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費開支、美國宏觀經濟失衡與經濟金融危機陰影_風聞

一、天文數字軍費開支是美國宏觀經濟失衡和日益凸顯的蕭條風險的重要根源

已經過去的10月堪稱美國股市“黑十月”：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8%，為次貸危機後10年以來最大月度跌幅；納斯達克指數下跌9.2%，為2008年11月以來最差紀錄；美國、歐洲、亞洲股市市值總共損失超過5萬億歐元，成為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以來最猛烈的一次下跌；……在10月份股市劇烈震盪的基礎上，11月美國股市繼續一再出現連續多個交易日下跌的情況，……——2009年以來經濟回升與股市上漲已經持續近10年，這一事實並不意味着美國經濟已經擺脱週期性波動的約束，而是表明新一輪蕭條與金融危機日益臨近。

經過10月份如此劇烈的股市波動，儘管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等指標目前尚未遭到波及，但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的陰影已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金融危機將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到來？危機烈度幾何？……圍繞這些話題的討論正在世界各國經濟界、學界穩步升温，越來越多的學者、分析師和市場參與者認為，2020年前後將很有可能爆發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

美國經濟蕭條與金融危機風險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正視，其後果之一就是該國宏觀經濟失衡中藴藏的系統性風險對人們預期的影響日益凸顯。美國宏觀經濟客觀存在的一系列失衡在當前尚未被普遍視為系統性風險，但在蕭條和危機逼近、到來之後，這些失衡遲早會被市場參與者普遍認識到，並進而大面積影響他們的預期、心態和行為，天文數字且居高不下的美國軍費支出就是其中之一。

11月14日，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沃特森學院（WatsonInsititute）發佈報告《戰爭開支》（Costof War），認為911事件以來直至2019財年美國直接間接戰爭支出已達5.9萬億美元，也警示市場參與者和其他各界人士不可忽視軍費開支對美國宏觀經濟失衡、進而對其潛在經濟金融危機風險的影響。

美國宏觀經濟失衡集中表現為財政、貿易“孿生赤字”，天文數字軍費開支不僅直接對財政赤字“貢獻”良多，而且通過製造、擴大美國政府部門負儲蓄而間接推高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今年美方對華發動史詩級貿易戰，一舉將全球貿易史上雙邊貿易爭端涉案貿易規模提高數十倍、甚至可能進一步提高百倍以上，其決策動機之一就是壓縮對華貿易逆差；但貿易逆差本質上是國民儲蓄過低的體現，我整理計算了1980—2017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結論如下：

這38年裏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於美國；

其中除1981年一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為8.6個百分點之外，其餘所有年份中美儲蓄率差額均大於10個百分點；

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

有14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

有8年中美儲蓄率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

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為36.9個百分點。

這樣的國民儲蓄率差距，決定了美國貿易逆差不可能依靠貿易戰消除。美國國民儲蓄之所以過低，重要根源之一是美國政府數十年如一日一直是負儲蓄部門；美國政府的負儲蓄主要又是來源於其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且佈局不合理，軍事開支膨脹失控尤其堪稱惡化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頭號“殺手”，進而對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斷強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二、軍費開支惡化美國國際收支的機制

在產業和貿易的層次上，軍費開支過度膨脹通過以下途徑惡化美國國際收支：

平時，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軍費開支相對於民用開支不透明、……所有這些特點決定了軍事合同利潤率通常大大優於民用工業，吸引美國產業界在二戰之後數十年裏把過多優質資源投向發展軍工，民用工業因此相對衰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日益減退，不僅不能繼續在海外市場繼續攻城略地，就是本土市場，也越來越多地被心無旁騖集中精力發展民用工業的外國企業佔據。

一旦爆發較大規模戰爭，陡然湧現的大量軍需（特別是非軍火貨物）訂單更是要有相當一部分流向外國產業界。特別是戰場鄰近國家和地區，如果恰恰有潛在生產能力，也有強烈的抓住一切機遇謀求發展之心，他們就能抓住這個機遇拿下很大一部分美軍“特需”訂單，以及美國國民經濟“軍事化”而騰出來的民品生產、供應市場空間。

