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與“國體”（一）_風聞

      今年是明治維新150週年，這一場旨在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的近代化運動卻以“王政復古”拉開了帷幕，最初的日本倒幕派通過軍事鬥爭打垮了江户幕府，然而他們首先確立的國家體制既不是人民主權的共和政體，也不是議會主權的代議制政體，而是遵循日本所謂的政治傳統，將天皇重新扶上絕對君權的大位。雖然此後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讓日本的天皇與國家走向了君主立憲的道路，以便跟上歐西君主國的潮流，但是在國家意識形態的內核上，日本獨特的天皇制度卻讓日本人在國家根本性質的問題上煞費苦心，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這段時間裏，日本的一大國家政治實踐，便是要在“國體”的問題上走出一條日本特色之路，至少要在天皇制度的問題上做出定論，無論是泛左翼的憲政民主與自由主義，還是右翼的忠君愛國與“神州不滅”，都是回答此問題的答案之一。

      關於這兩種答案的角逐，歷史已經給出了一個現實的結論，樓主無意着墨。但是在“日本特色”的嘗試道路上，日本人倒是有兩大關於天皇法統與國家主權問題的發明，一個是江户時代形成的日本國學思想，或曰國粹主義；一個是明治以來逐漸形成的天皇機關説。雖然究其細節，兩種理論都有照貓畫虎的嫌疑，但秉着兼容幷包的態度，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兩樣東西是日本人結合本國具體政治實踐對理論原型的再創造。從思想脈絡來看，前者構成了日本民族主義的精神內核，也就是日本保守派與右翼的思想來源，如今隨着中國人的日本觀察逐步深入，這一思想的輪廓也日益清晰，無論是對日本一系列反華舉動的批判，還是所謂“精日”，或曰日本主義，對日本神話的建構，都是此一思潮的延伸應用。而以天皇機關説為代表的戰前日式立憲自由主義理論，即便在日本，如今也是聞者寥寥。然而就是這堆牗下故紙，確實日本自明治以來，左翼民權運動的思想源泉，除此之外，它還能給予我們平行歷史想象的素材，在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日本國家存在方式的可能。

維新前夜 | 國學派與福澤諭吉

步入正題前，我們還是簡要回溯一下江户時代日本民族主義的起源，一來可以喚醒後邊故事的時代背景，二來，更為重要，是要提供一個可資對比的參照。談起這個話題，我們又得從萬元大鈔講起。目前這一版印有福澤諭吉像的一萬元紙幣始於1984年，前後共有兩版，而之前的萬元大鈔則是1958年印有聖德太子的版本。從紙幣人物的設計上，我們就能依稀感受到日本政府希望將革新與進步的精神凝結在國家符號上，這不失為激勵人民的手段。但玄機也在於此，日本官方將福澤諭吉視為國家進步的思想先驅，並以其思想代表整個明治維新的時代思潮，這種歷史敍事結構真的恰當嗎？

在二戰後，痛定思痛的日本人進行過一系列反思，在政治思想史的問題上，日本戰後的學界巨擘丸山真男都十分細緻地考察了日本從江户時代到近代的思想嬗變，至少在他看來，福澤諭吉可能恰恰將日本帶入到戰爭悲劇的思想根源。福澤諭吉是個蘭學家，也就是研究西洋問題的學者，在他那個年代，蘭學家是日本最先開眼看世界的一羣人，不過福澤諭吉在成為蘭學家之前，有着很好的舊學素養，包括漢學與日本國學。翻開他的《脱亞論》與《文明論之概略》，除了能看出他要求日本脱亞入歐與文明開化的主張外，還能看出他對東亞鄰國的鄙夷。在《脱亞論》中，福澤諭吉用了一個詞：惑溺（這個詞源自《世説新語》）來形容中國和朝鮮半島對日本的影響，至少就福澤諭吉來看，這種影響幾無積極意義，還是日本追求進步的拖累，而在《文明論之概略》中，福澤諭吉直接將中國和朝鮮扔進落後野蠻的文明等級，日本則居於其上，西方世界又居於日本之上，只有不開化的非洲土人才在中國朝鮮之下。

這不全是福澤諭吉的歷史發明學，而是觀念混合的產物，一半來自於西方世界的工業文明，另一半則脱胎於誕生自日本本土的國學思想，後者通過貶損中華文明來彰顯日本的神聖。國學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江户時代的思想家本居宣長。

