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自由派媒體意識形態宣傳的慣用伎倆_風聞

近期，觀察者網、察網中國、烏有之鄉、紅歌會網等媒體都在討論郭沫若被抹黑的問題，相關文章見仁見智、不一而足。郭沫若不僅是文豪、大師，還曾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作為政治人物，我們更應從政治上分析原因，而不是侷限於闢謠。郭沫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走向低潮時，毅然拒絕蔣介石拉攏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還成為毛澤東的好友，正因為他跟蔣介石分道揚鑣而與毛澤東和共產黨關係親密，才被自由派媒體和文人肆意作踐，其目的是醜化毛澤東和共產黨，否定現政權的合法性，為美國和平演變和改旗易幟服務。

郭沫若的遭遇並非特例。目前，隨着教育、文化、出版、法律等領域撥亂反正，公開反共反華的成本越來越高，自由派媒體和文人便採取迂迴戰術，通過“吹捧特定人物、炒作歷史事件、編造政治神話”等方法進行“反共反華親美親西方”宣傳。

一、醜化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偉大領導人，對黨、國家、軍隊始終有特殊意義，推倒了他，黨、國家、軍隊就會失去道德制高點，黨將慘遭抹黑，軍隊將一盤散沙，國家將分崩離析。美國通過醜化列寧、斯大林打倒了蘇聯，如今又將矛頭對準毛澤東。因此，當下許多書籍媒體尤其是網絡，貶低醜化毛澤東的資料特別豐富，而且相互印證，讓人真假難辨。

如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影響深遠，連“小諸葛”白崇禧都深感佩服，就有人編造蔣百里寫“持久戰”的神話；毛澤東領導抗美援朝打出國威軍威，振奮了民族精神，提高了華人地位，就有人編造毛澤東上斯大林當的傳言，既貶低了毛澤東，又挑撥了中蘇（俄）關係；毛澤東援越抗美大幅改善國家的安全環境，就有人編造越南用中國援助大米做沙包的謠言，似乎大米比砂石做沙包更管用；毛澤東領導新中國衝破美國和西方重重阻力，恢復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極大提高中國的政治地位，就有人編造他不顧國情、大肆外援的謠言，並拿越南、阿爾巴尼亞兩個“白眼狼”説事，殊不知當年就是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向聯大提出恢復中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議案，中國與兩國關係惡化是在主席逝世後，跟主席關係不大，按照這些人的邏輯，美國也武裝過本·拉登、薩達姆和伊朗，後來反目成仇，他們為何不罵美國？毛澤東援柬抗美，觸犯美國利益，就有人編造“西努哈克親王一頓飯吃掉108只雞”的謠言。

要貶低醜化毛澤東，就必須抹黑毛澤東時代，抹黑與他關係密切的人或事。因此，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代被描述成“極左”、“動亂”、“閉關鎖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還有學者説“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是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建國後前十五年的偉大成就有目共睹、不容貶低，可即便文革十年，中國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人口增長近2億，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第六大工業國；1966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並取得初步效果，人口增長率由1965年的2.8%下降到1977年的1.32%；與包括日本、西德在內的64個國家建交，建交國家達到110多個，恢復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成為中美蘇大三角戰略關係中獨立一極；科技人員由250萬增加到500萬，湧現出導彈、氫彈、核潛艇、運10飛機、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造地球衞星、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等一大批科技成果，打贏珍寶島之戰和西沙海戰兩場戰爭；外貿迅速發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出口額為58.2億美元、69.49億美元、72.64億美元，分別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其中1975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147.51億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

有人借1973年我國外匯儲備為 -0.81億美元、1974年為0 億美元來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外貿成就，但真實情況是毛澤東認為外匯不是真正的財富，只有使用才能體現財富價值，而且儲備過多，易被歐美及盟國經濟綁架，因此，外匯儲備奉行“既不能沒有，又不可多有”的戰略，1973年、1974年拿出大量外匯購買200多噸黃金（一説600噸），1976年雖然外匯儲備僅12.55億美元，但黃金儲備仍有360多噸。