回顧歷史，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冷戰後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美國在二戰之後參加的歷次大規模戰爭都對其國際收支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也有力地推動了後來被美國視為製造業競爭對手的經濟體工業、出口增長：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3年7月，中朝方面與美方簽署《朝鮮停戰協定》。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的1948、1949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45.72億美元和45.07億美元；朝鮮戰爭爆發當年（1950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急劇萎縮至3.62億美元，1951—1953年分別為20.45億美元、14.96億美元和4.16億美元，朝鮮停戰翌年便回升至17.14億美元。正是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一舉把日本拉出了戰後蕭條的泥坑，為這個後來數十年美國製造業的強勁競爭對手奠定了崛起基礎。

——1964年，美國炮製“北部灣事件”，製造了全面、大規模直接參與越南戰爭的藉口。

1965年3月，3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峴港登陸，美軍直接參戰的越南戰爭全面爆發。當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從上年的53.84億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億美元。

1968年1月，越南人民軍發動“春節攻勢”；10月，美軍宣佈停戰，從1969年起開始撤出美軍，推行戰爭“越南化”（包括大力武裝南越軍隊）。1969年，美軍開始轟炸柬埔寨，越南戰爭擴大至柬埔寨。戰後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順差的常態從1968年開始轉折，1968、1969連續兩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

到1973年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巴黎和平條約》）時，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經定型。從那時直至現在，僅越南人民軍攻克西貢的1975年一年，美國出現過29.75億美元順差，其餘所有年份均為逆差。

相應地，在越南戰爭期間，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東亞四小龍”實現了長足的發展，在工業化進程中徹底脱胎換骨躍居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2001年10月，美軍大舉出兵阿富汗，打擊基地組織和塔利班，報復911恐怖襲擊；2003年3月，以美英為主的多國部隊出兵伊拉克；美國由此全面陷入曠日持久的戰爭。2011年12月，美軍大規模成建制作戰部隊全部撤離伊拉克；在阿富汗戰場上，美軍依然保持着可觀的兵力。也正是在這兩場戰爭期間，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規模接連上了幾個台階：

阿富汗戰爭爆發翌年（2002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達到5071億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億美元。

伊拉克戰爭爆發翌年（2004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從上年的5783億美元猛增至7108億美元，首次突破7000億美元大關。

2005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大關達到8316億美元。

……

（駐阿富汗美軍營地的“中國製造”）

可以肯定，如果美國不徹底反省過度捲入海外政治軍事事務的失誤，不大幅度削減已經過度膨脹的天文數字軍費，要想有效壓縮貿易逆差，註定是緣木求魚。

三、美國難以走出“高軍費陷阱”

國防費用與安全、社會與消費者需求、增長的投資三者競相爭奪一國擁有的資源，國家、特別是大國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於一國能否協調上述三者，使之形成比較協調的比例與關係，而美國的國防費用顯然是嚴重過頭了。

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以內，美國確實能夠通過軍事力量維持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藉此源源不斷取得外部融資為其消費、投資“埋單”，但這種操作最終必將面臨“特里芬兩難”的約束，導致美元信用難乎為繼。

美國精英階層中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高軍費造就的龐大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會力圖綁架美國政策使之長期為自己服務。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或許是因為對美國損耗巨大的朝鮮戰爭使他得以憑藉“結束朝鮮戰爭”承諾而入主白宮的經歷，昔日的二戰歐洲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意識到當時剛剛初步成型的“軍工複合體”對美國國家的潛在危害。在1961年的《告別演説》中，艾森豪威爾總統滿懷憂慮地告誡：

“我們已被迫創建一個規模宏大的永久性的軍事工業，350萬男女服務於國防機構，我們每年在軍事安全上的開支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純收入。我們必須警惕‘軍工複合體’有意無意所形成的不正當的影響力，而且這不當的權力配置的災難可能會持續下去。”

1987年，保羅·肯尼迪所著《大國的興衰》一經面世，頓時在美國洛陽紙貴，背景也是“里根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擴軍，美國國內當時正在熱烈討論里根８年執政得失，而日本、聯邦德國當時經濟實力成長相當迅猛，令許多美國人感到美國的經濟優勢地位有動搖、甚至不保之虞。