      不過，追溯江户時代日本國學派思想的進化歷程，就不得不提到催發這個過程的始作俑者朱舜水。在本居萱長以完整地政治哲學方式闡述國學思想之前，國學這個詞還僅是指代俳句這些基於日本原創語言文字的文藝之學，還上升不到綱常人倫與治國理政這些國家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正是朱舜水在日本搞以夷變夏，將儒學系統引入日本後，誘發了日本本土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當時日本人樂得接受儒學觀念，主要還是因為戰國時代結束，江户日本的社會環境趨於問題，而德川幕府則急於將國家從殺伐習氣中解脱出來，建立尊卑有序的社會秩序，一方面，武士卸甲之後移居城鎮，逐漸官僚化，另一方面，幕府又需要一套綱常禮教約束社會，儒家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恰好滿足了幕府的現實需求，進而也有了朱舜水講學以至日本儒學興起的歷史。

      不過面對儒學這個龐雜的體系，日本人也是從全盤接受到批判發展，再到全部拋棄，這其中朱熹理學和陽明心學中那些形而上思想給了日本人充分發揮腦洞的空間。期間，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曾在朱舜水的幫助下，編修《大日本史》，以正國統，而水户藩當地儒士則發展出了水户學派，宣揚大義名分、敬天愛人、尊王攘夷等思想，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幕末志士多深受水户學影響，這套理念也成了明治維新的源動力。除了水户學，日本還有荻生徂徠與山崎暗齋這樣本土化儒學思想家，一方面迴歸儒家原始典籍結構理學與心學，另一方面又將儒學融入日本神道，解釋神道思想。在儒學的發展遷延中，日本人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由於大義名分和華夷之辨這些思想，日本人也逐漸衍生出類似於中國的“華夷思想”，以日本為“神州”，尊奉天皇大統，逐漸脱離華夏中心的觀念，形成了以日本為中心的國家意識形態。

▼ 本居宣長 ▼

      而到了本居宣長的國學派思想中，儒家的外殼被徹底拋棄，儒家的價值觀被視為神道內生之產物，儒學不過是輔助日本人認識這些產物的手段，日本作為“神國”，受到天照大神的啓示，文明內核中就包含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而中國朝鮮並未受到天照大神的恩澤，只能靠着儒家思想這種外在約束，一旦禮崩樂壞，人心就會墮落腐化。同時中華文明對日本的影響也是對純正大和心靈的腐蝕，中華文明來襲之前的上古時代才是代表純粹大和心靈的黃金時代。尊皇思想和華夷之辨到了國學派這裏更是演變成了天皇神統、萬世一系的神話，天皇變成了天照大神的後裔，日本人變成了神族，天照大神子民建立的日本國也成了天下中心，八紘一宇之類的觀念源於此處。由此可見，福澤諭吉的歷史發明學有其國學派思想淵源，謂其造就了近代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與荒謬的世界觀想象也不為過。

      從儒學到國學的思想發展是日本人初次大規模構建國家意識形態的嘗試，這預示着日本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分道揚鑣，天皇神統自立門户，不再奉中原皇權為正朔，天皇正好位於這套神道法統觀念的中心樞紐位置，進而也就變成了日本不可或缺的法統來源。這種意識形態對明治維新的一大影響，莫過於“王政復古”，維新派推翻了專制幕府，卻建立起了更加專制的天皇權威，這種國學派思想的內在影響，至少在他們的邏輯中，近代化的前提不是徹底的社會變革，而是回到日本國家政治的正軌上，也就是所謂“復古”，不過恐怕他們理解的“古”，並非歷史上真正存在政治傳統，而是江户時代大規模國家意識形態構建中形成的歷史神話，換言之，我們今天從日本瞭解到的關於近代日本天皇傳承大統的描述，可能都是明治維新後的人造產物。

     不過在近代化浪潮面前，還有個更棘手的問題，這套基於中古時代神權政治模式的天皇制度如何才能與近代國家規範相適應，而且日本的國家主權、人民權利、天皇權威又如何能有機結合並行不悖。這也就引出了後面的故事。