還有媒體通過拔高几個文人學者貶低毛澤東，將這些人包裝成“真理在手、為民請命”的英雄，似乎博古通今、閲歷豐富的一代偉人，其學識、見識、胸襟不如幾個學究。在網絡甚至某些央媒黨媒上，抹黑醜化毛澤東似乎成為輿論潛規則，只要是錯事醜事，主角幾乎全是毛澤東，其他領導人都是“偉光正”，肯定他的文章卻不多見，即便有，也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讓人只關注錯誤而忽視功績。

二、否定共產黨

為否定中國共產黨，有人打着“反思”的旗號，以偏概全、上綱上線，肆意誇大黨的失誤和歷史陰暗面，名為反思，實則損害黨的權威、否定黨的領導，這股餘毒至今仍貽害無窮。

學校尤其是高校甚至少數黨校也成了某些反共分子的庇護所。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幷包、思想自由”成了高校自由渙散、一心傳播反共反華親美親西方思想的藉口，被開除的北大教授夏業良、廈門大學教授周運中、研究生田佳良僅是少數，許多高校仍藏有反共分子。

既要反共，就必須淡化“中共文化”、“紅色文化”，俗稱“褪紅”，對此，出版界不甘落後。如2009版修訂版《辭海》取消了“共產主義世界觀、共產主義人生觀、嘉興南湖革命紀念船、志願軍、人民軍隊、人民武裝、革命根據地、賣國賊、關税自主、包身工、合作社、貧民窟”等詞條，毛澤東早已不再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2012年新修訂的《現代漢語詞典》不再收錄“中國共產黨、新中國、三大政策、三一八慘案、三次反共高潮、三大法寶、三大作風、三大紀律、三大民主、三灣改編、三個世界”等詞目，反而收錄了“中華民國、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等詞目。《辭海》主編夏徵農曾公開表示，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時達成過協議，合編辭書的修改原則是“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和“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修改，把美方“不接受”的內容、詞彙刪除，此後《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

有些體制內人士，尤其是文藝界、影視界，嘴裏喊着“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創造的、演出的卻是否定、抹黑共產黨的作品。在他們眼中，共產黨的政策、幹部一無是處或好處不多，而蔣軍、地主、買辦以及夫人、公子、小姐甚至某些土匪卻温情脈脈，成了救苦救難的菩薩。遺憾的是，這些作品往往能贏得大獎並被媒體熱捧。

還有人借歷史問題抹黑列寧、斯大林、卡斯特羅等共產黨領導人，其方法要麼將其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並論，要麼編造傳播政治謠言，要麼宣揚其嗜殺成性、專制獨裁，動輒扣以“獨裁、暴君、劊子手”的帽子，對功績一概抹殺，對錯誤無限誇大，而對甘地、曼德拉、戈爾巴喬夫等被西方洗腦，讓國家走向分裂、混亂、衰弱的政客卻無限拔高、極力美化。如曼德拉去世時，許多網站將顏色拉灰以示紀念，“慈愛、樂觀、堅強、寬容”等溢美之詞不絕於耳；臭名遠揚的反共反華政客李光耀去世時，自由派媒體一片哀嚎，溜鬚拍馬之聲此起彼伏，不知戈爾巴喬夫去世時，自由派媒體如何表演。

三、美化蔣介石

醜化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必然要美化蔣介石和國民黨。近年來，自由派媒體罔顧蔣介石與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1932年）、“塘沽協定”（1933年）、“秦土協定”（1935年）、“何梅協定”（1935年）等賣國條約，包庇日本侵華頭子岡村寧次，扒開黃河大堤造成100多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抗戰全面爆發後的1938年12月還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1941年12月才根據美國要求對日宣戰等事實，公然將他包裝成抗戰英雄，編造出“劉文典腳踢蔣介石”、“國軍八百將士投黃河”等神話，就連軍方某理論宣傳標兵也為他大唱讚歌。只要事關國民黨所謂“抗戰老兵”，某些媒體就像打了雞血，一齊上陣、輪番炒作，卻不見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英雄，更不見宣傳抗美援朝、對印自衞反擊戰、珍寶島之戰的戰鬥英雄，致使“遠征軍隨處可見，志願軍無影無蹤”。

