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現代化改革，世界為何只有中國成功？_風聞

1978~2018年，40載風雲激盪、40年砥礪前行

1978年，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他對央視團隊指示到：

你們要少拍一點我，多拍人家的現代化建設，多拍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

那一年，日本經濟是東方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亞洲No.1的城市，東京都傾世繁華。高樓霓虹的映彩間，模糊的是奮鬥者的背影，照射的卻是日本經濟的活力。

那一年，中國連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

貴為一國首都的北京，沒有幾個像樣的酒店，諾大的街道上，稀稀拉拉着公交車與公務用車。

當無數中國人從央視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裏也有電視、電冰箱時，那種來自心靈深處的衝擊，使這個國家與民族，需要迫切的做出改變。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由此拉開帷幕！

70年代末中日首都對比圖（左：北京  右：東京）

時過境遷，歲月荏苒，40載白馬一瞬。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不僅改變了中國，還深深地撼動了世界格局。

當年日本有的，今天中國造給全世界！

所以在指揮部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論與哪個國家相比，不論拿什麼尺度來衡量，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成功。

如果非要雞蛋裏挑骨頭，那麼，中國模式的錯誤只有一點：

**我們的成功給他國造成了一種錯覺，即中國能做到的，他們同樣能做到。**比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印度。

真相恰恰相反！

歷史證明，過去40年間，在謀求大規模現代化改革的國家中，成功者僅有中國一家而已。

看圖説話：

上圖是中國與蘇東國家1985年~2017年，經濟發展態勢圖。

八十年代，由於蘇東模式的崩盤，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進行現代化改革。

從上圖可知，中國與蘇東26國在1991年前，經濟相差無幾。

因為改革開放的前十年，是一種內容積澱，包括工廠、水利、電力、鐵路、公路等配套基建設施，尚處於建設階段。

1991年，第一波建設階段結束。

在此基礎上，中國東部地區工廠的經濟效益，開始全面爆發。這一階段，大量的工廠與產品需求，帶來了高就業。

高就業帶來了高收入、高收入帶來了高税收。所以從1991年起，中國人均GDP以一騎絕塵之勢，平步青雲、扶搖九天，30年足足翻了7倍，國家GDP更是翻了33倍之多。

同一時期，蘇東26國表現最好的土庫曼斯坦，GDP至今只有423.55億美元，不如中國三線城市之首的唐山（2017年GDP1014億美元）。

剩餘的25國中，僅6國人均GDP增長超過兩倍。

此外，還有4個國家人均GDP不升反降，最苦逼的烏克蘭，去年人均GDP比1985年還低27%。

由此可見，中國在過去40年的成功，是有多麼偉大。當然，如果你從過去500年，也就是歐洲確立現代國家雛形開始看，通過改革從非帝國主義國家躍升為現代化國家的國家只有兩個：中國和日本。

注：現代國家結構基本由歐洲確立，比如中國古代沒有外交部，而叫理藩院。再比如古代兵部統領軍隊各司任務，包括軍官晉升、軍隊採購、作戰策劃，凡是與軍隊有關的，都由兵部管理；而現代國家對軍隊進行分權管理，機構有兩個，一個叫國防部，負責軍隊採購、軍事外交，以及制定未來國防發展戰略；一個叫中央參謀部，負責軍隊作戰和軍人晉升。現代國家體制與中國古代相比，最大的特點就是部門更精細化、職權更清晰化。

中國改革的成功，取決於兩大因素——

第一個是國家統籌能力（以下簡稱國家能力），第二個是國家設備基礎。

指揮部先來講第一個：國家能力對於國家現代化改革的重要性。對比模型分別是近代現代化改革的清/歐日，與二戰後現代化改革的中印。

首先提個問：

大家知道現代化改革的必要基礎是什麼嗎？發展戰略？人才精英？指導思想？

都不是！

現代化改革的必要基礎只有一個字：錢！

而行之有效的國家能力將決定**“錢”**的兩點：第一，如何獲得改革發展的啓動資金；第二，如何通過統籌規劃，把錢用在刀刃上。

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與漢陽兵工廠

就近代的大清帝國而言，由於本身不具備海外掠奪的能力，所以現代化改革的啓動資金，大多數來源於税收。

然而，清朝的税收卻是一塌糊塗！

根據歐洲國家金融數據庫—清代中央政府年度財政收入數據顯示，康熙年間大清帝國中央財政收入約為3500萬兩；雍正年間約為4000萬兩；乾隆年間約為4300兩~4800萬兩。而到了光緒年間，大約為2億兩白銀。

