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基因編輯技術，為人民幣服務_風聞

**導語：**2018年11月28日，“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的製造者賀建奎現身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峯會現場，儘管遭到了批判、譴責、質疑，他仍然堅稱他為他的研究成果驕傲。同時，他透露，還有另外一名受試者已經懷孕。在這次巨大的科學倫理爭議事件背後，是什麼讓這位“瘋狂的科學家”無畏地踏入“禁區”？

2018年11月26日，是新一週的開始，沒有人會想到在這一天會有一個來自生物科學界的新聞驚擾到普通大眾的生活。

中午時分，一則有關“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的新聞開始在網上傳開，幾乎瞬間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面對“世界首例”和“HIV天生免疫”的字樣，人們一面震驚，一面猶疑要不要鼓掌。

圖片來源：《西部世界》劇照

果然，就在當天晚些時候，輿論風向急轉直下。來自學術界的科學家以及涉事機構紛紛與此事劃清界限——深圳衞計委、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和美婦兒醫院，在第一時間對此事件進行強烈批評。隨後，中國衞健委、人民日報也關注到了這個話題，予以譴責。

事件的主角，這次基因編輯項目的領頭人賀建奎，也走入了人們的視線。

11月28日中午1點，已經身處輿論風口浪尖的賀建奎，仍然按照計劃出席了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峯會，會上面對媒體關於基因編輯的必要性和倫理問題的反覆追問，以及要對受試夫婦和孩子負有何種責任，賀建奎神情有些許的緊張，他的回答避重就輕，只是強調針對HIV的基因編輯操作，是一種疫苗的替代方式，可以造福廣大患者。對於受試者，賀建奎表示他們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對試驗有充分的瞭解，並自願參與，試驗團隊也會為他們制定一個長期的健康醫療計劃。

賀建奎在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峯會上發言

圖片來源：直播截圖

賀建奎創造的這個“世界首例”究竟是不是壯舉？他是優秀的科學家嗎？他又為什麼做了這麼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試驗呢？

實際上，賀建奎由於基因編輯陷入了輿論的漩渦，但他的行為絕不僅僅關乎科學界的爭論，賀建奎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身份——商人。

賀建奎的一盤商業“大棋”

賀建奎出身湖南新化農村，早年通過自己的刻苦奮鬥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物理學專業。後留學美國萊斯大學，拿到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前半生的經歷幾乎就是一場逆襲之旅，據説他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學業成就，源於他對科學的熱愛，他曾立志要做中國的“愛因斯坦”。

然而博士畢業後的賀建奎卻改變了自己的畫風，“我要做科學家，也要做企業家。新時代的教授，要從事科學研究，同時也要把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為社會創造價值。”賀建奎曾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如是説。他是這麼説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之後的一系列做法都證明了他是一個極具市場佈局思維的人。

賀建奎之所以對科研的市場價值如此敏感，恐怕跟他在美國讀書時的經歷不無關係。

“一直到博士畢業，我都沉浸在學術研究的象牙塔中。從沒有將科學研究和商業扯上關係，但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觀第一次被真正顛覆了。”11月25日，賀建奎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説道。他原本一心求學，希望在學術上有所建樹，認為清貧是一個學者無法迴避的命運。可他卻慢慢驚訝地發現，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導師斯蒂芬·奎克教授不僅是世界基因測序領域的頂級科學家、在美國擁有“四院院士”的頭銜，同時還是世界上首個第三代單分子測序儀Helicos的發明人、一位擁有12家公司的企業家。

賀建奎的導師斯蒂芬·奎克

圖片來源：新浪

於是，在完成了博士學業後，他回國進入了南方科技大學，試圖複製導師的成就。

2012年，28歲的賀建奎進入南科大工作後不久，便創辦了瀚海基因，繼續開展單分子基因測序技術的研發工作，並聘請其導師斯蒂芬·奎克教授作為瀚海基因的首席科學顧問。

短短4年間，公司迅速發展。瀚海基因被視為基因測序行業的黑馬，2017年7月，因為帶頭研發出國產第三代基因測序儀Genocare上市，賀建奎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當時，面對各種榮譽，他顯得很謙虛：“我只是龐大科研工作羣體中很普通的一員，做着我喜歡且認為有價值的事情，幸運的是，我搞出一點‘名堂’來了。”