國家學肇基 | 加藤弘之

江户末期至明治早年，日本的政治思想領域呈現出漢學派、國學派和洋學派三足鼎立的趨勢。雖然表面上看三方主張殊異，思想淵源不同，但相互之間關聯頗深。明治維新在走上西化道路之後，維新政府便以洋學派為思想基礎，構建日本的高等教育體系，也就是帝國大學體系，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日本一流國立大學即脱胎於這一教育革新。雖然這一過程中漢學派與國學派逐漸式微乃至消亡，但國學派那一套天皇神統的觀念對明治維新的影響力極大，在對本國法統和國脈的解釋上，直到戰前，日本一直延續着天皇神話。國學派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一樣，古代典籍裏寫什麼他們信什麼，哪怕記載多麼荒誕不經，一樣深以為然，把神話傳説當成信史來研究。

但在另一方面，向西看的日本又急需源自歐洲的現代知識，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儘快建立起一個近代化國家是當務之急。今天人們回顧日本的西學道路，會條件反射一樣地想到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開啓前的1866年，福澤諭吉寫出了《西洋事情》，一本類似於《海國圖志》的書，詳細介紹歐洲各國曆史、政治、地理、軍事、風俗等情況，可能不少人以為福澤諭吉是第一個向國內系統介紹西方世界的日本人，但在《西洋事情》成書的五年前，一本詳細介紹西方政治制度的著書就已問世，此書名曰《鄰草》，作者叫加藤弘之，他寫作《鄰草》時剛26歲，據他自述，寫作此書的初心在於呼籲政治改革，建立能夠防止政府擅權專制的政治制度，當時的日本還沒有多少人瞭解憲法為何物，國家仍處於封建制度下，萌生這種思慮可以説十分超前了。後來加藤弘之成為了東大校長和帝國大學總長，而他還有一個巨大的貢獻，他從德國舶來了當時德國流行的國家學與國法學，奠定了東京帝國大學，乃至日本的國家學研究基礎。

▼ 加藤弘之 ▼

       Allgemeine Staatslehre、Staatsrechtslehre, 普通國家學、國法學，對於中國人來説，這兩門學科可能極為陌生，兩者是純正德語文化圈血統的政治哲學體系，中國在近代化歷程中，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德國主流政治思想對中國影響甚微，這倒不是説清政府不想兼採德國之長，只能怪滿人子弟不學無術，出國考察僅得皮毛。而在日本，加藤弘之牢牢抓住了這個機會。

      在寫作《鄰草》的時候，加藤弘之供職於藩書調所，負責文獻翻譯。這是幕府末年的一個西學機構，在這裏加藤接觸到大量西方書籍。就在加藤弘之進入藩書調所不久，日本與普魯士建交，作為國禮普魯士送給日本一台電信設備，加藤受命找德國公使學習設備的使用。不過學機器操作得會德語才行，當時日本無一人通德文，加藤決定先行學習德語與荷蘭語。藉着學習電信設備的契機，加藤通過勤學苦練，不到一年便能流暢閲讀德語書籍。憑藉優秀的語言能力，加藤開始翻譯德文書，先後引進了瑞士德語裔法學家Johann Kaspar Bluntschli的著作《Allgemeine Staatsrecht》與德國自由主義政治學者Karl Biedermann的著作《Die Repräsentativ - Verfassungen Mit Volkswahlen:Dargeswtellt Und Geschichtlich Entwickelt in Zusammenhang Mit Den PolitischenUnd Socialen Zustände Der Volke》譯成日語，分別定名為《國法泛論》和《各國立憲政體起立史》，將德國國家學引入日本。憲政思想充分影響了加藤日後關於日本政治改革的主張。除了翻譯，加藤還自己用德文寫成《強者權利之競爭》一書，由柏林的出版社刊行。

▼ Johann Kaspar Bluntschli ▼

▼ Karl Biedermann ▼

      加藤的西學進擊之路本來起始於西洋兵法，而習得德文之後，開始轉向法學、政治學、哲學、倫理學等領域，與福澤諭吉一樣，加藤憑藉自己在西學上的建樹而進入幕末明初啓蒙思想家的行列。後來的加藤自然作為建國元勳獲得貴族身份。不過相形於仕途，加藤更關心的是明治國家的構成問題，他翻譯《國法泛論》等書的初衷也是為了探索如何在法理框架內構建一個國家。盛行於德國的國家學以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涉及政治學、行政學、經濟學、財政學等，德國學者試圖構建出一套關於現代國家建構的普遍規律，以便為國家建設實踐服務。從根本目的上講，德國國家學與現在所謂“中國模式”有點異曲同工的意味，即如何從無到有建設一個現代化強國，日本學者引進德國國家學也是抱着一樣的目的。加藤可謂日本這個領域的開山鼻祖。