恍惚一看，歷代皇帝年間，中央財政持續增長，沒問題啊。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一個變量，人口增長！清初年間，我國人口不到1億人口，有數據説是6000萬。而光緒年間，中國人口就已經達到了4億的巔峯。通過計算你會發現，清朝人均財政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而還在持續下滑！

如果按照歷史書中，清末3億兩（約等於110億公克白銀）的中央財政計算，我國的人均税收僅為30公克白銀，相當於英國的零頭。

若以當前3.29/克的市價來算，清末上繳到中央政府的人均税收，只有98.7元。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我們再來看看歐洲的人均税收。

第一次工業革命後，英國率先啓動現代化改革，人均税收在40年間翻了1倍。1820年~1829年，英國人均税收為315公克白銀，約合1036元人民，是清朝的10倍。

1688年~ 1815年間，英國GDP只增長了3倍，但税收卻增長了15倍。

通過有效的國家能力，英國政府獲得了大量改革所需的資金。在這一階段，英國國家與軍隊建設進入爆發期，先後擊敗了西班牙與法國，並獲得世界霸權。

到了1900年，由於德意志帝國的崛起，英國再次做出適應當下局勢的改革，人均税收從1880年的361公克直接翻了兩倍，高達927.28公克，約合人民幣3050人民幣。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值：第一、百年前的購買力比現在高；第二、即便是現在的中國，80%的人年税收都沒有三千（税收三千，月工資基本7000以上）。

人均年税收（公克白銀），1500-1909

同一時期，歐洲各國為了追上英國的現代化改革，也在通過增加税收，來獲取天量的改革資金。

其中，以英國最大的對頭法國最為激進。

1650~1899年間，法國人均GDP只增長了3倍，但人均税收卻增長了33倍！1900年，法國人均税收高達1026.13公克，約合3375元人民幣。此外，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均税收，也遠高於同時代的清朝，這也解釋了一個歷史疑問：

為何清朝GDP在佔據世界三分之一的情況下，國力仍不如歐洲小國。

因為清朝人均税收太低，中央財政不足，致使清朝當局在做出現代化改革時，不得不面臨資金匱乏的難題。

當然，心細的朋友會發現一個問題：

部分歐洲國家的大財主，在現代化改革之前，就通過海外殖民收颳了不少財富。這麼算下來，歐洲人均税收高也就不足為奇嘛。

理雖如此，但也不要忘記兩點：

第一，清帝國雖然沒有殖民收入，但還有藩屬國的朝貢；第二，日本在明治維新前也是被殖民國家，但日本的人均税收卻比清朝高。

1650~1850中日人均税收

由上圖可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人均税收遠高於同時代的清朝。

因為德川時期的高税收為中央財政積累了大量的資金，所以在明治維新時，日本政府為現代化改革提供的資金，要比清朝政府的多。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中央財政，為現代化改革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全國鐵路網基本貫通、天然良港建成工業港口、通往各大都會的公路、橋樑基本修建完成、城市化人口達到近代10%以上的高密度…

鐵路網是工業的核心；港口是日本作為島國，獲得資源和進行貿易的核；公路和橋樑是促進全國共同發展的紐帶；而人口城鎮化有利於工業資源的集中發展，比如勞動力集中、加工原材料集中，效率肯定要比分散來得高。

對比清朝，即便是有洋務運動這樣趨向現代化的改革，但也因為中央財政的不足，在工業建設方面遠遠落後於日本。

指揮部以工業現代化基礎的鐵路為例：

中國地大物博，各地要想實現工業化，就離不開鐵路所帶來的人口流動、原材料流動、以及貿易流動。然而，從日本明治維新見效開始，中國的鐵路里程就遠低於日本。

截止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中國通車的鐵路里程僅5750公里，而日本卻高達11384公里。

説起來，這也算是小國的好處：國土面積小，建設鐵路的成本低，只要完成全國鐵路網的建設，在近代實現工業化基本沒啥難度。

事實上，清朝在條例上的税收並不低，但上繳到中央財政的收入，卻與人均遠遠失衡，只能説明錢被貪污了。而這又間接驗證了另一個問題：清帝國中央政府對全局的掌控力不足，即清帝國無法實行有效的國家能力！

