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嚴重關注私企腐敗問題——評“金立老總劉立榮賭輸十幾億”_風聞

“中國的老百姓何辜？竟要遭受一個賭徒的劫掠和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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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名噪一時的金立集團，目前陷入嚴重危機，董事長劉立榮被列入“失信”名單。

目前金立僅拖欠銀行的貸款就有100多億。金立在深圳的26套房產被查封，公司也開始大規模裁員。

接受e公司採訪時，劉立榮承認在塞班島參與了賭博，“輸了有十幾億”。

承認賭博的同時，劉立榮也承認賭博資金來自挪用公款。

他説：“我創辦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絕對的權威，我個人沒有其他收入，難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資金的行為。”

證券時報稱，他沒有説出從公司挪用資金的準確數字，只是稱“大概十幾個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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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破產，當然是劉立榮個人的災難，但毫無疑問也是上下游企業的災難、投資者的災難、金立員工的災難、銀行的災難（説到底是儲户的災難）。

非常奇怪，這樣一條爆炸性新聞，在輿論界卻完全像是一枚啞彈，只有一些例行公事、輕描淡寫的報道。

財經媒體的主流仍然是呼籲政府要加大對私人（民營）企業紓困的力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談紓困，就是劫貧濟富，就是要把千千萬萬升斗小民的血汗錢向劉立榮這樣的賭徒和騙子留下的黑洞裏填。

中國的老百姓何辜？竟要遭受一個賭徒的劫掠和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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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立榮事件，再次提醒我們要嚴重關注私營企業的腐敗問題。

目前，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輿論界，對私企腐敗的問題，都認識不足。

概括來説有兩大認識誤區——

一是認為私企老闆不可能成為腐敗犯罪的主體。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腐敗就是濫用公權力，腐敗必須以擔任公職為前提。

二是對私企老闆腐敗的危害性認識不足，認為私企反正是“自負盈虧”，花的都是他們自己的錢。

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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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釋第一個認識誤區。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私企老闆的腐敗無論在規模還是數量上，可能都超過了國企。

早在2014年，一家調查機構發佈的中國商業調查報告就顯示，多數受訪的企業高管認為私企比國企更腐敗。

私企腐敗可以簡單地歸為兩類，即“作為老闆的腐敗”和“企業內部的腐敗”。

“作為老闆的腐敗”是指企業高管在處理企業外部事務時出現的腐敗，主要表現為行賄犯罪。

而“企業內部的腐敗”和國企高管的腐敗類似，包括利用職務便利侵佔公司財產，挪用資金，如劉立榮的所作所為。

在私企內部，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權力，包括支配各種資源的權力、掌控各種信息的權力等。一旦掌握這些權力的私企老闆及各級管理者，僅僅為了個人偏好或私利行使這些權力，腐敗就會出現。

私企老闆的賄賂犯罪，造成不公平競爭，在市場上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降低社會的總效率，會使每個人的利益都受到損害。

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之所以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就是因為其中既有針對國家工作人員腐敗行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有針對私營工商業者的“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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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解釋第二個誤區。

“私企老闆花的是他們自己的錢，因此不存在腐敗問題”的説法，最大誤區在於把產權絕對化了，即認為錢既然是我的，那我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別人管不了。

這是一種過時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西方已經被制度學派的“不完全產權”理論所代替。

“不完全產權”理論認為：即便這個東西產權是屬於某個具體人的，但因為使用或消費它時有外部性，所以這種產權仍然是不完全的，不能做絕對化理解。

什麼是外部性呢？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就是認為社會中任何一種行為產生的後果，都不可能絕對是私人的，都具有社會性，因此都不可能不影響到社會秩序和其他公民的生活。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人抽煙，是個人行為，但由於妨礙了他人，因此就不能隨心所欲。

根據這種理論，私企老闆的窮奢極欲也應該被視為一種腐敗，因為挑戰了社會傳統習俗，在貧富差距已經很大的今天加劇了社會矛盾。

更重要的理由還在於，企業是具有充分社會性的。

企業總是內在社會之中而不是孤立於社會之外的，無論是企業內部員工還是企業外部和企業形成各種合法利益關係的其他市場主體及公民，都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經營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金立集團的破產，不是產生了一大堆無辜的受害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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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老闆的腐敗犯罪應引起重視。

要切實樹立在刑法面前公私平等的法治理念，改變“重受賄輕行賄”不正常狀況，要借鑑“三反”“五反”的成功經驗，強化對行賄犯罪的打擊。

同時還應該考慮通過修訂法律法規和發佈司法解釋等途徑，將現有法律法規中懲治國有企業腐敗行為條款的適用範圍，逐步擴展到整個私營企業，把私企反腐納入到整個國家反腐系統中。

從根本上説，只有加強對私企腐敗的打擊，才是對私企真正的愛護，才有利於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

**私營企業正面臨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能夠通過刮骨療毒式的反腐敗，使私企從家族企業轉型為現代企業，從單純依賴個人的粗放式管理轉為適應現代市場競爭的精細化管理，從簡單追求個人發財的狹隘目標轉向追求產業報國的更大抱負，則私企將伴隨民族復興獲得應有的地位，否則就會重蹈上一代資產階級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