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旭東 | 費孝通思想研究：作為一種紀念的理由_風聞

趙旭東 |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闢“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啓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徵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紀念費孝通先生學術思想的文章。

費孝通先生

費孝通的晚年，其親身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他由此而貢獻了自己對於改革開放成果的種種認識，這些認識即便是在今天依舊沒有過時，至少我們今天已經有很多的人在談論文化自覺，在談論“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提出無疑也是跟這種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及其發展的成就無法真正地分割開來。

最近，作為學生一輩的我們，一直在醖釀着今後將以怎樣的一種方式來對費孝通先生一生的學術思想進行一種紀念和傳承。在2016年的秋天，也就是費孝通冥誕日的那一天，我們首開“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以那一年的主題“江村八十年”紀念為契機，開始了對於“費孝通思想”進行研究的新主題，實際上這也是通過去研究一個人而去研究一個時代，而費孝通思想產生、發展和成熟的每一個階段，又都必然跟中國在世界之中的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實際上，理解了作為一個時代的費孝通思想，一定意義上也便是理解了作為一個時代的中國。

費孝通思想研究

人類學從來都不是一個束之高閣的學問，它通過田野工作而與真實的社會打交道，直面現實存在本身。今天面對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人類學似乎更應該走進社會之中，走進各個不同的領域之中去，應該把我們的聲音、意見以及文化智慧，能夠讓更多人聽到，即費孝通所謂的“從實求知”，所謂的“邁向人民的人類學”。因此我們所書寫的民族誌作品應該就像費孝通先生的文章一樣，不單單是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民族學的專業人士可以去看，其他很多學科的人，包括法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都會從費孝通的文字中獲得某種的教益，這可能是我們人類學應該去秉持的一個基本原則。而且學術研究從來都是一種公器，不存在誰佔有它或不佔有它的問題。在學術的求知上應該是彼此開放的，費孝通自己是這樣去做的，我們作為學生輩的自然也應該效仿和追求，後邊我也會再講一下我們在這裏紀念費先生的原由。

1946年費孝通先生重訪英倫，返國時途經新加坡

首先，任何的思想研究，都應該是在一種持續的彼此討論、爭鳴以及薪火相傳的接續當中發生的，這同時也可能是傳播費孝通思想以及跟中國當下發展道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一個主題，所以我想，今天我們這些費孝通之後的研究者更應該會從這方面入手，真正去研究費孝通自己是如何結合中國實際來思考一些現實中國和世界中國的問題的。

很顯然，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歷過四十年的新時代裏，我們仍舊還需要去紀念費孝通先生。

“仍舊”這個詞彙的含義就是，今天的大家，在很多中國乃至世界問題的討論上都還是繞不開費孝通的討論和概念來談。因此，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存在，就像是一個有靈魂的事物附着在我們的身體上一樣，發揮着一種魔力般的支配力。研究過華北平原看香儀式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附體的體驗，附體的人會老覺着自己迫不得已，必須要有一件事情去做，比如必須要去書寫，否則附體的事物就下不去身，如果不寫點什麼，便會覺得有一種極為不舒服的感覺，如果迷信一點來説就是，也許是費先生的靈魂附體到了對於費孝通思想感興趣的人的身上，因此才促使大家寫下了這麼多的研究性的文字。

我們顯然不能從一些隻言片語，或者是某一個側面去推論整體，如果研究費孝通思想，那應該是先讀過他的所有文字之後，再反過來去專門看他的那些偶然信手寫就的一篇手稿、書信的存在價值，對於這一點，也許以後可以再做一種更為深入的探討。

我們很多的人，作為費孝通先生的學生，應該怎麼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或者説我們為什麼要把費孝通先生作為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來進行一種不斷的紀念，那緣由就是似乎我們到現在還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的不解以及很多的思考，都希望能夠從費孝通這裏出發來去尋找一種解答，也就是從這裏去找尋到一些根源、線索，獲得一些對於我們的研究和生活都會有助益的想法上的種種啓發。