由於蔣介石受到吹捧，他的老婆宋美齡也被戴上“空軍之母”的高帽，還有馬屁文人獻媚，稱她“優雅、高貴、智慧”。可就是這個優雅、高貴的女人，愚蠢地認為軍機隨時可買，將民國政府購買軍機的錢放到銀行吃利息牟利，抗戰全面爆發後，美英法等列強以“中立”為名禁止對華軍售，導致民國政府“無機可買”，無數中國軍民死於日軍的狂轟濫炸之下，整個國家都為這個女人的愚蠢自私付出慘痛代價；同樣是這個優雅、高貴的女人，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際，竟優雅地用牛奶洗浴，1942年訪美乞求外援時還不忘每天更換一條絲綢牀單，敗退台灣後曾喪盡天良地祈求美國用核武器轟炸大陸同胞。

蔣介石崇拜的曾國藩和王陽明如今也被捧為“聖人”，編造所謂 “立業不讀曾國藩，閲盡詩書也枉然”、“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等段子。王陽明是否是聖人不得而知，但曾國藩絕非善類，此人好話説盡，壞事做絕，早在湖南興辦團練時，就提出：地方官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等；“曾剃頭”、“曾屠夫”等外號不是太平軍起的，而是湖南老鄉起的；鎮壓太平軍時，在安慶、九江、寧國、天京等地製造數起屠城悲劇，曾國荃曾致信表示“殺人太多，害怕報應”，他卻喪心病狂地回覆：“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侮之理”。曾國藩對羣眾有副蛇蠍心腸，對洋人卻奴性十足。如在處理天津教案時，明知洋教士為非作歹在先，民眾奮起反抗在後，卻處死20位村民、流放25人、查辦3名為民伸冤的地方官。有人説毛澤東也崇拜曾國藩，還拿出他1917年寫的“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該文由於年代久遠無從考證，但從他對曾國藩的公開評價看純屬造謠。

蔣介石的愛將張靈甫同樣成了媒體寵兒。此人殺妻反共、手段殘忍，對山東解放區軍民犯下累累罪行。如此罪惡滔天的反共分子，僅僅因為在抗戰中打了幾仗，便被自由派媒體反覆炒作。事實上，若論戰功，國民黨內的李宗仁、鄭洞國、薛嶽、衞立煌、王耀武等都比張靈甫功勳卓著，可這些人要麼被解放軍俘虜，要麼投奔共產黨，要麼與蔣介石關係不睦，只有張靈甫執迷不悟“殺身成仁”，於是，自由派媒體、文人出於“捧蔣反共”的政治需要反覆吹捧，而另一個抗日英雄馮玉祥，卻因為同情支持共產黨，與蔣介石不和，像郭沫若一樣，被自由派媒體和漢奸文人反覆抹黑。

四、拔高民國大師

為吹捧蔣介石，否定新中國的教育和科學文化成就，某些人又杜撰出“民國大師”的神話。民國大師中確有幾個能人，但多數名不副實，且以文人居多，少有科學家、工程師，這是因為民國時代，美、蘇、德、英等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技術創新碩果累累，中國卻止步不前、少有建樹，在理工領域吹牛容易露餡，只能在缺乏可比性的人文領域造神。更重要的是，吹捧民國大師有利於營造反共氛圍，因為這些人多數反共，而擁護共產黨的大師很難跨入“民國大師”行列，即便有幸作為陪襯列為“民國大師”，自由派媒體也對其不感興趣。