憑藉於此項技術，瀚海基因引來了資本方的注目。除了輿論上的讚美，瀚海基因也獲得了大量資本的青睞。根據瀚海基因官網信息，截至目前，公司合計獲得過五輪融資。其中，2018年4月剛剛完成了2.18億元的A輪融資，同晟投資領投，希夷資產等五家機構參與跟投。

如今包括瀚海基因在內，賀建奎共在8家基因相關公司參股或任高管，擔任6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真正飽嘗了科研商業化的甜頭。

在這次基因編輯嬰兒出生之前，可以説賀建奎已經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了。**但商業的邏輯永遠是不斷擴大市場，資本的邏輯永遠是不斷賺取更多的資本。**在基因測序領域獲得成功的賀建奎敏鋭地發現了基因編輯對人體的醫用價值，而這片肥沃的土壤由於被歸為“禁地”，至今仍是空白。

在“禁地”面前，賀建奎沒有停下他的腳步……

賀建奎在一份遞交給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查申請書裏，他稱這項研究“將是超越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體外受精技術領域的開創性研究，將為無數的重大遺傳性疾病的治療帶來曙光。”

11月24日，其所在的團隊，用“賀建奎實驗室”在YouTube和優酷完成了賬號註冊。次日，配合媒體的報道，早已錄製好的五條視頻隨後在網絡傳開。在視頻中，賀建奎帶着難掩的微笑説道：“這對被稱為露露和娜娜的女嬰在幾周前就已出生，像其他嬰兒一樣健康”。或許在他的商業計劃中，這片從未被開墾的處女地，即將為他帶來難以估量的市場價值。

圖片來源：賀建奎發佈在YouTube上的視頻截圖

在功利化的時代採摘科學技術的“惡果”

賀建奎所持的唯市場是瞻的科研態度實際上並不是偶然，僅就基因研究領域來説，現有基因研究的預設越來越多地承載着經濟利益與功利導向，而對“非功利的、非有利可圖的熱情特別缺乏。”主要表現在：

其一，技術至上理念。其核心是科技萬能論，這是因為，基因技術的發展，實現了人類駕馭和利用自然力的飛躍，大大提高了人的自我控制能力。那些曾被視為不可施加影響的過程、無法克服的障礙，現在都可通過基因技術加以干預甚至支配了。隨着這種能力不斷增強和擴張，容易在基因研究領域出現“凡是科技上能夠做到的，都應百無禁忌去運用”的傾向，而科學技術的有限性卻遭到遮蔽。

其二、市場對經濟效益的推崇，也常常導致經濟利益凌駕於人的利益、社會利益之上，侵犯人的尊嚴和人的權益。近年來，由於市場需求和經濟利潤的刺激，性別檢測技術、代孕技術以及幹細胞治療技術發展較為混亂，也正是經濟利益至上的表現。

基因研究領域所表現出的這種傾向，也是整個社會過度市場化、功利化的反映，科學技術的力量被廣泛地運用於商業活動中，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也隱隱地開始轉變為一股異化的力量。

科學商業化的“惡果”或許已經出現。在28日的峯會現場，賀建奎平靜地回答提問人，在他的7對被試者中，除了已經生出露露和娜娜的那對夫婦，還有一位可能已經懷孕。話音剛落，場內再次出現了騷動。

面對提問者對實驗倫理性的質疑，賀建奎一再重複他那個“美好”的目的，即幫助那些攜帶HIV的絕望的父母孕育一個健康的孩子，併為攻克艾滋病難題做出新的貢獻。

但已經有足夠多的專家通過公開譴責、聯名抗議等方式表達了對這一説法的不認同：編輯CCR5不僅作為預防疾病的手段是沒有必要、收益甚小的，還會將出生的孩子暴露在基因編輯帶來的風險中。