紀念費孝通的充足理由

在這方面，如果研究費孝通的思想，我認為至少應該有下面的五點內容可以成為我們仍舊需要去紀念費孝通的充足理由。

其中第一個便是從中國語境中師生教育的傳統上而言的“執弟子之禮”。第二點便是我們的遺忘似乎並沒有那麼得快速，我們對費先生的情感不僅是“逝者如斯”，而且更為重要的還是“逝者難如斯”。第三點是費孝通面對中國發展語境所提出來的“邁向人民的人類學”，這使得我們有可能真正突破西方人類學傳統中跟一種殖民心態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真正實現一種有着文化主體性的且有助於當地人自身發展的中國人類學。第四點便是對一個時代的紀念，即是對由中國改革開放所開啓出來的中國新時代的一種紀念和展望，而費孝通本人無疑是這個過程的積極參與者和思想上的引領者。最後一點則是，我們需要去直面一種全球化文化轉型的到來，在費孝通晚年所提出來的文化自覺的觀念，無形之中啓發了在一個多樣性的文化世界中如何既要有一種自我的文化主體性價值的追求，同時又要有對於他者文化存在的“美人之美”的包容、理解和欣賞。

首先來看所謂的“執弟子之禮”，其含義是説，我們從費孝通那一代的人以及他們上一代人之間的師生關係互動傳承模式中看到了中國學術傳統形成的一種特別方式，這種方式和西方的傳承模式不太一樣。在我們的學術傳承之中，根底裏邊是有一種“私學”或者是“家學”的傳承關係，所以，追溯歷史會發現，在吳文藻和他的學生費孝通以及林耀華之間，或者與其他的學生之間，情形都會大體相似，這種師生關係全部都會轉化為一種家人的關係。

在這方面，如果我們有興趣專門去研究中國私學成長的歷史，會特別注意到比費孝通可能還要早一輩的人所受教育的那種私學的私塾傳統，在這方面可以將現代文學家魯迅筆下的“三味書屋”看成是這種江南私塾傳統的一種最為典範性的描記。而如果有機會再往前去追溯的話，中國最早可能是沒有什麼所謂私學的傳統的，春秋以前都屬於是“學在官府”，沒什麼可能會使得一種官學流入民間的情形發生，因此，老子、孔子之前都屬於是官學，之後才漸漸有了流落到了老百姓那裏，或者是普通的士大夫階層的私人學問的出現。所以中國的真正的私學學術傳統，後來也就逐漸就演變為一種有點像大家所熟知的師傅帶徒弟的那種形式，結果便是弟子有機會拜師，然後登堂入室，師傅則手把手的來教，由此才可以實現一種學問、記憶和知識的私密性傳授。

我們中國人，在師生關係上，即便現在的頭腦中似乎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雖然現在的公立教育的邏輯離這個概念已經是很遙遠了，但實際上文化的發展總是會滯後於社會觀念的變革的，因此在人們心目中，對待老師的觀念還是有這樣的一種有似家庭父子間關係的觀念存在，這裏當然並不是説誰要去當誰的父親那樣的一種庸俗理解，而是轉而以一種尊敬知識和智慧的姿態來尊敬握有知識和智慧的人或長輩而已。但是應該清楚，若要向西方世界去翻譯“老師”這個概念為“父親”，那便是很難翻過去的，西方人根本無法理解這一層的關係的含義，在這種中國準家庭化的師徒關係的傳統裏，實際上養成了一種對於前輩學者和有成就人的尊敬，希望從他們那裏能夠有所知識上的收穫，同時也能夠促使學生認真的學習和延續一種由前輩學者所開闢出來的深厚的學術傳統。

但是，在後來的一種所謂公學開始逐漸成長並佔據社會支配地位以後，這種私學的師傅帶徒弟的傳統也便處在一種衰落或沒落之中了，所以經歷那麼一個時代的轉換之後，權威的概念喪失了，最後甚至變成越是自己老師的東西越不去看了，我覺得可能未來的學生更會是這樣的，因為一個學生他所將要面對的各家觀點很多，加之一種全球性的知識信息的大爆炸，學生選擇知識尚且來不及，又何談一種尊重以及精細地研讀一家之説。

費孝通先生寫給弟子沈關寶的信

與此同時，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師生關係也逐漸演變成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這形成了一種師生之間的制度化的對立，而不是教學相長的教與學一體化的學術傳統的自然成長。因此可以説，學問上有公與私這樣的一種關係的分別，乃是對於一種所謂擬家人關係的師生傳承的關係否定，但這種原有學術傳遞上的私學傳統，恰恰在一定意義上又延續了學術的血統，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從一種“執弟子之禮”的意義高度上應該去認真仔細地去研究費孝通作為思考者所留存給我們的豐富遺產，從一種師生關係的知識傳遞上去理解費孝通那一輩人的做學問的姿態。在這方面，費孝通所遺存下來的那些文字，都可能成為我們“執弟子之禮”的一種學習的起點。

