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之輩》成功的真正秘密_風聞

善良的農村女孩肇紅霞之所以淪落為“失足婦女”，已經和“反右”、“文革”等毫無關係。

01

　　2018年，中國的電影創作與市場，出現了新變化。

　　雖然第五代領軍人物張藝謀繼續走自我複製的道路，拍出了《影》，並獲得了金馬獎，但他的衰朽和蒼白已經暴露無遺。

　　繼續在銀幕或領獎台上展示這種衰朽與蒼白，對張藝謀本人來説，已經是一種殘忍。

　　80後新鋭導演饒曉志拍攝的《無名之輩》，則讓人們看到了新的希望。

02

　　無論饒曉志在主觀上是否意識到，《無名之輩》實際上接續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電影的傳統，如《馬路天使》、《桃李劫》等，儘管在思想性、藝術性上和這些經典相比都還有不小的距離。

　　而《無名之輩》和統治中國影壇數十年的“第五代”電影已迥然不同。

　　“第五代”是通過把現代中國表現成傳統的、前現代的、壓抑人性的狀態，同時否定中國革命也是一種現代性的方式，暗示走西方道路的唯一正確性。但《無名之輩》顯然已經沒有了這種衝動。

　　《無名之輩》和堪稱中國影壇重要山頭的“王朔-馮小剛”調侃解構路線也迥然不同。

　　“王朔-馮小剛”電影的特點在於解構一切價值，只承認“市場交換”的價值。凡是“交易”所不能理解的，或者聲稱不是為了“交易”的，一律都是“裝”。

　　而在《無名之輩》中，男女主角所遭遇的各種困境，恰恰是市場邏輯被推進到了極致的結果。

　　馬先勇因為湊不出女兒的學費和宿舍費，在老師訓斥下的慌亂和卑微，正是教育市場化的邏輯結果。

　　李大頭因為拿不出10萬元的結婚費用，就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心愛的女孩肇紅霞在洗浴中心和各種不同的男人上牀。儘管李大頭表現得似乎對此不太在乎，但這無非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保護機制。

　　在乎的話，會使自己失去活下去的理由，會自己把自己鄙視得無地自容。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王朔-馮小剛”電影的語境中，人之所以還能“裝”，主要是因為還存在一些前社會主義的殘餘，而在市場邏輯徹底碾壓過的地方，人完全沒有“裝”的空間，自然也沒有任何尊嚴存在的空間。

03

　　類似饒曉志這樣的80後電影人，可能已經沒有太大興趣追隨50後的張藝謀、60後的馮小剛們繼續控訴中國革命。

　　對他們來説，中國革命已經是遙遠的創世紀時代的神話。

　　他們也覺得沒有必要膜拜西方，因為他們生活在西方被祛魅的年代。

　　饒曉志這樣的年輕電影人，可能也未必研究過左翼的理論，未必有意識接續左翼電影的傳統，但只要他們尊重生活的真實邏輯，則他們的作品，自然就是左翼的。

　　這些年來，一系列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如《我不是藥神》、《縫紉機樂隊》、《暴雪將至》等，不約而同地都表現出這種傾向，原因概源於此。

　　比如，善良的農村女孩肇紅霞之所以淪落到洗浴中心做“失足婦女”，顯然已經和“反右”、“文革”等毫無關係，而是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的破產有關。

　　這當然也是一種深重的、現在還在流淌着殷紅鮮血的“傷痕”，但這是新自由主義邏輯和市場邏輯留下的傷痕，不是“文革”造成的傷痕。

　　無疑，由於這類電影的傾向還是處於某種自發的狀態，所以也還談不上找到正確道路的問題，在批判鋒芒和指向上也遠不如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

04

　　他們控訴了壓迫和奴役，但是怎麼辦呢?

　　《縫紉機樂隊》寄希望於大資本的善良與高抬貴手。正是因為大資本的天良未泯，《縫紉機樂隊》才有了一個“光明的尾巴”。

　　《無名之輩》則訴諸於中產階級的同情心和優越感，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一起來修復這個有點殘酷的社會。

　　胡廣生和李大頭這兩個“憨皮”賊的形象，最符合中產階級的口味：

　　他們笨手笨腳，心存善念，既不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也不可能製造流血事件。他們是最合適的強盜，不會讓脆弱的中產階級感到是一種威脅，或者感到不安全。

　　在馬嘉旗家裏，李大頭非常外行地給胡廣生腿上的傷口上藥，胡廣生痛得在地上打滾。雖然觀眾都猜到了結果，但影院裏還是不斷髮出爆笑。

　　他們的笨手笨腳，包括無知與外行，滿足了中產階級(或自我想象的中產階級)的優越感;他們的頭腦簡單、善良淳樸以及他們的困境，喚起了中產階級的同情心——對這兩點的準確把握，是《無名之輩》取得市場成功的真正秘密。

05

　　據報道，截止到11月25日晚上10點，《無名之輩》的票房已經達到3.44億元，而《神奇動物：格林德沃之罪》的票房是3.62億，也就是説一部國產小成本電影，票房即將趕超此前被看好的好萊塢大片!

　　由於《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等的成功，可以預期的是，今後會出現越來多的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這意味着中國文藝開始“正常”了——當然這一趨勢還處於最初階段，並且有可能被逆轉——但如果能夠延續下去的話，中國文藝將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改善的力量，而不再繼續是加速社會的墮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