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 |《人間》之前：陳映真1984的台獨批判_風聞

《人間》之前

---陳映真1984的台獨批判

藍博洲

編者按

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台灣“黨外運動”急速轉向台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陳映真創辦了《人間》雜誌，以此為陣地一面抵抗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一面與台獨進行論爭。保馬今天推送的文章展現了陳映真從1975年出獄到1985年創辦《人間》這段歷史，讓我們彷彿接近了這個在夾縫中為“被挖去左眼”的台灣社會尋找出路的鬥士。感謝作者藍博洲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1983年8月底，陳映真先生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之邀赴美短期訪問。也就在這次訪美期間，面對已經滲透黨外陣營的島內外台獨勢力，為了維持民主運動統一戰線的團結，隱忍已久的他終於不得不準備對台獨主張的意識根源展開思想的清理與批判。

黨外統一戰線

其實，早在1967年同一個寫作計劃已經邀請過映真先生。但是，他卻在準備赴美之前的1968年被捕入獄。1975年，因為蔣介石逝世的“減刑特赦”，刑期10年的他提前出獄。

映真先生説，繫獄期間的1970年春節前，他在“四面環山，被高大的紅磚圍牆牢牢封禁的”台東泰源監獄，“頭一次遇見了百數十名在一九五0年韓戰爆發前後全面政治肅清時代被投獄、倖免被刑殺於當時大屠的恐怖、在縲〇中已經度過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從而“終於和被殘酷的暴力所湮滅、卻依然不死的歷史，正面相值了。”這時候，對身系監牢的青年小説家陳映真來説，那些在“50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懼、神秘的耳語和空虛、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出獄後，作為小説家的陳映真的再出發，首先還是通過文學。同年10月，遠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説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就像經過組織嚴格審核後所寫的<自傳>那樣，他也通過許南村之名的自序<試論陳映真>，對自己前一階段的思想與作品做了階段性的總結，並針對小資產階級的許信良、張俊宏等人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1971，大學雜誌)，做出更有社會科學性(階級觀點)的台灣社會分析。

與此同時，嚴家淦繼位。但大家都知道，這只是一個法律上的過渡，真正的接班人則是“行政院長”蔣經國。

儘管，在泰源監獄時，身歷台獨派政治犯欲以統左派政治犯祭旗，向美國主子投名輸誠的未遂暴動事件。此時，面對主要矛盾的強大“國家機器”，出獄後的陳映真還是隨即投入方興未艾的黨外民主運動，與暗藏台獨主張的異議人士建立統一戰線。而當時的客觀形勢是這樣的：

1975年8月，黃信介、張俊宏、康寧祥創刊第一本黨外政論刊物《台灣政論》，主編是主張台獨的政治犯黃華。據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繫獄十年的“老紅帽”陳明忠先生(1929-)説，因為黃華排拒社會主義統一派傾向者的文章，所以陳映真與老台共蘇新(1907-1981)的女兒蘇慶黎(1946-2004)找上他，説要另辦一份自己的刊物。陳明忠答應負責籌募創刊的經費。10月，白雅燦發表聲明，提出蔣經國率先公佈私產等29項呼籲而被捕入獄。12月20日，台灣省第一屆增額立委第二次選舉，陳明忠與陳映真等統左派不遺餘力地在幕後助選的黃順興順利連任。宜蘭地區參選人郭雨新落選，23日支持者示威抗議。據陳明忠先生透露，他把郭雨新的秘書陳菊(1950-)提供的有關選舉不公的資料交給陳映真，陳映真據此寫了一篇題為<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的報導，以化名戴乃民刊載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國民黨當局從文風知道此文肯定是陳映真所寫，但苦無證據處理(王拓被捕後的刑訊主要也在追查此文的作者)

。而兩陳當時的政治考慮，除了揭發老K選舉舞弊的做法之外，主要是想團結幫郭雨新助選的有“台獨”傾向的一批黨外年輕人(也就是以邱義仁(1950-)為首的後來的新潮流系) 。選後，陳明忠又經常到新當選立委的黃順興家裏，和黨外人士郭雨新、康寧祥等人喝酒、聊天、議論時政，創建統一戰線。

