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杭民變四百年_風聞

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叁裏河

作者：碟叔

明代小説家馮夢龍在《三言二拍》寫過一個故事：

有個做絲綢生意的浙商蔣生，因為經商跑到了漢陽，看上了當地縉紳馬少卿的千金小姐馬雲容，但對自己的商人身份自慚形穢：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

沒想到馬少卿毫不在意，“江浙名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馬少卿爽快地把小商人招為了女婿。

李延昰在《南吳舊話錄》中也記載過一個老丈人挑女婿的故事：

松江華亭的某個大商人擇婿，有人向他推薦了才華出眾卻家境清貧的秀才富春山，並説，“觀其風範，必能師表一方。”不料這個大商人呵呵一笑，説，秀才而如其姓也，已為僥倖，何論其餘！

這話翻譯一下就是，這秀才如果能像他的姓一樣，我就燒高香了。説明這商人嫌秀才窮。

“士農工商”是中國封建社會對社會各個行業所處地位的排序，商賈被排在最後，被視為末業、賤業。但在這兩個故事裏，秀才卻不如商人，反映出了社會風氣之變。

這背後的根源，是明代商品經濟繁榮，以商人為代表的商業資本迅猛發展，瓦解了傳統等級秩序。

1、商業

明代學者鄭若説過一句話，“天下財貨莫不聚於蘇州。”

早在唐宋時期，蘇州就是全國的糧食中心和商品基地。明初，朱元璋下令，凡是有五畝地以上的，要種半畝桑、棉、麻。蘇州便開始大力推廣棉花種植，發展養蠶業。

到了明中期，蘇州成為國內絲綢、棉布中心之一，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唐伯虎寫過一首詩誇家鄉好，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賣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閶門就位於蘇州。當時的蘇州城西是商業專區，全國各地商人在此展開貿易活動。著名的綢緞莊最多時有61家，布莊字號最多時達76家。

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評價過，“一年到頭，蘇州的商人同來自國內其他貿易中心的商人進行大宗的貿易，這樣交換的結果，人們在這裏幾乎沒有買不到的東西。”

蘇州不僅是貿易中心，還是棉紡織業生產集中地。如宮崎市定先生所説，“蘇州不僅是一個政治城市，還是一個商業城市，並逐漸變化為一個輕工業城市。”蘇州所產的紡織品不僅暢銷全國，還遠銷日本。

明代文化名流徐一夔記載過一件事：

有一個熟練織工，技術精湛，卻跟別人拿一樣的工資。他很不滿意，要求機户增加工資，機户拒絕了。於是他找到另一家工場，那家工場的機户見他技術熟練，就同意了這個織工拿雙倍工資的要求。

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加快，大量農民進入城市，為城市的手工業和商業發展提供勞動力。當時蘇州城東，光機户就有一千户，被他們所僱傭的織工保守估計有數萬，更不用説紡織業及其上下游產業所養活的百姓人數了。

與此同時，商品經濟也對傳統等級觀念發起挑戰，不僅普通百姓經營工商業，縉紳士大夫階層也開始下海。

《三言二拍》裏寫了一個故事：

有個貴人，生了五個兒子。他只教長子讀書，讓其他四個兒子分別從事“農、工、商、賈”。四個兒子很不滿意，就求人去問老尚書：你為何不讓四位公子習儒？況且農工商賈，非上人所為。

老尚書哈哈一笑，回答道，世人盡道讀書好，只恐讀書讀不了！讀書個個望公卿，幾人能向金階走？農工商賈雖然賤，各務營生不辭倦。最後，老尚書説了，春風得力總繁華，不論桃花與菜花。

在“不論桃花與菜花”的思想指導下，明代不少人“棄儒經商”。

比如《三言二拍》作者之一的凌濛初，他的祖父跟父親都中過進士，他本人十八歲就考取了秀才，但他沒就此入仕，反而是搞起了印刷業，成為當時的職業撰稿人兼書商。還有嘉靖時期內閣首輔徐階，不僅搞紡織業，還在蘇州開店，提供異地存取款業務。

魏斐德在他的著作《洪業》裏提到，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江南地區不僅湧現出許多富商大賈，中產家庭也明顯增加了。與此同時，生員和秀才的數量上升了15倍，15世紀後半期，明朝政府開始出賣監生資格。到16世紀，許多有錢人都有了這種監生頭銜，因而可以參加鄉試和出任下層官吏。至天啓年間，許多富裕的平民還購買最低一級的童試資格，生員。

結果是，富裕的“中產階層”在長江三角洲各城鎮形成了新興的引人注目的階層。成為了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的土壤。他們豔麗浮誇的衣着舉止，男性的打扮女性化，為他們生產鞋帽、服裝也在浙江和江南地區成為一種支柱產業：