      明治時代，新思想和新知識的傳播不僅是學術圈的潮流，整個社會都如飢似渴地學習關於國家和世界的知識。許多有錢人和貴族紛紛花重金聘請各種私人家庭教師，為自己講學佈道，一時間出身於不同學派、有着不同知識體系的各色學者頻繁往來於宅院府邸，向學之風蔚然，百家學説爭鳴。加藤也是此類家庭教師中的一大明星，而他服務的家庭，不是別人，正是日本皇室。剛開始，明治天皇每天早晨都要聽加藤加課，後來改為每週2到3次，皇后則每週1到2次，加藤為天皇講解歐洲各國的政體、制度和歷史等，為皇后講解歷史和風俗等。天皇家尚且如此，王公貴族、財閥巨賈自然不在話下，像加藤這樣的東大教授級別的家庭教師可謂鳳毛麟角，故而廣受追捧。

▼ 《國法泛論》譯者名前還加註了加藤弘之當時的官階品序，從五位同從五品 ▼

      加藤將他翻譯的《國法泛論》作為課程講義，用德國國家學給日本全社會啓蒙，德國學在日本的影響力急遽擴大。明治伊始，不僅天皇不懂現代國家運作方式，當時日本的國家精英和政治領袖們一樣十分茫然，各項現代國家規範亟待完備，國不可一日無方圓，需求緊迫，加藤便在這種情形下臨危受命，研究新國家的立國基礎。明治三年，天皇下令召開國法御會議，集一眾大臣參議共商國是，加藤身份雖低，卻被任命為專門委員，畢竟在國家政體的相關研究中，無人比加藤更專業。明治日本走上君主立憲之路加藤的努力功不可沒。不過加藤本身的政治主張要比日本歷史呈現的國家道路激進（進步）得多，在日本政體，尤其是天皇制度的問題，加藤開拓出的立憲自由主義主張卻遭遇了官方的封殺。

野鄙陋劣 | 開化文明

從《鄰草》一書開始，加藤弘之有系統地闡述和完善其憲政主張，呼籲日本進行政治改革，制定憲法，保障民權，走上立憲法治道路，以防止專制制度的出現。放在今天的日本，這些主張可能只是一般常識，但是在明治時代，這些主張會與王政復古後的天皇制度發生直接衝突。

明治元年，加藤弘之寫成《立憲政體略》，明治三年，加藤弘之又著有《真政大意》，兩書都緊密圍繞日本的政體論，主張建立立憲政體。明治七年，又有《國體新論》一書問世，三書構成了加藤弘之關於日本政體問題的基本觀點。

以歐西各國為參照，加藤弘之將各國政體粗略分為兩類，一為君制，一為民制，君制可細分為君主專制、君主專治、上下統治，君主專制下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的絕對大權，只按自己的意志統治國家；君主專治下，雖然君主一樣握有絕對權力，臣民無權參政，但君主受到習慣法節制，君權受到一定限制；上下統治則是君主與臣民共同治國，主君雖在民上，但受國法與議會的限制。民制則劃為顯貴政治（貴族制）與萬民共治（共和制），萬民共治的典型就是美國。與當時的時代風潮一樣，加藤將這幾種政體按照文明程度劃分等級，他認為君主專制、君主專治、貴族制這樣的政體都是尚未開化國家的政體，為蠻夷所用，是野蠻落後的，而文明的政體，應該制定“公明正大、確然不拔”的國憲，謀求穩定的社會秩序，亦即立憲政體，只有上下同治（即君主立憲制）與萬民共治（共和制）符合文明政體的標準。這是當時進步主義思潮在加藤弘之政體論中的體現，就像清末維新派以進化論類比政體改革一樣。不過加藤弘之沒有進一步比較共和制與君主立憲制的優劣，只是提到共和制的缺點在於國家容易分裂和混亂，因而需要國民在政治上高度成熟，政治不成熟的國家不宜採用共和制。不過最重要的是，要制憲法，開國會，還權於民，國是付諸公斷，政治歸於公正，上下通達，有條不紊，便可防止昏君誤國，亂臣當道。

▼ 《真政大意》中關於臣民權利義務的論述 ▼

      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觀察加藤的政治主張，可以説加藤的主張更為理性和合理，在天皇神統觀念四處蔓延的時代，反覆強調君權專制之害，將君主專制視為野鄙陋劣之政，強調立憲政治與保障民權對國家長遠發展的益處，並將文明開化落實到政治上的公平公正與社會的穩定有序，加藤的國體論真正切中了近代日本在國家政治上的痛點，後來日本走向戰爭與毀滅，某種程度上也作證了日本國家政治中路線之爭的不同結局。