關於第二點，我曾經寫過一篇紀念費孝通先生的文章，題目就叫“逝者難如斯”，這是借用費孝通的一本文集《逝者如斯》的題目而提出來的，在這一點上，費孝通自己則是借用了孔夫子對於人生苦短的慨嘆而從另外一種語境上去談論人的存在的稍縱即逝的過往。確實，有很多人過去就過去了，不留一些名聲，所以小時候有人就告訴我們説，人死也就過去了，不要再想再提了，一想到或者一提到死者，他便可能就會靈魂附體。但是，對於費孝通的思想和精神，特別是一些他所專門提出來的觀念，即便到今天，我們依舊是難於真正忘懷的。

在這方面，我認為費孝通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學術特徵就是創造和給予了我們很多社會文化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們今天有很多的概念卻不是這樣的，是存在有問題的，這個問題就是概念和現實之間的一種脱節，在這一點上，費孝通自己的研究所提供給我們的概念，它們跟現實之間是存在有一種意義上的對應性的，比如差序格局、鄉土中國、多元一體，還有文化自覺之類的概念，實際上都是他年復一年的研究中面對現實思考而現實並提升出來的學術觀念，但是，我們當下的世界裏有很多的概念往往都是飄在空中的，沒有辦法真正落地的，也沒法紮根到一種現實社會之中去，當然，這一點也跟現代世界的急劇變遷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概念和現實之間的所謂能指和所指的對應是否能夠真正的保持一致，這在索緒爾的結構主義的時代肯定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到了後結構主義的時代，這種概念和現實的對應性的一致性的保持在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比如網絡上一個人所表達出來的一種並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藍瘦，香菇”（難受，想哭）的聲音，因為是不同於普通話的一種地方性的方言發音，網絡大眾便覺得很有趣味，結果換來了一種極大的關注量，但是，“藍瘦，香菇”這個漢文書寫，在中國的現實社會之中又是用來指代什麼呢？顯然沒有，大家都是在文字符號的並非能指和所知的對應性表達中發生着一種碰撞，因此反過來，真是的現實存在對很多人而言就變得越來越發沒有意義可言了。

在這一點上，如果我們能夠回到費孝通所討論過的那些概念中去，就會讓我們有一種紮根感，即讓我們回到了現實社會的根裏面去，在這方面，我覺得真正是需要鼓勵一些有真正價值的一些概念能夠得以提出來。作為一位學者，如果沒有辦法像特別大的理論家那樣留下一個讓人記得住的理論，至少也應該留下一個或一些可被運用和使用的概念，在這方面，費孝通至少為我們後來的人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可以再行討論、再行出發的概念，這恰是今天的我們難以忘卻費孝通先生的真正原由所在。

還有就是有關於“邁向人民的人類學”這一點，這個概念似乎變得越到越重要，特別是在一個世界性的後殖民浪潮洶湧過後，儘管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來的概念。這實際上是他1980年3月去美國丹佛領取美國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夫斯基獎”上的發言題目。在這個概念剛一提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還是剛進入到中國文革後的所謂初涉市場化的時代，那時“人民”的概念已經被人們用得很普遍了，他一提出這個概念，大家最初總會覺得有些不知所出，但這實際上恰是費孝通自己經過一種長時間的深思熟慮之後而對西方人類學傳統的一些想法所做出的深度批判，或者也可以説是他自己在重新回顧了馬林諾夫斯基人類學自身發展的困境，經由一種跨越時空的反思而得出的一種獨特洞見，這種洞見促使他在對於“不為西方人所關心”的“為人民服務的人類學”上發生了一種認識論上的扭轉，對此我也曾經有過長文加以敍述。

你會發現，我們今天或許越來越應該去做一種“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學問，甚至應該提出一種“走向世界人民的人類學”。比如説，從美國的選舉中，我們也許就可以看到一種人民的力量在成長，這個“人民”就是真正的有着選舉權的普羅大眾。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重提“人民的人類學”的含義，跟當年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和反思一脈相承，這些西方老師輩學者對學科處境的研究和反思，都成為了費孝通自己在中國文化這塊土地上去思考如何可能有一種中國人類學出現的這個問題的基礎，所以他也特別會在其晚年重新去閲讀馬林諾夫斯基當年用了那麼那麼多的篇幅為費孝通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所寫的序言，由此而反省到了一種主位和客位的研究者所遭遇到的那些不同的文化處境。