即使高度推崇里根的特朗普本人，對此問題也是一清二楚。自從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起，特朗普就高舉“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面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孤立主義運動的旗號，不斷抨擊其前任們輕舉妄動，沒有必要地干預外部事務、捲入在國外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耗竭美國資源，主張集中資源聚焦國內經濟建設，固本培元。

如在2016年4月27日他第一場面對共和黨精英系統陳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講中，他一再強調：

“這些外交政策災難接踵而至，……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國家。”

“……與其他總統候選人不一樣的是，戰爭和入侵將不會是我的首個本能。沒有外交手段就沒有外交政策。一個超級大國明白小心謹慎和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標記。儘管從未在政府任職，我曾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我對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講，伊拉克戰爭將會使中東地區出現亂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確的。”

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講中，他聲明：

“我們會同世界其他國家和睦修好。但是基於以下共識：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我們不尋求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於人，更期望它能自己發光發亮成為榜樣。所有願意效仿我們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光亮。”

再如在2017年8月公佈的阿富汗及南亞新戰略中，特朗普一再強調在阿富汗等國行動目標是打擊恐怖分子而不是建設外國國家。（We are not nation-building again.  Weare killing terrorists.）

再如2017年12月發佈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定義的四項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利益：

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安全和美國的生活方式；

促進美國的繁榮，首次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

用軍事力量維護和平；

戰略是為了推進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首先要在國內創造財富和保障權益。

……

同時，特朗普還不斷向盟國、特別是西方盟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提高軍費開支，更多地分擔美國軍費支出。在執政第一年的財政預算方案中，特朗普大幅度削減了對外部門的預算額度，削減幅度動輒高達兩位數。

應該説，上述所有這些主張都體現了特朗普減少在海外軍事幹預中耗竭美國資源的初衷、理念，倘若能夠切實全面落實，必定有助於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是他同時又主張大規模更新美軍裝備，提高軍費開支，無論他這樣做是發自內心的主張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權位，結果都不能不抵銷他上述戰略收縮、固本培元理念主張的效果了。

預計2018年全年全球國防費用將增長3.3%，達到1.67萬億美元的冷戰後最高峯，其中美國一家軍費開支就獨佔40%之多，[①]而2017年美國實際GDP僅佔全球15.40%；[②]這樣的格局，無論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國提高防務開支貢獻，能夠持久嗎？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務開支，對美國財政收支、國民儲蓄、進而對其貿易收支影響，可想而知。

四、高軍費陷阱、史詩級貿易戰、中期選舉放大美國經濟蕭條風險

對美國經濟宏觀穩定性和長期可持續性更糟糕的是，今年美國不僅挑起了對華史詩級貿易戰，而且對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發動了規模相當可觀的貿易爭端，日本、歐盟、俄羅斯、印度、加拿大、拉美、……無一倖免，就連僅有2.6萬平方公里國土的非洲小國盧旺達，也未能躲過特朗普政府重審普惠制的壓力。更有甚者，美國國內極端勢力還力圖推動對華貿易戰向新冷戰方向發展。從中國國慶長假期間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到近日彭斯再度發表的恐嚇性演講，給全球各地的市場投下了深重的陰影。……這些舉措不僅直接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且還將推動美國外交、軍事開支進一步上升。

同時，近年美國國內黨爭日益突破底線，中期選舉的結果是美國民主黨控制了國會眾議院多數議席，預計把持預算審批大權的眾議院將不斷挑剔、狙擊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建設計劃；預期中的2019—2020年經濟金融危機倘若爆發，民主黨把持的眾議院必定還會竭力掣肘特朗普政府屆時的反危機舉措，但對軍事開支項目還是會繼續開綠燈放行；……有鑑於此，我們對越來越濃重的美國蕭條、危機陰影還是要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

（本文國際貿易數據除特別註明來源者外，均引自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

[①]何雷：《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正能量》，《參考消息》，2018年6月25日，第11版。

[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