和痛苦掙扎（快樂感較少）的個體，人生的意義感更強，他們需要意義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維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獲得更長遠的、更宏大的人生獎賞。

研究也證明，如果一個人的意義感比較強，他們可能會更好地獲得創傷後成長。在針對創傷人羣的研究中發現，如果**個體具有較強的意義感（**覺得世界是有意義的，正面和負面的經歷都是有意義的，並願意去追求意義），那麼他們就會更好地獲得創傷性成長(Zoellner, 2006)。

科胡特曾經説，“我印象中最具創造性的生命，是那些儘管在早期遭遇了深切的創傷，但（通過各種途徑）能夠找到朝向內在完整性的方法，從而獲得新結構的個體。” 這也符合我們自己做臨牀工作、以及在KY觀察到的現實。

還有人説，曾經經歷過的創傷會形成一道傷疤。這可能是真的，但一道傷疤，同時也是一枚勳章。它提醒着你曾經有過的抗爭、取得的勝利。

對於有些人，活着的感覺，像一座山峯連着一座山峯，一場戰役連着一場戰役。似乎比一般人更難，有時覺得看不到盡頭和希望。但如果你停下來看看自己，你會發現這些攀登和戰鬥的結果，已經在你身上留下了“好的結果”，而你也因此長出了一身屬於你自己的鎧甲。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