《夏潮》創刊與鄉土文學論戰

1976年。陳映真39歲。

3月，《將軍族》被查禁。儘管如此，陳映真的再出發也通過文學作品與<試論陳映真>這篇文論在青年羣體中取得了重大的影響。

7月1日，從日本秘密去了一趟大陸的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捕。7月2日晚上，黃妮娜的家人把她被捕的消息透露給了陳明忠。7月3日晚上，陳明忠把難友蔡意誠(抗日前輩蔡惠如的孫子)捐贈的創辦雜誌的第一筆款項交給陳映真。7月4日清晨，47歲的陳明忠第二次被捕。陳映真得知消息後也做了“二進宮”的心理準備。但是，時間一天天過去，情治單位的鷹犬一直沒有找上門，他知道陳明忠挺過去了，於是放手與蘇慶黎團結保釣一代的知識分子(陳鼓應、唐文標、王曉波、王拓、王杏慶等等)，為開展第三週期的台灣左翼運動而邁進。

8月，青年作家王拓出版小説集《金水嬸》。

10月《夏潮》接續已經辦了三期的蘇慶黎前夫的精神病專業雜誌，改頭換面問世。陳映真及其戰友們創建了出獄後的第一個統左派陣地。他們同時刻意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讓囚禁在太平洋的綠島的陳明忠及已經繫獄近三十年的林書揚(1926-2012)等同志得知此一歷史性的發展。

11月，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大強調面對中共的“三不政策”。

12月，陳映真出版第一本評論集《知識人的偏執》。通過其中的〈鞭子與提燈〉，他刻意提到中國認同的理念，也就是在他首次入獄第一年的初次面會時，“飽含着熱淚聽受了”父親留下的一句話：“孩子，此後你要好好記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國的孩子；然後，啊，你是我的孩子。”

    時序進入里程碑的1977年。

   以《夏潮》為陣地的鄉土文學思潮已經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主流。誠如陳映真所云：

從70年到80年，是台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1970年，台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島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麼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從此作為出發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國民黨告訴青年人，你不要被共產黨利用，美國和日本是我們的重要盟邦，誰要這麼調皮，就有共產黨嫌疑。北京當時是在文革時期，調子很高，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呀，打倒美帝國主義呀。在兩邊這樣的情況下，運動分裂了。留學生應該"站邊"了，你選擇哪一邊的中國?產生了"我是誰?“的問題，“中國是什麼?“的問題。一批人，像馬英九，是反共愛國聯盟，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改革保台，但還是要反共，還是以前《自由中國》的老問題，就是怎麼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你看立場站得這麼穩!大量的人去找30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真是產生了觸及靈魂的改變，有的人因此離婚了，有的人放棄學業了。這種情況，後來侵染到島內來。那時已經有各種複印技術，他們把大量的宣傳品寄到台灣，雖然受到郵檢的攔截，但終究還是流進來不少。第三波左翼運動，就這樣起來了。跟過去兩波的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係，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雜誌，《夏潮》。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跟當時台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當時起到很大的影響。[1]

但是，逆流湧動，情勢險惡。

5月7日，蔣經國聲明：不放棄對大陸主權，不與“匪偽”談判。

6月16日，長老教會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民眾寫信給美國總統卡特，要求支持“台灣人”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8月17日，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針對以陳映真為首的《夏潮》與《文季》集團的鄉土作家及其作品，發動整肅的第一聲。同月20日，余光中又在《聯合報》發表<狼來了>，指控鄉土作家的作品是“工農兵文學”。陳映真等人以《夏潮》為陣地迎面展開論辯，並獲得胡秋原、徐復觀等外省籍先行代知識分子的聲援而倖免於難。陳映真歷史地成為鄉土文學論戰的主將，也被公認為“台灣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也因此成為《中華》雜誌的同仁，擴大了反獨統一戰線。

鄉土文學思潮取得表面上的勝利。一時之間，鄉土不再是鄉間土臭的落後象徵，反而是過度西化之後的矯枉性的時髦。從掛斗笠擺水缸的啤酒屋裝置到不分階層的口咬檳榔時尚，台灣的表情跟以前不一樣了。

陳映真（中）與藍博洲（左）

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義轉向的黨外

其實，陳映真在當時就已經清楚地看到：鄉土文學論戰“所欲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

1977年8月16日，就在當局對陳映真等展開肅清的輿論造勢的同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所謂<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1978年島內外形勢有了更為地動山搖的鉅變。