當年的馬林諾夫斯基，作為西方人類學傳統的早期開拓者之一，他實際上是延續了西方傳統，花費力氣去研究作為異文化的他者而存在的異域生活世界，而費孝通則是無意之中選擇了去研究自己家鄉的開弦弓村（江村）以及那裏的人民，這種對象差異所帶來的一種智性感受上的差異顯然是不會一樣的。那時的馬林諾夫斯基，其所面對的是一種異文化，這種面對的尷尬之處就在於他無法去應對自己在面對這個異文化之時的全部智性認知和情感表達。

雖然，在他生前並沒有發表那些有關這一點認識的心靈體驗的記錄，這些內容也只能夠全部都隱藏在其不願發表出來的田野日記之中，但他的繼任妻子在後來，即馬林諾夫斯基過世之後，將馬林諾夫斯基生前未曾公開的田野筆記都一一予以公開發表出來，在他的那本今天已經翻譯成為多國語言的近乎引起人類學的一場大地震的田野日記裏，他有很多的表述實際上都是跟他的所謂方法上的客觀性追求，即田野民族誌書寫的科學性表述，相互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的日記之中，所記述的完全是一種不一樣的對當地人生活的輕蔑之語的記述，或者是一些對於當地人可能並不欣賞和喜歡的人類學家自我表述的流露。

費孝通先生1983年發表在《讀書》雜誌第3期上的文章“我看人看我”

那麼，該如何去看待在一個人身上有兩種的自我處境？特別是在一位提倡對異文化應予以包容和欣賞的人類學家的身上。實際上，在這方面的分析會有很多，其中格爾茲的討論最為有名。作為一位強調這門學科的科學性的人類學，當他去研究一個跟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之時，他一方面要去強調自己所認同的這種學科的科學性要求的是不加入個人情感因素於其中，但在另一方面，當去研究一個跟自己文化不一樣的社會之時，情感上的一種直接宣泄就無法真正可以表達出來，所以馬林諾夫斯基他也只能在私密性的日記裏，甚至是在夢境裏，或者説在很多“陰暗面”裏去做一種直接的表達和情感的宣泄。

所以，轉到費孝通那裏，一種“邁向人民的人類學”的核心是要去真正研究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研究自己是其中人民之一員的人類學研究傳統。很顯然，中國有這樣的本土文化的土壤和資源，尤其是在費孝通所歸屬的燕京學派的那些人的研究，可能未來真的應該把它從一種理論框架和概念問題上再向上去做提升。這樣我覺得，人類學既有一種自身的生存空間，同時又能夠把人類學的學術研究根紮在了自己所熟悉的本土人民的文化土壤裏，這種研究範式是應該去予以提倡的，否則一味地照搬西方的理論和概念的移植策略，長此以往，中國的人類學在將來會面臨更多的學科發展的危機。

一個文化轉型的時代

關於第四點，即有關於一個時代的紀念這一點，費孝通的學術人生正可以用來代表這個相對於中國乃至世界而言都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的變革，甚至可以説，費孝通人生所走過的近乎百年的生命歷程，恰恰是中國從一種帝制國家走向民族國家的一百年，是一個東方大國自我主動追求西方現代性並在世界之中發展自身文化傳統的一百年。這是一個大時代的縮影，是世界性的文化轉型的序曲，這也意味着一個文化轉型時代的來臨。

對於現代中國而言，1911年建立了中華民國，而費孝通在此前一年的1910年出生，而恰在費孝通風華正茂的39歲之時，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宣告成立，儘管這兩個共和國都屬於是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是體制卻是大不一樣，對於經歷過這兩種制度的費孝通本人而言，感受自然也會不一樣，所以對於他的一生，有一些階段跟他的思想之間的關聯是值得去更為深入的去研究的，可以説，費孝通的學術，早、中、晚三期都對應着中國的一些重大改變，在這些時期，費孝通思想的凝結也可以説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文化的特徵。