“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婦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姑不論也……”

另外是同性戀重新抬頭，南方的官員甚至把這種風俗帶到了北京。生於杭州城的福建長樂人謝肇浙（1567-1624）説，當時幾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孌童。“他們”在京城外接客時，總是誇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書生。

所以你走在今天的杭州，看到隨處可見的網紅店和排隊隊伍裏面比例極高的網紅臉，淘寶爆款。看到大量的中性裝扮以及杭州馬拉松上打出的彩虹旗，千萬不要覺得社會發展得太快了。

沒錯，四百年前的西湖邊也是這樣的。

2

蘇州等地曾流傳過一則諺語：豬也糊，木也糊。

據説明代有個知州，只知酒色，至於各項公事，一律交給手底下的吏目去辦理。誰知道這吏目昏庸糊塗，案子都審不明白。當時的人就諷刺知州跟吏目，説這是“知也糊，目也糊”。

這話傳到了知州耳朵裏，他下令把編這話的兩人抓了起來。這兩個人大喊冤枉，説我們一個是要去買豬，一個是要去買木頭，但中間商賺差價賺得太狠了，所以才説“豬也糊，木也糊”。

王有光記載的這則故事暗示了江南人士對政治的熱衷和對地方事務的關切。這並不是個例，明代文人何良俊就曾説，他的家鄉松江一帶，只要官員的行為舉止稍有不善，百姓便立刻將譏諷官員話編排成歌謠或者對聯傳唱。

隨着江南地區以手工業者、小商人為代表的市民階層的壯大，他們對政治的關切，市民意識的覺醒，將在接下來的蘇州抗税風暴中得到體現。

明清時期，蘇州是全國賦税最重的地區。明洪武二十六年，蘇州府的秋糧實徵數佔全國的11.11％，比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四省總和還多出1.66個百分點。所謂“三吳賦税之重，甲於天下”。

明人周暉曾記載過一個故事，可以一窺明代賦税之重：

有個叫陸二的行商，在吳會地區以賣燈草謀生。萬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跟盜賊沒兩樣。燈草的市價不過八兩，所交的税卻已抵過大半。一日，滿載着燈草的船到青山這個地方，又有税官來索税，陸二卻已囊中空空，便上岸將燈草燒了個乾淨。

周暉對此事的評價是，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這則故事發生在萬曆二十八年，蘇州抗税風暴的前一年。萬曆中期，由於明神宗揮霍無度，出現財政危機，為緩解財政困難，明政府派遣礦監税使到地方徵税。

富庶的蘇州自然是徵税的重點地區，宦官孫隆被派到蘇州，進行徵税。一開始孫隆只要求向行商徵税，但地方爪牙流氓向孫隆獻策，要求機户每張織機交納税銀三錢，所織的紗布，交完税才準售賣。

這導致機户停業，蘇州萬餘織工，紗工，染工失業。

恰好這一時期，蘇州發生水災，農業歉收，當地流傳着一首民謠形容當時的情況，“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肝陌彈為河。殺禾殺麥猶自可，更有税官來殺我。”

在生死存亡面前，蘇州民眾於萬曆二十九年六月發起抗税運動。

這次運動由織工葛成領導。六月初三，葛成聚集眾人，在城隍廟前發誓：這次行動是為了公義，私人不取一錢，不把孫隆逐出蘇州誓不罷休。三日後，兩千多名絲織業工匠手持木棍，在葛成的帶領下衝出玄妙觀，湧向蘇州城東南的葑門。

在葑門外的覓渡橋邊，他們正碰上税官黃建節在徵税，眾人一頓亂石將其打死，接着又杖斃了税官徐怡春、徐成。

隊伍開始在蘇州城內清算孫隆的爪牙，每個組織者身上都帶着一份“手摺”，上面寫着每一個税官的姓名地址。在葛成的指揮下，反抗隊伍包圍了税官的住宅，縱火焚燬，來不及逃跑的税官被亂棍打死。

抗税隊伍一度包圍了孫隆所在的蘇州製造局。孫隆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派駐軍鎮壓，朱燮元拒絕了，理由是軍隊是用來抵禦外寇的，不可用來鎮壓民變。最後孫隆不得不從後門翻牆，逃到了杭州。

在這次暴動中，羣眾紀律嚴明，“分別敵友，不取財物”，只針對宦官及其爪牙，放火燒燬惡棍房屋時，提前告知其鄰居，以免殃及無辜。有一個人跟隨隊伍從税官家裏搶了一口古鼎，被葛成知道後令人將其處死。