如被譽為“中國教育家”、提出“兼容幷包”的蔡元培，其身份不僅是北大校長，還是國民黨中央執委，曾任監察部長、司法部長、教育總長等職，誣衊“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發起“護黨救國運動”並親任主席，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先鋒；胡適曾在抗戰初期組織“低調俱樂部”，兜售“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抵抗必亡”等漢奸言論，提議承認“滿洲國”、放棄東三省，被參謀總長程潛斥為“漢奸”，他還主張“戡亂到底”、“焦土政策”，增派日兵共同“反共”，被共產黨批為“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梁啓超宣稱共產主義為“死路”,説走這一條路“國家便沒有希望”；王國維對共產黨沒有好感，曾嘆息“赤化之禍，旦夕不測”；章太炎曾擔任反赤救國大聯合會理事長，叫囂“反對赤化”；被公知捧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其實是蔣介石心腹愛將，擔任校長前是北伐軍少將參議，到任後力推“黨化教育”，大肆抓捕共產黨員，因倒行逆施釀成“驅羅風潮”被迫辭職；傅斯年頑固反共，是蔣介石忠實信徒；被捧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雖然公知撒謊説他一貫維持“中間立場”，但實際上他不僅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是中央委員，後追隨蔣介石跑到台灣，他對共產黨的態度可想而知；“能用外語進行創作併為英語世界認可”的林語堂曾揚言“對法西斯蒂和共產黨沒有好感”；錢穆則是蔣介石推崇的歷史學家和御用文人，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聲稱“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是蔣氏政權的忠誠擁護者，被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三個反動文人之一（胡適、錢穆、傅斯年）；張愛玲在國民黨時期就被定為文化漢奸，日據時期和上海的日本政要池田紀篤結交，出入大漢奸周佛海家門，還參加一些親日性質的文化活動，急切投入大漢奸胡蘭成的懷抱，1952年在美國新聞處安排下寫下《秧歌》、《赤地之戀》等反共作品；陳寅恪解放後還公開宣稱“不宗奉馬列”等。

五、為地主漢奸翻案

為徹底否定共產黨，某些人正肆無忌憚地為被共產黨打倒的地主漢奸翻案。在他們眼裏，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胡漢三、南霸天等地主惡霸都是白手起家、勤勞致富、文明和善、樂善好施的鄉賢，楊白勞等才是愚昧無知、好吃懶做的地痞無賴。這些人也許忘了，劉文彩雖建立文采中學，但大斗出小鬥進，將貧苦農民盤剝得傾家蕩產；黃世仁家中雖高懸“忠孝傳家”匾額，卻逼死楊白勞霸佔喜兒，這與四川“首善”劉漢、山西柳林首富陳鴻志比較相似，雖然二人都曾大搞慈善博取名聲，其善舉還被包括央媒在內的眾多媒體報道，但難掩黑社會頭子的罪惡面目。因此，即便黃世仁、劉文彩等做過善事，但其盤剝羣眾、為害一方的罪惡行徑罄竹難書，難以漂白，也不容漂白！

也有人為漢奸秦檜、汪精衞翻案，主張讓“秦檜站起來”，説汪精衞是“民族英雄”，只因二人早已身敗名裂，翻案不得人心，影響並不惡劣，但媒體和部分影視劇為李鴻章翻案確實頗具迷惑性。

李鴻章是典型的買辦、貪官、漢奸，他收受俄羅斯賄賂簽訂賣國條約；借洋務運動貪污腐化、中飽私囊，掏空滿清政府，加速了滿清覆滅進程；在鎮南關大捷後與法國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在八國聯軍入侵之際，與袁世凱、張之洞、盛宣懷等暗中與侵略者媾和，策劃“東南互保”，妄圖自立為總統；還在日本、德國置辦大量產業，正因為他有把柄被日本攥着，所以才被日本點名參加《馬關條約》談判。對如此禍國殃民的奸佞之徒，自由派媒體推出《李鴻章:一個心理素質超強的人》、《李鴻章最隱秘的幾段軼事》等文章和“少年不識李鴻章，如今方知真中堂”、“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等段子，將他塑造成“晚晴重臣、晚晴名臣”和忍辱負重、獨撐危局的聖賢，對其貪腐賣國之舉僅以“倍受爭議”搪塞，而收復新疆、功在社稷的左宗棠卻很少提及，李鴻章對手翁同龢同樣被百般醜化。