甚至都可以説，在他的身上，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一種一百年裏世界的變化輪迴以及他作為一個學者或知識分子的一些積極應對和反思。我原來就曾經嘗試着用一種中國人觀念裏五行的方法去分析費孝通一生中的與五行相匹配的轉變，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紀念費孝通，研究費孝通思想，同時也是從他那裏去學習一種在思考方式上的自我突破、自我超越以及自我提升的途徑，每一個人都會因此研究而在思考能力上有所受益併發生改變。

費孝通先生1979年4月12日寫給孫方的信

費孝通在其晚年有一篇文章是值得大家不斷去閲讀的，這便是2003年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的那篇“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的文字，我一直認為，晚年費孝通的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它觸及人心問題，觸及心態的問題，我也為此也寫過一篇比較詳盡的解讀這篇文字的筆記性文章。

實際上，從費孝通那裏看去，為什麼要在晚年努力嘗試着去超越這個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呢？實際上對一個在1979年3月以後恢復並重建的社會學這門學科而言，直到2003年，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逐漸形成一種所謂中國社會學傳統的僵化模式，而對於這種僵化模式，後來的研究者值得去予以超越並提升。對於中國的社會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而言，它應該去走怎樣的一條研究道路，從來都是一個必須去加以深入研究和討論的問題。在費孝通的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諸多基於中國文化傳統與世界文化處境的建設性的討論，未來的研究也許真正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發展，增進各自學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可以肯定地説，費孝通晚年的學術思想理路，其越接近於生命的尾聲，反思的力度也便越發的強烈，這種反思也為這門學科的不足和重建帶來了一些新的契機。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之中，不論是人類學、社會學，還是其他諸多門類的社會科學，如果想真正有一種突破，文化上的自覺和自信是必不可少的，這一點也為晚年的費孝通所清晰把握。實際上應該清楚，有很多的新觀念並不是憑空可以闡發出來的，而一定是在某一個層次上，一個人開始有了覺醒的一種表現或映射，沒有這種覺醒，知識的累積和創造也只可能是僵化和麻木的。

費孝通先生晚年所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所以，今天中國向世界所提出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及文化自信之中，實際上最為重要的乃是一種屬於一個國家人民的文化自信。但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專門提出自信的問題呢？也許原因就是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之中，基於東西方之間不對等的交流，特別是西方學術傳統的強大優勢對於我們的影響和支配，使得我們的學術之中摻雜有太多的食而不化強行植入的內容，並由此所帶來的一種真正沒有自我的自信所導致。在這一點上，通過對費孝通所寫文字的閲讀，通過裏面不加入那麼多洋文註釋的書寫，我們會因此而平添一份自信，這很顯然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自信感的提升。

西方學術支配所帶來的一種後效便是我們不能夠由着自己的思考去想問題，不能由着自己的情感去書寫，好多人看西文的書，花費極大的氣力去研讀韋伯或者福柯，但也只是停留在一種閲讀和積累的階段，並不能真正去結合中國的語境，這些人恐怕到死也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逼着自己看這些人的書，大約也只能是道聽途説，從某某人的宣傳中知道這些人的偉大而已。我覺得這種面對西學的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學術研究的傾向顯然是有問題的，實際上中國人的學術原教旨主義最後就是跑到歐洲去，跑到美國去，從這過程中非要想辦法找尋到韋伯或者福柯這樣的大師原來説了什麼，或者他們的原本意思是什麼，由此而作一咬文嚼字的辯正。

這樣去做，自然不失為一種做學問的道路，但它在耗盡一個人的生命裏之時，並不能夠使人直接去面對中國現實，或者有意識地繞開了中國現實，但費孝通則一直試圖去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的存在，他説過自己晚年的變與不變這兩方面，變則是在於邁向人民的人類學，不變則是通過實地調查的方法接觸到真實的中國現實。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費孝通晚年的此種努力使其成為後代學人當之無愧的領路人。

最後一點便是直面全球化文化轉型的來臨。我一直認為，文化轉型的概念是費孝通晚年着力試圖去發展的一個解釋性概念，可惜時間並沒有那麼長，直到2005年春天他去世，大約就是十幾年的光景在深入探討這個問題。從費孝通1992年的“孔林片思”那篇文章提出“心態”研究的概念開始，這種面對文化轉型的討論便沒有真正停止過，後來在跟北大校長面談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學科建設時，他更為明確地指出了文化轉型將會成為是一種世界性變化的前奏的看法，所謂“新戰國”時代的來臨等等這些新概念的提出，都可以在他晚期的諸多文章裏找尋得到。

