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之父：成功爆炸那天，他被批判了_風聞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震驚世界。

為了這一天，錢三強奮鬥了數十年。

弔詭的是，還來不及表達喜悦，當天晚上7時，他就成了一個批判會上的批評對象。

三天後，錢三強捲起鋪蓋，搭上開往河南信陽的列車，開始為期數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乎，這名五十出頭、書生模樣的被教育對象，是中國“兩彈”研製的總設計師。

此時的北京，慶功會開得很熱烈，錢三強所在的二機部（第二機械工業部），幾位領導都拍了照，登了報。只有這位專家出身的副部長銷聲匿跡。

後來，別人問起，他笑着説：“有幾個做代表就行了，缺一個不算什麼。”

**歷史不公，往往在事件發生的當時，已經埋下了伏筆。**如果沒有知情人出來仗義執言，久而久之，中國科學界“三錢”之一的錢三強，估計真的就默默無聞，深藏功與名了。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一

錢氏家族在江浙一帶頗有名望，“三錢”都出生在那裏。

錢三強原籍湖州，生在紹興。在他1913年出生後沒幾年，他的父親錢玄同，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旗手。

不過，與父親在語言文字學上的造詣絕不相干，錢三強走的是純理工的路線。

父親很開明，曾在信裏鼓勵兒子的選擇，説咱們家三世業儒，不懂治生之道，以致近年生活日趨貧困，你學工學理也好，將來可以榮宗耀祖。

1932年，錢三強從北大轉入清華大學物理系，錢玄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字贈予兒子。什麼意思？一是勉勵兒子發揚屬牛的那股子牛勁，二是希望兒子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

錢三強沒讓父親失望。四年後，他的畢業論文獲得全班最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跟他並列最高分的同班同學，是日後與他相伴終生的何澤慧。

何澤慧後來回憶説，“在清華的時候，我們女生是從來不主動找男生的。在我看來，那些男生，誰來找我就是不好好唸書，也就沒有什麼好談的”。

她又補充道，“錢三強沒有主動找過我，他基本上算是符合條件”。

1937年，日本侵華，世道變壞。

錢三強考取了公費留法名額，猶豫着要不要漂洋過海。

他的父親此時已經病重，但仍然勸説他：“你還是出國學習吧！ 不要管我， 你是屬牛的， 學習要拿出一股牛勁來！”

他這才赴巴黎大學學習。

何澤慧則在同年到德國留學，學彈道學。她在給姐姐何怡貞的信中，解釋她為何選擇這個專業：

“我學的彈道學，也許兵工署就要來電報請我回去服務。不是中國兵發炮發不準，放槍放不準嗎？其實只要我一算，一定百發百中！他們不早些請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還三島了。”

真是女中豪傑，頗有俠氣。

錢三強在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學核物理，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

但他不滿足於此，他還要求參加放射化學實驗。伊雷娜很不解，問他：“你對這種工作也有興趣？”

錢三強回答：“不是興趣，是需要。我比不得你們，這裏有那麼多人，各人幹各人的事。**我回國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什麼都得會幹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誰給我提取呢？所以樣樣都得學會才行。”

1943年，在柏林的何澤慧，突然給七年未見的錢三強寫信。

由於是戰爭期間，信極簡短：“你是否還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寫信報平安。”

這之後，他們開始通信，並相互產生了愛情。

兩年後，32歲的錢三強向31歲的何澤慧寫信求婚。

科學家總是追求簡練、精準，兩個科學家的戀愛同樣如此。

錢三強的求婚信説：“經過長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結婚的請求，如能同意，請回信，我將等你一同回國。”

何澤慧儘管內心激動無比，落筆卻相當簡潔有力：“感謝你的愛情，我將對你永遠忠誠，等我們見面後一同回國。”

1946年，他們在法國結婚，一起在居里實驗室研究原子核裂變。

他們在實驗室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幾個月的時間，每天如此。最終，他們共同發現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

當他們把這一發現寫成論文發表後，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當時很多媒體稱他們是**“中國的居里夫婦”**。

▲錢三強與何澤慧合影。

二

當所有人都認定錢三強夫婦將會留在歐洲搞研究，向諾貝爾獎發起衝擊的時候，他們卻毅然決定回國。

錢三強後來解釋了他們回國的動因，令人動容。他説：

“回到貧窮落後、戰火紛飛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不過，我們更加清楚的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後，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我們當年背井離鄉、遠涉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現今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怎能改變自己的初衷呢？應該回到祖國去，和其他科學家一起，使原子核這門新興科學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錢三強把他的決定告訴了導師。導師很快表示理解，説：“如果我是你的話，也會這樣做的。”