既然為漢奸翻案，愛國主義當然要被醜化。古今中外，愛國主義都是國家和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的悲慘現狀更能讓人深刻理解愛國主義的現實意義。但在自由派媒體和文人那裏，劉胡蘭、雷鋒、黃繼光、狼牙山五壯士等英雄是虛假典型，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成了另類，愛國成了“賊”，愛國言行常被污衊為“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他們要求別人“理性”愛國，但究竟何謂“理性”，他們自己都説不清。也許在他們心中，對西方隨意侮辱侵犯中國麻木不仁、無動於衷，就是所謂“理性”愛國。

地主漢奸站起來了，窮苦農民當然得趴下去。多年來，某些人以解讀歷史為名大肆污衊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民運動，炒作農民愚昧、狹隘、自私、殘暴、嗜殺，某教授還把八國聯軍侵華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卻絕口不提滿清和洋人慘無人道的盤剝欺壓。這些人之所以對太平軍、義和團恨之入骨，就是因為窮苦農民是反抗西方侵略的主力軍，如太平軍曾大敗英法美等侵略者組織的洋槍隊，擊斃其頭目美國人華爾；義和團的英勇抵抗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陰謀，八國聯軍頭頭瓦德西曾致信美國總統：“義和團運動已經證明了中國是一個不會屈服於外來勢力的民族”，並建議“採取以中國代理人來統治和掠奪中國的手段”，這就是美國開辦清華學堂的直接原因。美國利用敲詐中國人的錢開辦清華學堂培養“帶路黨”和“代理人”，但在自由派媒體和公知眼中卻成了對中國的恩賜和“中美友好”的見證。

八、吹捧西化派分子

出於反共反華需要，很多自由派媒體不擇手段地吹捧西方和西化派分子。如日本曾有7位領導人因貪腐而下台，媒體卻説這體現了“民主制度”的優越性，稱讚日本是最清廉的國家，可如果中國有貪官被抓，他們就會批評貪腐成風、民主缺失；美國實行政治募捐制，總統履新後會根據捐款數額授予官位、給予好處，這被媒體看做天經地義，可如果發生在中國，就會被批評制度出了問題；某些媒體推出的視頻、人物、微博、微信多以反共反華和鼓吹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內容為主，即便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也會安排自由派官員或公知拋頭露面，以增加曝光率、擴大知名度。

許多西化派分子劣跡斑斑，但仍被媒體吹捧，如鼓吹“中國應主動向美投降”的朱某、“中國必須懲罰朝鮮博得美日諒解、必須銷燬核武裝取信美國”的時某、“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的龐某、“被共產主義欺騙十幾年”的任某、“改革的目標是歐美模式”的吳某等，這些人長期販賣反動言論、錯誤言論，雖被廣泛質疑、批評，卻依然是媒體寵兒；又如反共學者袁某飛、石某鵬雖已受到處理，但因為兩人大搞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醜化社會主義制度，受到網絡追捧，其講課視頻被許多網站推薦；還有台灣偽文化部長龍某台，因為反共親美搞台獨，深得自由派媒體喜愛，微信、微博、網站等媒體平台常讓她跳出來煲點雞湯，教育孩子、引導青年。近期，臭名昭著的李某復、人大教授張某等日趨活躍，網絡輿論似有惡化趨勢。

很多財經類書刊和媒體的財經欄目，幾乎全被西化派分子佔領，妖魔化國企、鼓吹華盛頓共識及引導中國經濟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牟利是其主要導向。