2011年以後，我從中國農業大學轉來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工作，接替莊孔韶教授擔任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的工作，由此而激勵我開始去思考費孝通所提出的這個文化轉型的概念，並嘗試着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去想這個概念如何應用於實際的研究之中。思考的結果就是，也許中國的人類學家可以借用費孝通所提出來並加以論證的文化轉型這個概念去真正研究中國以及世界的文化新轉變的問題。

在這些年裏，我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文章並將其發表出來，最近則是以《文化轉型人類學》的書名為題將這些發表在各種刊物上的文章結集出版，這份工作的完成，也算是了卻了一份對於當年要深入研究費孝通思想所發的一份宏願。當然，對我而言，這個主題的研究也不過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已，未來還將會繼續研究下去。不過，對我本人而言，通過這項研究我發現了這樣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那就是如果你對一個東西開始是不明白的，而且這個東西別人也覺得不一定有什麼研究的意思，但是你自己深信其研究的價值意義，那如果能夠持之以恆地深入鑽研下去，時間久了，你可能也就成為可以對此説一些話的專家了。所以現在讓我講文化轉型，我就敢於去講説話了。

我似乎清楚地知道，中國乃至世界所發生的事件究竟有哪些可以歸類為這種費孝通所説的文化轉型的現象，並對此予以一種學理的説明。比如原來有很多的學者對於全球化的概念是不屑一顧，持一種完全加以拒斥的態度的，認為那是一種西方的支配，當年一些人給我們講互聯網、博客、賽博空間之類的跟全球化時代相關聯的很多重要概念，我們當時都沒有太在意這些概念的重要，因為那時我們的生活還沒有那麼深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現在，很多的研究者都把這些概念重新撿拾起來了，甚至還注意到了一些新的互聯網的概念，諸如微信，甚至我自己也開始花很大的力氣去研究微信民族誌書寫的時代來臨及其特徵，甚至還借“二十一世紀人類學前沿講壇”這個平台專門為此召開了研討會，出版了論文集。

因此，這個由費孝通所親自提出來的文化轉型的概念，可能會給當下乃至未來的中國和世界帶來一些全新的觀察和思考，所以最後我想説的結語便是，在一個21世紀日益明顯體現出個體自覺的時代裏，人們應該如何去面對種種新技術所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這些都似乎能從費孝通晚年所提出的文化轉型的概念之中獲得一些啓示。顯然，我們每一位都屬於是羣中之人，這個羣既是社會之羣也是文化之羣，它既可以生髮出一種文化，也可以因為種種內外因素的變化而讓這種文化發生一種根本性的改變或扭轉。

餘論

對於費孝通思想的研究，也許將會是一個很長期的研究課題，在這方面是需要有更多人蔘與其中並相互傳遞的一種學術使命。之前在2005年，在我所任教的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曾經開辦了以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一書為啓示的“鄉土社會研究講座”系列，為此前後開辦了70餘場講座，還編輯過內部發行的《鄉土社會研究通訊》。到了2010年，在費孝通百年誕辰之際，我和研究生一起集中時間去閲讀《費孝通文集》共15卷的內容，在那一年出版過一本《費孝通與鄉土社會研究》的讀書筆記。

現在則受到費孝通家人的委託，正在編輯《費孝通先生年譜長編》，已經前後編了五、六年的時間，爭取能夠在費孝通110年誕辰時將此書貢獻出來。時間轉換到2016年深秋，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與一直積極推動費孝通學術著作出版和傳播的北外書店合作開辦了“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第一屆）”，到現在已經先後開辦了五屆，另外還在其中開設了“費孝通講座”，第一講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的閻雲翔教授主講，也希望每年春秋至少兩次的“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能夠成為大家的一個公共交流的平台，希望有更多的費孝通思想的研究者在這裏發表觀點，撰寫文章，發揚光大費孝通思想。

在費孝通的晚年，他會講天、地、人的觀念，這些觀念上升到一點就是世界的一體性。對於人而言，天是不可撼動的，誰也不會因此去反對天；地則是廣漠無垠的，且非常的紮實牢固，而生活在地上的人則應該顯示出一種謙卑、自律，且有文化，人夾在天地之間，依賴天地的化育而生存，這就是人的真實生活處境，是生態，也是心態，由此認知才能真正去理解人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以及種種的發明或文明。