3月，美國宣佈從1979年起停止對台軍援。蔣經國繼位。

5月，卡特説，台灣與大陸的分歧只有通過談判才能解決。蔣經國回應説國民黨決不與中共談判，決不妥協。

10月31日，“黨外人士助選團”針對即將於年底投票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發表“十二大共同政見”，“主張聯合所有愛鄉愛國的同胞”，“追求我們的政治人權、經濟人權與社會人權”。基本上，這個政見還符合夏潮陣營統一戰線的原則與立場，於此可見夏潮在黨外陣營尚有決定路線的發言權。夏潮陣營的王拓與陳鼓應也投入選舉，尤其是陳鼓應與後來出櫃的台獨派陳婉真的聯合戰線，更在台大掀起了一陣“民主牆”與“愛國牆”爭議的熱潮。而陳映真更是幕後助選的主要操盤手。

11月24日，以主張台獨的施明德為主導的“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正式成立。

12月16日，卡特宣佈明年元旦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台灣當局宣佈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限延期；黨外人士要求政府恢復選舉。

12月21日，國民黨開除陳鼓應與陳婉真的黨籍。

1979年黨外陣營的統獨力量開始傾斜。

元旦，中美建交，中共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三通、四流”。月底，《夏潮》被查禁。

4月，卡特簽發<與台灣關係法案>。

5月31日，康寧祥創刊《八十年代》。

6月2日，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成立。

7月12日，蔣經國表示要以民主化、自由化、中國化來統一中國。

8月24日，《美麗島》雜誌創刊。發刊詞表示：“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發行人：黃信介，社長：許信良，副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張俊宏，總經理：施明德。它以社務委員的型態組成施明德所謂“沒有黨名的政黨，主張實行國會全面改選與地方首長改選”。雖然以康寧祥為代表的“穩健派”，以及夏潮系統都有代表參加，但是主要還是以施明德等激進派為骨幹。

10月3日，早晨7點，“和11年前一樣”，與有台獨傾向的《美麗島》保持一定距離的陳映真“被兩人一左一右地夾持着，坐進一部大轎車。放眼望去，整個巷子若説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大概也不為過。”拘禁36小時後，他幸被釋放。在偵訊時，他才知道當局“有專門對他的作品和言論做系統的思想檢查分析和彙報的專業思想偵探”。劫後歸來，儘管他的“生意”與“生計”，“正面臨着危機”，他還是通過《美麗島》雜誌發表<關於十·三事件>一文，報告歷劫經過，同時非常有針對性的語重心長宣稱：

我深深地感覺到我的事業畢竟在文學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馱負着與我的才能不稱的關愛，我決心不論今後的生活多麼艱難，我要把這隻筆獻給我所愛的中國和她的人民。[2]

11月，映真先生的小説集《夜行貨車》出版。面對黨外運動朝着台獨主張的歧路前進的嚴峻形勢，他又通過自序，再次表明堅定的中國認同的寫作立場：

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於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一樣，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禁和死亡中渡過苦艱的一生……物質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組織性的謊言和神話教條；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的獨立；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獲得解放……這一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不可壓抑的、不容妥協的願望，就是海峽兩邊中國作家自己的願望。他們決心不惜犧牲性命，為實現這一民族共同的願望，和全中國人民一道，奮鬥到底！

那年，映真先生42歲。無論台獨人士喜不喜歡，這個總是自稱“在台灣長大的中國人”筆下的“中國”當然包括台灣。當歷史走到他面前時，他絕不隨波逐流，選擇了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應該走的路，並且用一生去實踐。

   

但是，創刊以來即日漸激進而與一批“反共義士”的《疾風》雜誌衝突不斷的《美麗島》雜誌，終於12月10日在高雄市引發了“美麗島事件”。右翼的民主化運動成員大量被捕，左翼夏潮系統的王拓、楊青矗與陳忠信也因此入獄。其後，國民黨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公開審判，報紙連篇累牘登載他們在法庭上的答辯，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全社會對黨外的民主同情。因此，人雖然被抓了一籮筐，影響反而擴大了。形勢改變，黨外左翼的力量被邊緣化了。

映真先生説，他憂心地看到，以此事件的“勃發、公開審判和判決的全事件過程為分水嶺，台灣的政治思潮和文藝思潮發生了鮮明深刻的變化。”他“眼看着原本毫無民族分離主義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灣文學界朋友，和全社會全知識界的思想氛圍，以‘美麗島事件’為界，逐漸從反國民黨的義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義轉向。”