1948年6月，錢三強夫婦帶着尚在襁褓中的兒女，回到闊別11年的祖國。

隨着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各個國家形成了了一股研製這種超級武器的熱潮。

作為國際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歸國，立即進入了國民政府遴選原子能人才的視野。

當時，中國最頂級的三家科研機構——北大、清華、中央研究院都在爭取錢三強的加盟。

他最終選擇回到母校清華大學。

但讓他困惑的是，原先各家承諾的組建原子能研究機構，推進起來卻阻力重重。

他懷疑是中國學界的門户之見和體制藩籬，制約了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發展。在發表於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説：

“這次，我回到祖國，看看國內科學界的情形與若干年前沒有多大區別。各大學門户之見，甚至各系之間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諸位是未來科技界之後備軍，我希望你們將來進入社會要根絕這種毛病，要打破為清華，甚至為清華物理系努力的觀念。你們要努力的是為整個中國物理界！”

1949年3月，北平剛剛解放兩個月，錢三強接到通知，參加巴黎世界和平大會。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錢三強收到5萬美元專款，用於購置核研究用的儀器設備。

很多年後，錢三強回顧起這段經歷，記憶猶新：

“當我拿到那筆用於發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鈔時，喜悦之餘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出一股黴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裏取出來的。不曉得戰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火與血的經歷！今天卻把它交給了一位普通科學工作者。這一事實使我自己都無法想象。”

最後的時刻，國民黨給他送飛往台灣的機票，他果斷拒絕了。

▲年輕時的錢三強。

三

新中國成立後，年富力強的錢三強走上科技領導崗位。

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前期的創建工作，牽頭成立中國第一個原子核物理研究機構。後來的“兩彈一星”工程中，許多研究人員正是出於此。

他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深度接觸蘇聯的原子彈研究機構。在被蘇方列為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他還是有機會與“蘇聯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進行數次長談。

在後來中蘇交惡的背景下，這些早期學習到的東西，成為我國自主研製原子彈的寶貴經驗。

1956年，主導核武器研究的二機部成立，錢三強被任命為主管科研業務的副部長。

在核武器研製的茫茫大海中，只有錢三強知道眼下應該幹什麼，由誰來幹。

有學者形象地描述了錢三強此時的作用與地位：

這時的錢三強，是科學前沿戰場上指揮若定的領軍大將，他總是在關鍵時刻，調配關鍵人物去解決關鍵問題。在謀劃全局的時候，錢三強總能周密地考慮到佈局上還有哪些環節是空白點。他不能讓這幾個空白點堵塞千軍萬馬的必經之路。

他出入中南海，為最高層授課，普及原子彈常識。

這段時間，錢三強平步青雲，升遷之快，堪稱罕見。而這也為他此後不斷遭遇政治麻煩，埋下伏筆。

1957年，幫助全黨整風的大鳴大放開始。

中國駐蘇聯大使劉曉奉命找到在蘇考察的錢三強和錢學森，徵求他們對黨內整風的意見。

錢三強替錢學森“擋槍”，説錢學森剛從美國回來，對情況不熟，由我來説意見就好。

他滿懷熱情、沒有任何顧慮地講出了真心話。他向劉曉提議，中國應該充分信任知識分子，讓他們有職有權，業務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學家自己來負責，黨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協助科學家搞好工作。“如果體制上不好馬上動，可以先選拔幾位有才幹的科學家到領導崗位上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會很有力地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

劉曉走後，錢學森不解地問：“他們想幹什麼？”

錢三強説：“禮賢下士吧。”

誰知道，風向很快就變了。緊接着的反右運動中，最高領導發話了：“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於是，真誠提意見的錢三強，也變成了“翹尾巴”的錢三強。

在二機部的領導班子中，只有錢三強是內行出身。他好幾次在部裏的會議上説：“我是少數派，但我的意見是遵循科學提出來的。”

沒有用，他越是據理力爭，別人對他的批評就越是強烈，還説他驕傲自大。

“發表反D言論”的帽子，扣了下來。

幸運的是，此時原子彈的研發還在攻堅階段，錢三強的地位無可取代。想整他的人，終於沒有成功。

▲1962年，周恩來與錢三強、周培源在茶會上。

四

當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説，錢三強有書生氣。

錢三強單純，真誠，嫉惡如仇，對不合理的現象，時常感覺不吐不快。在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也就時常“禍從口出”。

1962年1月，最高領導在“七千人大會”上認錯。

2月，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聶榮臻請來周恩來和陳毅，為知識分子鼓勁。

陳毅在會上想知識分子脱帽、鞠躬。周恩來則在講話中明確宣佈，“我們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