民變後，葛成為了不連累民眾，去官府自首。朱燮元雖將葛成收監，卻愧疚不已，“我實不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為安撫民心，明政府撤銷了此次徵税的命令，沒將葛成處死。萬曆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壯麗請求釋放葛成。

葛成出獄時，他六十三歲，距離那場“織傭之變”已經過去了十三年。

3

在葛成出獄十年後，蘇州又爆發了“開讀之變”。

天啓年間，宦官李實任蘇州織造。早在天啓元年，他就要求蘇松織造官匠加織袍緞十五匹，以此向地方官索取料銀。袍緞數量增加，就需要大量匠户，李實卻隨意指派機户為匠户，大肆敲詐。

到了天啓四年，蘇州暴雨成災，米價飛漲，李實仍攤派織造，引發民怨跟巡撫周起元等官員的不滿。後來上任的毛一鷺與李實相勾結，上疏彈劾周起元與周順昌。

周順昌是蘇州人，嫉惡如仇。天啓六年，東林黨人魏大中遭魏忠賢迫害，被押回京，路過蘇州，周順昌公然為之踐行。二人酒酣耳熱，周順昌將自己的第三女許配給了魏大中之孫為妻。談到魏忠賢，周順昌直言，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

説完後，周順昌直呼魏忠賢之名，罵不絕口。

這件事傳到了魏忠賢耳朵裏，導致周順昌吏部侍郎之職被下旨削奪。而在李實之事中，周順昌為周起元説話，再次觸怒魏忠賢。

三月十五，魏忠賢派遣錦衣衞千户張應龍等人率緹騎抵達蘇州，實施對周順昌的逮捕。當時的吳縣知縣陳文瑞是周順昌的門生，不得不手持官府文牒到周宅逮捕周順昌，見之淚濕衣襟。

周順昌被逮捕的消息一經流傳，引起蘇州市民極大憤慨。富商子弟顏佩韋、手工業者楊念如、市民馬傑等人請願要求釋放周順昌。未果，三月十八日蘇州市民在顏佩韋等人的帶領下發起民變，錦衣衞百户張國棟被毆打至重傷。

這次民變並沒有像“織傭之變”那樣取得成功。民變很快被鎮壓，五個領導者被處死，周順昌也慘死獄中。

除了抗税之外，民變的另外一個主要目的是挽留同情抗税的地方官。1593年的松江知府李侯減免了工匠的差徭，後朝廷欲將李侯調往別處，松江生員羣起反對， 並在所屬縣鎮張貼抗議揭帖。 結果，朝廷出兵鎮壓，才將李侯調走。

其實整個晚明，就是一部以“織傭之變”為代表的抗税運動跟“開讀之變”為代表的反地方官/保地方官運動為主角的大戲。

據統計，從明代後期至清代前中葉，一共發生過458起民變，直接反對政府公權力的事件有284件，佔了62.3％，其中反對官員與制度的事件佔了25.7％，反對財税政令的則佔了17.3％。特別是在礦監税使橫徵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萬曆朝，這類事件更是直線上升。

若再細看各個小類型的集體行動事件，佔比例最高的前幾名，分別是反地方官事件，佔15.1％；反礦税，佔10.3％，民眾對減税跟清官的呼聲之高，可見一斑。如台灣學者巫仁恕所言，“明代以前，中國民眾反叛的主角幾乎都是農民，至明代後期，都市居民反抗政府的情形才大量出現。

在明朝以前的法律、法典裏，並沒有“激變良民”四個字。《大明律·兵律·軍政》首次出現‘激變良民’的條文。”

而在“織傭之變”五年後，歐洲發生過同樣的問題。

1606年，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徵收關税之外的進口税。商人約翰·貝特將其告上法庭。雖然約翰·貝特最終敗訴，但從此展開英國議會下院與國王關於徵税是否掣肘貿易之爭，並迫使英國國王縮小徵税範圍。

這也是市民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最大不同，他們只請願不造反。在“織傭之變”的第四天，葛成及抗税織工在蘇州各個城門貼出榜文，稱：

“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義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無得藉口生亂”。

部分參考文獻

《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 林達·約翰遜

《洪業》魏斐德

《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羣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巫仁恕

《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陳江

《晚明江南士人經商研究》葛華陽

《晚明蘇州民變初探》 唐光蕾

《論明代江南農業與商品經濟》朱子彥

《晚明國家權力異化的思考》商傳

《近四十年晚明民變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薛韓剛徐振戎

《明代杭州的資本主義萌芽與市民鬥爭》林正秋

《明清江南棉紡織業的歷史考察》李雪梅

《祁彪佳：任期短促的蘇松巡按》王家範

《周順昌和開讀之變》陸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