      加藤的這些書一經問世，受到了許多政治青年的追捧，將其作為日本擺脱封建時代專制政治，走向近代立憲政治的啓蒙學説。並且《真政大意》中，加藤對民權和法治的論述也成為後來左翼民權運動的思想源泉。書中加藤弘之還提到了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運動，在這些問題上，加藤弘之與福澤諭吉展開了長期論戰，在加藤弘之看來，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應該是互為表裏的關係，民權是對立憲君權和國家政治穩定的有力補充，而非君權的威脅。雖然他的這種認知從兩種意識形態的關係和實踐上講並不科學，但聯想到二戰後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100多年前加藤弘之的洞察力也是相當可以了。不過有着大智慧的人往往在日本政壇中説了不算。

▼ 明治早期太政官制的頻繁變化圖 ▼

      日本憲政體制的確立是在明治政府建立後。明治新政府最初的體制是在王政復古的號令下恢復的太政官制，這是史籍中記載的古代王朝的政體，與其説是維新，倒不如説是復古。但是太政官制畢竟太過久遠，具體怎麼設置也是模稜兩可，以至於明治新政府的組織架構在一段時間內朝令夕改，最初設為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制，後變為三職八局制，又變為七官制，明治二年變為二官六省制，明治四年又變為太政官、三院、八省制。這種政治體制與古代中國中央集權下的官僚體制類似，天皇握有絕對大權，還談不上政治現代化。就這樣折騰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日本終於沿着君主立憲的道路邁出一步，廢止太政官制，創立內閣制度，明治廿二年（1889年）日本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在19世紀末葉趕上了歐洲的潮流。從王政復古到憲法頒佈這二十一年中，藩閥官僚、民權運動人士、主張天皇親政的舊體制派在混亂的政治中反覆角逐，君主立憲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只不過君主立憲政治的主張在這個角逐中獲得了各方的認可，成為最為合理的路線，這其中加藤弘之的奔走與講學起到了關鍵作用。

▼ 《大日本帝國憲法》開篇就是“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 ▼

▼ 《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的政體框架，明顯的天皇中心結構 ▼

      不過在經過大量的妥協和折中之後，帝國憲法下的立憲政治內容仍舊有限，像天皇萬世一系、大權獨攬這樣的內容也被寫進了憲法，而據憲法的制定者之一伊藤博文描述，憲法中關於天皇權威的描述是建立在神話之上的。混合了大量神權政治元素的天皇制度在立憲政體下顯得相當突兀，如果認真踐行主權在民與立憲政治，那麼天皇不僅要是個人，還得受到憲法節制，這與天皇神統自然是相互牴牾的。圍繞着天皇的地位與國家政體問題，爭論從明治時代一直持續到昭和時代，加藤弘之也不免捲入其中。

▼ 《大日本帝國憲法》與現行日本憲法比較圖 ▼

論爭的罪與罰 | 批判與封禁

在《真政大意》和《國體新論》中，加藤弘之都談到了制度與人性及社會風俗的關係，從現在的視角看，這是一種制度決定論，並不全面，但至少能體現出加藤的一個觀念，即良政對於培育良俗、開啓明智是有重大意義的。不過在具體的政治操作中，加藤卻保持着審慎的態度。

明治七年，板垣退助等人向政府提出建議書要求開設會議，不了建議書被加藤駁回，理由是民智未開，為時尚早。在加藤看來，當時民眾中無知者太多，如果此時就設立議會，那麼諸如廢藩置縣這樣的決策都交付公論，必然會因為幕藩體制支持者的反對而爭執不下，如此一來明治維新如何能實現？雖然加藤是個憲政支持者，但是在國家構建這個問題上，他卻選擇了一個實用主義選擇，待國家整合完成方才付諸實施。不過圍繞議會問題的論爭還是持續了很長時間。