聽完講話，錢三強感情激動，流下了眼淚。回到北京後，他振奮地向科學院傳達“廣州會議”精神，期間又聯繫實際説了這麼一段話：

“聶榮臻元帥説，他要當科學家的後勤部長。我們有些支部書記不是這樣。他們不積極幫助科學家解決困難，只知道看檔案、抓批判、搞運動，實際上是起了阻礙作用。”

歷史也許不會重演，但風向會再次改變。

最高領導很快批評了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成分劃分，説知識分子仍然是資產階級，仍然要脱胎換骨。

又有人跳出來揭發錢三強，説他在大會這麼露骨地反對D的領導，這種人，還能留在領導崗位嗎？

在這個節點上，錢三強領導的中國原子彈自主研製已經有了眉目。

數年間，他將自己原子能研究所裏的重量級科學家，比如王淦昌、彭桓武、王承書、于敏、黃祖洽等人調過去擔當重任，並不拘一格舉薦了鄧稼先、朱光亞等大咖。這些人，後來基本都成為了“兩彈”功臣。

▲錢三強推薦、選拔出來的部分物理學大師。

越接近成功，越步入正軌，錢三強的可替代性就越強。

儘管在周恩來、聶榮臻等人的保護下，錢三強還留在二機部擔任副部長，但事實上，他已被排斥到了相當邊緣的位置。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前的幾個小時，錢三強去二機部部長劉傑的辦公室。劉傑告訴他試爆時間，直到這時，這名最主要的主導者，才第一次知道了試爆的切確時間。

分享成功的時刻，這名最初的主導者、最主要的推動者，卻被人刻意地遺忘了。

這名偉大的核物理學家，在最應該歡呼的時候，被送到了農村，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兩年多後，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內行人都知道，這次成功，也與錢三強1960年就組建了研究小組密切相關。

這兩個轟動世界的大新聞，最早還是由法國的媒體點出了錢三強在其中的功勞。他們稱，錢三強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中國核彈之父”。

這一稱號，出口轉內銷，慢慢在國內流傳開來。

錢三強本人卻不接受，他説：“中國原子彈研製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

更可怕的是，文革的到來，這一稱號成為錢三強**“反動學術權威”**的罪狀之一。

他所在的二機部不忘“補刀子”，在一份文件裏指出：“他（錢三強）有嚴重的權威思想，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對黨的領導不放在眼裏。”

慶功的時候沒他，受罪的時候倒少不了他。

▲晚年的錢三強與何澤慧。

五

錢三強真正恢復工作，已在十年之後。歲月蹉跎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命運，其間的代價，只有反思中的民族才能痛切地感受到。

恢復工作後，錢三強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班，風雨無阻。

他和何澤慧住的房子，是1950年代初分配的專家樓。到1980年代，已經老舊不堪。中科院在中關村蓋了新樓，動員他們搬過去，他們一直拒遷，理由竟是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

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普通人無異，低調到上菜市場買菜，賣菜人還嫌他們買不起這麼貴的菜。

人最大的教養，正是來自骨子裏的低調。

但一個國家，對待偉大的人物絕不能低調。

1992年，錢三強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79歲。

此前，他曾接受採訪，引用馬克思的話，説出自己執着於原子能研究的心聲：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做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是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1999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建國50週年的時候，對當年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授勳。

“兩彈一星”元勳的最初遴選名單出爐後，老同志張勁夫在上面找不到錢三強的名字。他反覆強調，錢三強功不可沒，名單沒有他是缺憾。

張勁夫説：“有人總認為三強自己沒參加具體的研究工作，我則認為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與課題，你怎麼趕上和超過別人？”

這樣，錢三強才沒有與“兩彈一星”元勳擦肩而過，否則歷史又會再次把他遺忘。

那年，國家為“兩彈一星”元勳頒發證書之後，錢三強生前的老部下、老同事彭桓武到了北京福田公墓，在錢三強的墓碑前，宣讀獲獎證書，並三鞠躬。

這是一份遲到的致敬。

有記者問錢三強的女兒錢民協，怎樣看待父親起伏的一生？

“做任何事情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除非你不去做。一個人能成多大事，就得承受多大的壓力與委屈。”錢民協回答道，“對於他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一生而言，我覺得高低、起伏都是歷史的選擇。而在我這個女兒眼中，他是一個很平實的人，他始終在做自己”。

靜水流深，智者無言。國之脊樑，默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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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陳丹、葛能全著：《錢三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

黃慶橋：《科學精英的多重角色：錢三強科技功業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春江：《錢三強三次受挫》，《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