因為編訂年譜的原因，這段時間跟費孝通先生的親朋故友交往較多，由此而瞭解到了諸多費先生的生活細節，很多都是讓人心生羨慕且充滿情趣的，據説費先生是會畫畫的，他曾經給自己的外孫子畫過肖像素描；在景德鎮朱樂耕和方李莉夫婦的民窯藝術研修院我們瞭解到，費先生曾畫過瓷盤；還聽説過，費先生可以用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吃一隻洞庭湖螃蟹，品嚐其中的家鄉美味；還有人記得費先生很喜歡吃肥肉，甚至會在家人的監督下偷偷地去吃肥膩的五花肉，這類的趣談，不大容易從費先生自己的文字中閲讀到，但在這些有關費孝通生活細節的記憶當中，我們看到了一位代表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他更為人性化的一面，也更為生活化的一面，基於這些整體性的瞭解，我們才能夠真正去理解費孝通有關文化、個人與社會諸多思考種的更為豐富的意義內涵之所在。

2018年7月初舉辦的第五屆“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與會者並與“費孝通講座”第一講講者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閻雲翔教授合影

很顯然，我們這一代的學人算是很幸運的，很多人恰是通過讀費孝通的書而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此一點，誰似乎也無法去否認。我們今天把對費孝通思想的研究有意地當成是一種家事來做，以此來傳承一種屬於全社會乃至全世界的學術文化和傳統，這種按照一種中國人便於理解的家的親屬制度關係來進行一種演化傳承，或許是可以帶來一種深刻的效果的。因為家的概念是具有一種凝聚力的，所以大家聚在一起去研究費孝通，研究他的思想以及那個曾經屬於他的時代，那就算是一家人了，這裏也未必非要分出北大、清華、人大之類的機構，好像只有這種機構才能去辦這種事情，實際上大家有這份心，事情就能夠辦成。

在民間社會之中，大家作為費孝通先生的學生或者受其思想影響之人，實際上都有責任和義務這樣去做，如果這樣做了，也便是家中的一分子了，也便是有了一種家的認同。假設這個家裏是有一位祖先的話，那我們便是其中的祭拜者，這就是我們的家風所在。由此，一種時間上的先後傳遞才能夠使大家相互聯繫在一起，得到一種學術上的繼替，由此我們才能夠真正去傳承一種學術共同體的思考和血脈。

實際上，理解費孝通思想的最為重要的兩個字便是“人文”，這方面我們從費孝通思想那裏瞭解了很多，這包括了人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以及現在一些文化上的新轉變。很明顯，現在大家藉助新的自媒體，會更多在微信上進行互動交流，信息傳播的速度很快，記得在第一次舉辦“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之時，會前要求大家去寫一些感受，前一天中午通過微信朋友圈發出去的請求，到了第二天中午開會之前，已經有了將近一萬多字的感言彙集，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挺有意思的，甚至在重慶文理學院還同步舉辦一次“費孝通思想研究講壇”的分論壇，彼此可以分享視頻，這些變化可能都是由於互聯網技術的影響所帶來的，我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予以輕視。

很顯然，深入到我們生活之中去的互聯網在日益造就出一個托馬斯·弗裏德曼所説的“平的”世界，即一個沒有什麼障礙和阻隔的世界，大家會深有體會地感受到自21世紀以來，在學術的交流上，世界範圍內的相互交流在變得越來越平坦了，至少在信息這方面，也就是彼此交流的阻礙小了，相互接受和處理的信息更多、更新了。這就是一種變化，誰也無法去加以阻擋，也無法置之不理，依照費孝通的思路，那隻能是迎頭趕上，關注文化轉型，順勢而為。

也希望這樣一種文化自覺能夠真正引導我們有機會去做一點學術上的研究和貢獻。費孝通先生晚年有一首詩我很喜歡，記得其中有“文章千古事，萬頃一沙鷗”的詩句，這兩句詩總是縈繞在我的耳際，揮之不去，我想在一個人有限的學術生涯裏，能夠切實做到以一種虔誠之心去對待既往、對待當下以及對待將來，文章不僅寫得出，而且會越寫越華美的。因此，應該把經由費孝通思想這一處在歷史的節點上的這個學術傳承看成是大家的一份共同性可利用的資源，每個人都可以由此而去找尋到自己做學問的路徑，真正的學問往往可能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景下才會產生併發揚光大的。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改訂於南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