七、為美國服務

某些媒體早已淪為美國喉舌。如為挑撥中俄關系、防止中俄聯手反抗美國霸權，媒體長年累月炒作中俄領土爭端、俄羅斯不想中國贏、俄羅斯對華軍售留一手、俄羅斯支持印越等國抗衡中國等議題，全然不顧俄羅斯（蘇聯）曾長期支持中國抗戰，使中國度過了最艱難的抗戰時期；曾對華援助156個項目，提供大量技術支援，使新中國在短短5年內就由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初具規模的工業國；曾對華大規模出口飛機、軍艦等武器。而美國長期支持台獨、藏獨、疆獨、港獨等分裂勢力，是全球反華勢力的總後台；抗戰前期支持日本對華侵略，在中國最需要進口武器時，藉口“中立”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卻對日本輸出鋼鐵、石油、煤炭、棉花等戰略物資，導致日美貿易額短短三年增長一倍；直到1943年12月才廢除《排華法案》；至今仍對中國實行高科技和武器禁運，對中國投資設置重重障礙，與中國打貿易戰，鼓動周邊國家反華，是中國最現實、最致命的威脅。多年來，某些人將美國“援華抗日”視為恩典念念不忘，通過《金陵十三釵》等影視作品和誇大“飛虎隊”戰績將美國塑造成正義化身，唯獨忘記蘇聯抗戰時對中國援助的985架飛機、1300多門大炮、14000多挺機關槍和2050輛卡車及其他物資裝備，236名蘇聯飛行員為中國抗戰獻出生命，忘記美國曾是日本侵華的幫兇和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遺憾的是，這股抹黑俄羅斯、吹捧美國的勢力目前依然猖獗。

為抹黑朝鮮、挑撥中朝關係，某些媒體長期轉載、傳播美日韓等朝鮮敵國媒體的消息，如中國援朝總額高達6000億、金正恩“犬決”張成澤、張成澤與李雪主有姦情、金正恩為羅德曼提供色情服務等，連央媒也曾多次傳播涉朝謠言，這股歪風在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數次會晤金正恩，明確表示“為中朝關係發展營造良好民意基礎”後有所收斂。目前關於朝鮮的負面報道和政治謠言明顯減少，但關於委內瑞拉、敍利亞的負面新聞和政治謠言大幅增加，無非是説委內瑞拉還不了中國貸款，中國又做“冤大頭”，敍利亞阿薩德搞獨裁等。

與大肆抹黑俄羅斯、朝鮮、委內瑞拉、敍利亞等國相反，自由派媒體早已揭開偽裝面紗，公開向美國獻媚。如他們經常鼓吹美國是“自由民主”化身，卻從不提美國曾支持40多個專制獨裁政權，至今還是沙特等專制國家的盟友；經常大罵襲擊美軍的穆斯林游擊隊是“恐怖分子”，卻從不提美軍在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對普通民眾的頻頻“誤炸”，以及在敍利亞等地使用白磷彈等化學武器；經常跟着美國説薩達姆、穆巴拉克“搞獨裁”、本·拉登是“恐怖分子”，卻從不提美國曾是他們的後台老闆；經常把彈丸小國朝鮮和超級大國美國做對比，卻從不提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地、利比里亞、埃塞俄比亞等國也很貧窮；經常吹捧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輝煌戰果，卻從不提美國在越南、索馬里的倉皇撤退；經常攻擊我國的“舉國體制”，卻從不提競技體育是富人的遊戲，僅菲爾普斯的鱷魚皮泳衣就價值數百萬；當中國奧運金牌超過美國時，他們説“金牌無用”，當美國奧運金牌位列第一後，他們歡呼“這是民主的勝利”；美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赴任時，國內媒體跟風報道，某媒體還以“駱帝生輝”為名開闢專欄報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不顧外交禮儀，像潑婦一樣對中俄橫加指責、肆意抹黑，國內某媒體卻盛讚她“當代美國最為勤奮的首席外交官”、“一個有思想的外交實踐者”，並胡説“希拉里的確給中國造成了一些麻煩，但她也為中國繼續前行提供了很大戰略啓發”、“希拉里不僅只是挑戰了中國利益，更刺激了我國的大國思考，因此她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美國死硬反華分子麥凱恩2018年8月病亡，國內某些媒體包括央媒、黨媒居然使用“政治家、逝世”等詞語報道這一消息，這與西方媒體經常以“獨裁、暴君、劊子手”稱呼共產黨領導人形成鮮明對比。

“被禍害還要感恩”、“被毆打還要言謝”，自由派媒體的肆無忌憚和種種輿論亂象説明意識形態工作欠賬太多、大有可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需要下真功、出實招，才能徹底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