我國的倫理監管因何失效？

實際上，國際上早已出現過民眾對非道德的生物實驗的抵抗，在許多國家乃至國際上也都已經形成了倫理監督政策和業界共識，但這些顯然沒有成為賀建奎的阻力。

翟曉梅是國內的一名生命倫理學專家，曾任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倫理委員會委員，這些年，她一直在推進中國生命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能力建設工作。在本次基因編輯峯會上，她原本準備介紹中國在生命倫理方面的發展以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但賀建奎的實驗令這位一直為中國生命倫理的聲譽而奔走的女士大受打擊。

是的，在這次事件中，中國生物實驗倫理監管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在事件發酵伊始，賀建奎的倫理審批書就被曝光出來，其批准機構為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倫理委員會。而後，深圳市衞計委調查發現，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這一機構未按法律要求向相關部門登記備案。

28日中午的峯會現場，賀建奎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説：“三年前我在不同會議場合問臨牀和倫理專家，也許可以嘗試從事基因編輯的臨牀試驗，於是我就做了這樣試驗。”其中，對倫理審查隻字未提。就這樣，這位“野心滿滿”的科學家繞過了一切倫理監督。

翟曉梅坦稱，儘管中國的倫理監督在體系上已經建立完全了，但是一些本地的醫療機構根本無法勝任倫理監督的工作。

翟曉梅接受採訪

圖片來源：新京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陸續建立了各類倫理委員會，但他們相當一部分的實踐只是披了一件倫理審查的外衣，在形式上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技術倫理司2005年頒佈的文件設立機構、制訂章程、任命工作人員、頒佈標準操作規程等，在實踐中卻無力執行。

學者張美春在一篇名為《基因倫理與基因政策》的論文裏探討了國內倫理委員會存在的問題。首先，倫理委員會里，“領導當主任”的現象嚴重，2007年，一項全國性醫學倫理委員會工作情況調研表明，在所調查的199個倫理委員會中，59%的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醫院院長或書記，29%是其他院級或科室領導，僅有12%沒有行政職務——委員會主任的官僚化影響了倫理評審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獨立性。

另外，委員會還存在成員能力不達標，內部管理混亂，權責不清，以及缺乏本土化的標準程序建設、缺乏倫理結果救濟機制以及跟蹤審查環節的缺失等問題，都使得倫理審查的過程變成了走過場。

翟曉梅説，如果有一個理想的倫理監督委員會，基因編輯嬰兒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誠然，倫理監管的缺位是賀建奎得以鑽空子做出瘋狂實驗的直接原因，但另一方面，卻是國內生物科技產業化大潮的一個結果。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峯會上，賀建奎提到，據他了解，英國和美國存在“類似的實驗”。我們無法確認他説的“類似的實驗”是否也正在製造被基因編輯的嬰兒，也不敢揣測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瘋狂的“科學家圈子”，但巨大的基因編輯市場卻讓人擔心——驚人的商業利益是否會讓科學家們利令智昏：

據醫療健康市場調查機構Kalorama Information估計，就在賀建奎正在進行基因編輯胚胎實驗的2016年，基因編輯工具、試劑、服務、模型和其它相關供應市場規模達6.08億美元。拜耳、諾華、輝瑞、Regeneron製藥等等資本巨頭都已經通過投資或是與小型公司合作的方式入局。

最後，我們要問：如果我們一方面將生物科技完全交予市場，把剪裁基因的剪刀交給了那些“利慾薰心”的科學家；另一方面任由倫理的審查被激進的科學創新甩到身後，而普通的民眾在生命倫理的討論中喪失參與的資格，那麼我們又如何期待“科學創新為人民服務”呢？

參考文獻：

1、21世紀商業評論，《起底賀建奎，全球首例基因編輯嬰兒“締造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41879

2、每日人物，《基因編輯嬰兒創造者賀建奎：效仿美國導師商業之路，學者不應清貧》

https://3g.163.com/all/article/E1LFJTDL05148UNS.html

3、新浪科技，《爭議賀建奎：南科大系的資本運作圖譜》

https://tech.sina.com.cn/d/2018-11-27/doc-ihmutuec4153436.shtml

4、野馬財經，《“科學狂人”賀建奎：基因=金?》

https://m.pedaily.cn/news/438237

5、張春美，《基因倫理與基因政策》， 科學與社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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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子衿  林深

美編：太子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