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經濟學家裏我犯錯最少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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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吳市場”到“吳法治”，吳敬璉就像領航員，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孜孜不倦地導航。

文 | 《中國企業家》記者 王雷生

頭圖攝影 | 史小兵

今年11月初，吳敬璉的新書《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在北京舉辦新書發佈會。這本書記錄了中國自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改革的前因後果、演化路徑，以及他對此的觀察與思考，花了三年時間才得以完成。

在書中吳敬璉寫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出巨大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如果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基於市場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甚至有半途而廢的風險。”

作為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吳敬璉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親歷者、研究者以及參與者，他將自己的一生緊緊地與中國的改革相連。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吳敬璉傳：一箇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中評價，“他幾乎參與了1978年之後所有重要的經濟改革論戰，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

長女吳曉蓮曾在自己的書中記錄了與父親吳敬璉的一場對話。“您如何評價自己在中國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女兒問。“在各種人裏面，我們比較正確。而要説我們真去做了什麼事？恐怕難説，因為那完全是某種機遇。”吳敬璉説。

吳曉蓮追問，“您不認為今天中國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績有你的貢獻？”吳敬璉的回答自信而謙卑，“當然有貢獻。但我只能説，在經濟學家裏面我犯的錯誤最少。但真正做決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

這場對話中，吳敬璉評價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吳市場’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概是有幫助的”。

“吳市場”源自於1978年至1994年增量改革時期，吳敬璉不遺餘力地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黨的決定。在這個別稱之外，吳敬璉還有另外一個綽號“吳法治”，體現的是他對於建立公正、法治的現代社會的追求。

從“吳市場”到“吳法治”，吳敬璉就像領航員，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孜孜不倦地導航。

吳市場

1990年之前兩年，中國的改革開放連續遭遇挫折，改革陷入低潮。質疑改革開放的聲音再度泛起，一些人強調中國經濟必須堅持計劃經濟，甚至將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確定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變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宣傳改革目標從商品經濟向計劃經濟轉變。

《吳敬璉傳》記載，1990年7月5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經濟問題座談會，第二個發言的吳敬璉與“計劃派”正面交鋒，他直言，“你説的那些現象（通貨膨脹等）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和改革‘急於求成’，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

吳敬璉表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口號不妥當，他甚至更進一步提出，應該明確“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吳敬璉顯示出他的勇氣與執着。年底友人打來電話告訴吳敬璉，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吳市場”。吳敬璉馬上意識到在當時這其中暗含的貶義，“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1991年至1992年十四大召開前的一年多時間裏，吳敬璉接辦《改革》雙月刊，刊發了不少經濟改革的文章；撰述《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長論文，又與他的學生劉吉瑞一同撰寫了《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引發極大關注；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後，他組織起座談會，提出把“市場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真正確立下來；之後兩次向江澤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提交建言書，建議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開，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此結束了長達十多年的計劃與市場之爭。“吳市場”也變成吳敬璉的榮譽稱號。

在這一理論突破之前，吳敬璉也參與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確定。據《吳敬璉傳》描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爭議非常激烈。這一年，吳敬璉參與了《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撰寫，不僅為曾被批判的商品經濟“翻案”，也為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鑑。

自1985年起，吳敬璉就提出有計劃商品經濟三個基本環節的改革要同步推進，這成為“整體改革理論”形成初期的重要理論貢獻。1986年初，這套整體協調改革思路曾被最高領導層吸納，影響了“七五”計劃的形成，但不久卻遭遇“流產”。

1990年改革低潮時，吳敬璉組織起課題組再對這一理論進行打磨，經過他與郭樹清、樓繼偉、劉吉瑞、周小川、李劍閣等人的推動和完善，1993年這一理論再度被中央採用，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中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戰略。這一理論和其參與者此後深刻影響了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在2010年被評為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吳法治

進入到新世紀之後，吳敬璉將他的主要精力聚焦於兩個命題：一是如何建立一個公正、法治的現代社會；二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抉擇。這開始讓他有了“吳法治”的稱呼。

改革後不久，吳敬璉就開始關注這一過程中可能滋生的腐敗現象，他解釋傳播了“尋租”理論，並在1998年第一次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離中國有多遠”的問題，表達出他深刻的擔憂。

2000年，吳敬璉開始對股市炒作“互聯網概念股”發難，幾個月後網絡泡沫破裂，他成為公眾人物。這年10月底，基金黑幕被揭發，在眾多專家迴避不談時，吳敬璉站了出來，與基金公司等正面對壘。

2001年，他發表了“股市連規範的賭場還不如”的言論，直指股市種種制度缺陷，引發軒然大波，也招致一批學者的批駁。

聲名鵲起的吳敬璉連續獲得2000年~2001年央視年度經濟人物，其中一篇頒獎詞稱讚他，“一個瘦弱的老人，一個推動市場經濟的大力士，一個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學者，一個心繫國家、情牽百姓的經濟學家”。

一位曾採訪他的記者評價，“他的嘴對着領袖的耳朵，但他的腳站在百姓的中間。”在民間，他也獲得了“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的稱號。

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吳曉蓮語）”，因自己的直言、敢言備受讚揚。同時，作為一個時時保持着清醒姿態的發言者，他常常在洶湧的、非理性的潮流中表達自己的觀點，也因此遭受各種各樣的不解與攻擊。吳曉波形容2004-2010年的吳敬璉是一個“孤獨戰士”。

他常就熱門事件表態，比如針對2018年因中興事件而興起的“芯片熱”，吳敬璉發出警告，“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的口號很危險。”

近兩年吳敬璉也將思考對準產業政策，“政府經濟政策以產業政策為中心，這種產業政策是從日本學來的，所謂差異性的，或者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其無效性已經非常明顯。”因此，他建議必須加快產業政策的轉型。

2000年後，吳敬璉不止一次提出政府體制改革，不停為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繼續深化改革開放鼓與呼。

吳曉蓮評價父親吳敬璉“像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一樣，他對中國的危機感總是伴隨着使命感”。

這也註定了他不能停歇的生活，88歲的吳敬璉依然不斷對改革發聲。不久前的一場論壇上，吳敬璉飽含期待地説道，“新體制‘四梁八柱’的設計已經基本齊備，中國現在的問題只在於能不能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使它們都落實到位。能不能夠有效地執行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的各項決定，切實推進改革，是改革發展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