行之有效的國家能力，不僅事關改革成敗的税收，還決定改革措施能否貫徹落實！這一點，清帝國仍不如日本。

毛主席説過：槍桿子裏出政權。

對於一個政府而言，要想徹底掌控國家，就必須掌控它的武力機器，即軍隊。

明治登基後，日本便爆發了旨在顛覆幕府的戊辰戰爭。此戰後，日本建立起由內閣指揮的統一軍隊，以及軍事警察。軍隊集權的手段，使得日本政府在明治維新後，擁有雷霆力量去鎮壓那些反對改革的起義者。

在這一行動中，日本政府進一步達到深化國家能力的目的！

日本幕府時代與明治初期起義數量

由圖可知，後者起義數量遠高於前者

反觀清帝國，中央不僅對軍隊掌控弱，對地方的節制更弱。

軍隊方面：甲午戰爭時期，李鴻章貴為內閣首輔，居然指揮不動南洋水師；甲午戰爭後，滿清政府效仿日本建立常備軍，而這隻軍隊卻淪為袁世凱的私器——“只知袁宮保，不知大清朝”。

由此可見，清當局對軍隊的掌控力有多低！

地方方面：由於對軍隊以及對地方的掌控不足，先後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

試問，如此低劣的國家能力，如何獲得現代化改革所需的啓動資金？又如何在國內此起彼伏的反對聲中（清朝在改革時有一大批封建勢力反對），堅決貫徹落實現代化改革方針？

所以，清朝的失敗是註定的，即便有大國的扶持，沒有強大的國家掌控能力，清帝國也幹不過日本，因為精力都被內鬥消耗殆盡了！

甲午海戰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現代模型裏的中印。

在二戰後的所有國家中，印度和中國的際遇最相似。同是殖民地、同是多民族國家、同是地大物博的大小國。

注：所謂大小國，即地理上的大國，國際地位上的小國。

印度於1947年建國，比中國還要早兩年。就國際環境而言，印度比中國好很多。朝鮮戰爭後，中國與美國徹底翻臉，而印度卻與美蘇兩大國關係甚好。

60年代，中蘇翻臉，北有蘇聯虎視眈眈、東有美國艦隊重重封鎖，西南剛與印度打了一仗。而在東南方向，蔣家成天嚷嚷着“反攻大陸”。毫不誇張的説，當年中國的處境比清末還要糟糕：

清末時期列強還會因為利益問題互相制衡，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把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姑且算印度第三，咱專揍世界第三）全都得罪啦！

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印度如此得天獨厚的優勢，卻為何仍被糟糕透頂（僅戰略環境而言）的中國甩到千里之外？

問題的癥結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國家能力：

印度政府的國家能力，遠不如中國政府的國家能力！

接着看圖説話——

根據運行方向的不同，西方學者將中國與西方的經濟模式，歸結為兩種“餐桌模式”——

中國是一根大柱為支撐的**“圓桌”，而西方是四根細腿支撐的“方桌”**。

先説**“圓桌****”**模式：

支撐我國GDP飛速發展的圓柱，是一個集合體。黨的領導、政府職權、各種經濟小組、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集合到一起，撐起上面的大盤——中國經濟。

圓柱只要夠粗夠結實和平整，那麼盤上的GDP就能飛速的運轉，這與中國的發展理念很貼切。以國家權力貫徹國家意志，進而催發國家的整體行動。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在這種模式下大幹特幹，打遍天下無敵手！

再談**“方桌”**模式：

一個桌面，下面四個桌子腿——這象徵着分權，黨、政府、國企、私企完全是分離的。四隻腳除了需要結實外，還需要高低一致才能讓桌面平穩：即做任何事情，都要扯皮以謀求最大的平衡。

這樣運作的方桌，轉起來能有圓桌快嗎？答案顯而易見。

中印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孟買

中印發展的差別，就是圓桌與方桌模式的差別。

我們有超強的國家意志、有超強的國家能力、更有超強的國家行動。凡是於國於民有力的工程，扯皮不要太久，安全和可行性論證後，直接就上馬。沒錢國企和中央財政墊，遇到困難出政策解決。

國家建設就如行軍打仗，軍令如山，一路平推！

反觀印度，你以為印度政府不想發展工業嗎？怎麼可能！工業時代，工業實力決定國家實力，這道理連高中生都懂，你以為印度政府那幫精英不懂嗎？

可是懂又能怎麼樣？

印度政府要想發展中國那樣大而全的工業體系，必須要龐大的啓動資金，錢怎麼來？平民是榨不出來的，只有找土豪要。但印度政府的國家能力不足，無法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徵收高額的富人税。