▼ 《國體新論》 ▼

      另一邊，加藤弘之與國體問題上的復古主義者間爆發激烈論爭，復古主義者對加藤弘之的憲政思想大加批判，《國體新論》一書其實也是加藤弘之對這種國學派思想的回擊。王政復古運動本身就裹挾着濃厚的國學派思想，德川幕府的官方意識形態主要基於漢學，也就是中國傳來的儒學。但在幕府倒台之後，漢學式微，天皇從京都移駕至東京，原先京都皇學所裏的國學派學者紛紛進入新設教育機構，成為教授，尊王攘夷思想、神國論、國體論、天皇親政論等支撐王政復古運動的意識形態大多源於京都的國學派，而且由於這些人在大學裏的活動，國學派思想也逐漸成為其中主流。“國體”一詞經常為國學派所用，成為其意識形態的一個咒語一樣的符號。但國學派所謂的“國體”並不是指國家體制、國情、國家特色、國家基礎這些政治學概念，而是指關於皇道神典的學問，在他們看來，限制君權的立憲制度、不敬天皇為神明的行為都是在否定日本“國體”。

      針對國學派的國體論，加藤弘之在書中極力批判，聲稱只有不開化的國家才搞君主神權專制這一套，把這個國家變成君主的私有物品，雖然很多人認為國民是君主的僕從，但這種思想是極其錯誤的，以臣僕之姿悉聽君命，還要為此正名，這就是一種野蠻落後的風俗，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仍保留着這樣的風俗，就是野蠻落後的國家。並且加藤弘之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國學派，認為國學派搞天皇神統萬世一系那一套不僅蒙逼真理，更是奴役人民、善惡不分，認為日本人只要一心甘為臣下侍奉天皇，日本就能卓越於萬國，其見地愚不可及，其學説野蠻無知。

      加藤激烈言辭引發了國學派眾怒，而更令國學派咬牙切齒的是加藤弘之對天皇的看法。在國學派眼裏，天皇不是人，而是神典中記載的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神的子孫，雖然這種荒誕之説毫無根據，他們依舊堅信不疑。但作為立憲主義者，加藤弘之必然不可能接受這種胡説八道，對於天皇，他則援引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話，“不過是國家第一官員”，雖然在經歷了啓蒙運動的歐洲，這種論調再正常不過，但是在剛剛走上維新道路的日本，加藤的言論讓一眾復古主義者惱羞成怒，這一説辭，不僅讓天皇失掉神的身份，還被拉進了國家公務員行列，國學派直接給加藤扣上了“未曾有的逆賊”的大帽子，還通過政府封禁加藤的書。

▼ 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就是腓特烈大帝 ▼

      明治十四年，當時的過度立法機關元老院決議封禁加藤的《真政大意》與《國體新論》，並要將加藤拿來治罪。直到二戰結束後，加藤的書才被小黑屋裏放出來，得以重建天日。不過加藤弘之在面對輿論和權力的壓力時卻選擇了明哲保身，在封禁決議次年，加藤弘之寫下了《人權新説》，在書中他徹底抹去了自己之前的民權思想，將天賦人權斥為妄想。這一變節之舉保全了加藤的試圖，但是作為學者而言，晚節不保就意味着學術生命徹底結束了。在《人權新説》之後，加藤再未留下什麼著書。

       或許站在個人角度而言，我們不能在道德高度上過分要求加藤弘之這樣的學者。就在幾天前，還有人跟樓主講了一個國內老教授的故事，老學者之前經常往來日本，曾在日本目睹過左翼學者因為講了幾句中國的好話就被右翼捅死的事情，故而他從來不敢碰政治，還告誡兒女不要和任何台灣人來往。也許上歲數的加藤弘之已經沒有了年輕時的鋭氣，他的退縮保全了個人的命運，但在個人以外，還有歷史的洪流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在那個風氣尚且自由的變革時代，加藤弘之因一台德國電信設備的契機成為了改造國家的設計師，將所學之精華全部傾注於日本的政治近代化之路，然而強權前的屈服，也讓他失掉了繼續引領時代、改造國家的資格。也許對他而言，封禁的只是過去和兩本書，但對日本而言，失去的是國家的前途和未來，1945年日本戰敗前，日本人一直經歷着從小被皇國神話洗腦的命運，成為天皇的炮灰，流毒廣佈的天皇神統觀念即便到了戰後也未消失，依舊攪動着日本政治。看着今天萬元大鈔上的福澤諭吉，遙想奠定近代日本整體理論基礎的加藤弘之和他半途而廢的立憲自由主義，不啻為一種諷刺。

      不過，加藤弘之不是唯一一個因反天皇神權主張而遭到打壓的人，這樣的事情在近代日本並不罕見，只是也有人選擇了為己申辯和堅持主張，美濃部達吉教授算是其中一人，他倒是沒像加藤弘之那樣把天皇視為公務員，只是把天皇比作了一個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