再加上國內種姓與派系林立，改革觸及到這些人利益時，必然被羣起而攻之：**“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是印度國家能力最真實的體現。

或許會有人反駁到：

如今，印度經濟增速僅次於中國，GDP排名世界第七，這不是印度現代化改革成功的有力證據嘛？

現階段成功和整體現代化成功，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可以看見的範圍內，中國是當今唯一一個大步邁向發達國家的第三世界國家，我們的身後沒有追隨者。指揮部一直堅持認為，印度的成就不可能超過中國。

原因很簡單：

有些國家能造手機、有些國家能造坦克、有些國家能造半導體、有些國家能造宇宙飛船；有些國家水運發達、有些國家航空發達、有些國家鐵路發達；有些國家能造軍艦、有些國家能修鐵路、有些國家能搞大工程…而同時具備以上東西的國家，只有中國。

這就是指揮部要説的第二大因素：國家設備基礎。

一個國家從誕生到完成現代化，需要經過四個階段：

打天下—安天下—治天下—現代化！

現代化之前的三個階段，分別要完成三個國家設備基礎。

在1946年~1949年這個階段，中國完成了打天下的基礎：政治基礎。這一基礎包括三大要素：國家與民族獨立自主、消除頑固利益集團、社會穩定。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國基本完成這一目標。

從五十年代中期到1978年，中國完成了安天下的基礎：社會安全基礎。這一時期，毛主席那一輩人以傾國之力建成了完善的工業體系，並通過教育普及為第三階段的“治天下“打下夯實的基礎。

1978年~至今，中國基本完成“治天下的”基礎：物質基礎。這一階段，在毛主席時代完善的工業體系和普及的教育上，我國進行了更精細化的現代建設，包括支撐國家工業發展的電力建設、治理國家水患的水利建設、保障農民收入的農田建設、促進經濟循環發展的製造業建設、帶動各地區全面現代化的城鎮化建設、便民交通與增強貿易往來的交通網建設。

目前，我國正從“治天下”的階段，向現代化一路狂奔！

廣州夜景

對於一個體量龐大的國家而言，要想完成現代化，必須經過前面三個階段。

就印度現狀而言，仍處於“打天下”階段。印度政府當前的首要目的，不是怎麼取代中國，而是如何消除頑固的利益集團，以增強政府行之有效的國家能力。

如果無法增強國家能力，印度就無法獲得國家現代化改革的資金，這也解釋了另一個疑問：

為何印度GDP增速如此快，而中央財政卻年年虧空，且文盲率未降分毫？

中央財政沒錢，國家就無更多的資源投入基礎教育。文盲率下不去，印度龐大的人口紅利就無法轉換為勞動力資源。此外，沒有錢，就不能進行更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如：鐵路網、公路網、城市交通、電力網。

要知道，一切現代化建設都建立在工業化之上，而工業化最需要的基建有三種：

①城鎮化建設**（勞動力和工業原材料集中）**

②交通網建設**（促進貨****物貿易與勞動力人口流動）**

③電力網建設**（提供生產動力）**

反觀如今的中國，以上建設全都有！

單以鐵路網為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鐵路網建設除西藏新疆之外，基本上各省都通了鐵路，區別只在於密集程度不同。

大家想想，如果沒有鐵路帶來的交通便利，內陸龐大的勞動力資源會湧入東部沿海城市嗎？而沒有豐厚的勞動力，沿海地區的工業化會發展得如此快嗎？不能！

再説電力。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要想全面工業化，就意味着我們必須擁有世界上最強大、標準最統一、覆蓋範圍最密集的電力網。早在1985年，也就是中國從**“治天下”**邁向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鄧小平就曾向當時的政府總理問到：

“電的問題，我主要關心後十年電是怎麼安排的。到本世紀末電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證經濟翻兩番的需要？”

此番談話後，中國電力網建設便進入了現代化提議的核心。

今天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14億人用電，居然沒有出現電荒，而國外稀鬆平常的停電，在中國卻是低概率事件。一是與夯實的國家基礎有關，二是與領導人長遠的戰略規劃有關！

現在，每當面對波瀾詭異的國際鬥爭時，我們總説國家戰略如何高明。

殊不知，中國最高明的戰略，就在我們的身邊，就在我們的周圍：我們乘坐的地鐵、高鐵、公交車，我們享受的醫療保障、社會保障，我們從事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甚至是簡單的網購…全部都是國家頂級戰略下的產物。

應該説：沒有毛主席時代的**“厚積”，就沒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薄發**”。

大道至簡，正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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