美麗島事件

指向消費社會的桃花木劍

另外，如映真先生後來所説：

1976年文革結束，文革十年極“左”路線的黑暗，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定方面的不發達，使一些海外保釣運動左派感到幻滅。而文革結束後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也使不少人主張中國社會主義“變修”了。他們對大陸全面否定十年文革有所不滿，往往以“毛派”自命。而中國脱離毛澤東革命路線、中國資本主義化之説，竟可以延長為“台灣不必急着和非社會主義化的中國統一”之論，以左派統一論為“民族主義”，甚至也有人提出“台灣一島社會主義論”，遂和“左派台獨”有較接近的距離。於是台灣比較進步的思想界與運動圈，產生了“階級解放優先於民族統一”；“左派不迷信民族主義。民族統一論是民族主義”、“中國離脱了社會主義，不主張與非社會主義的中國統一”和“一島社會主義論”。台灣左翼運動第一次在思想上出現了“左而不統”的主張。[3]

彼時，映真先生處境的艱難與同道寥寥的孤獨可以想見。面對現實上左右統獨的辯證，他在困局中突圍的問題意識於是轉向通過小説創作與論理對跨國公司與消費社會的批判，從而建立範圍更大的統一戰線。

1981年，我擔任學校文學社社長的一年任期內，曾經邀請了映真先生兩次到校演講。當時，“陳映真”還是一個禁忌。第一次，學校課外活動組以“此人不宜”否決了申請。我於是再次以小説家的本名陳永善提出申請。這次，課外活動組負責人卻教訓我説辦演講應該找個有名氣的人，怎麼找個沒聽過的人來?然後就蓋了通過審核的章。演講那天，陳先生準時來到已經擠滿了同學、老師乃至於監聽教官的學校的某個大演講廳，然後説了一段簡短的開場白，隨即轉過身去，擦掉原先寫在黑板上的講題，另外寫上“消費文化․第三世界․文學”。後來，這場講演記錄也整理出來，在學校對外發行的《益世》雜誌全文發表。應該就從那個時候起，作為小説家的陳映真經常發表批判大眾消費社會的文章與言論，並且強調作家應該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識地抵抗人在消費社會中被商品所異化。

同年6月，當年幫郭雨新助選的那批年輕人進入新創刊的《深耕》雜誌。

1982年6月，針對當時的黨外主流的康寧祥，《深耕》以展開路線批判為名進行奪權鬥爭。同月29日至8月7日，康寧祥與尤清、張德銘、黃煌雄等赴美訪問。映真先生則從反帝的不同面相對“黨外四人”親媚美日的失格言行提出路線批判。

文學陣營的南北分裂

映真先生説：“在1970年代末期鄉土文學論爭時還信誓旦旦地説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間，隨着政治形勢的改變，就完全都站到‘台獨」那一邊。”又説：“他們過去寫過一些東西，過去寫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台獨」意識。他們有些年紀大的一代就寫當時在日據時代怎麼樣的被日本人壓迫，但基本上站在中華民族主義，更沒有什麼特殊的作品突出地主張‘台獨」思想。現在卻説我突然覺醒了：我是台灣人，我不是中國人，也沒有那一類作品。”[4]

其實，早在當局發出整肅“鄉土文學”輿論之前，映真先生就在同屬黨外陣營的文學界嗅到分離主義者發出的異味了。

1977年5月，葉石濤(1925-2008)在《夏潮》第14期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對“鄉土文學”作了新的闡釋。他把1867年從福建來到台灣的鬱永和的《裨海紀遊》到吳濁流的小説之間的台灣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羅進去，把近、現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灣地區的中國文學，全都看作是“鄉土文學”。但是，他又抄用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的“史觀”，從“鄉土”衍生出所謂“台灣立場”的問題。他説，日本佔據台灣之後，台灣從半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近代都市興起，一種和過去的、封建的台灣的傳統沒有關係的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階級與文化產生，從而也就與農村的、封建的台灣的源頭(中國)脱離了關係。於是，一種新的意識——“台灣人意識”產生了。他更進一步將這種“台灣人意識”推演，説台灣人雖然是漢民族，但由於上述的原因，發展了和中國分離的、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

映真先生敏感地意識到“這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隨即在6月號《台灣文藝》革新第2期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一文，分析指出：日據時代的台灣，在整個經濟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中國意識”最頑強的農村的經濟，即使是城市，中小資本家階級所參與領導的抗日運動也都“無不以中國人意識為民族解放的基礎”，所以，“從中國的全局去看，這‘台灣意識’的基礎，正是堅毅磅礴的‘中國意識’了”。因此，“所謂‘台灣鄉土文學史’，其實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

也許是為了防止葉石濤炮製的文學分離主義惡性傳播，映真先生接着又在同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雜誌》第5期發表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文裏強調“台灣新文學在表現整個中國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的精神歷程中，不可否認地是整個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分。”10月，他再次在《中華雜誌》第171期發表的<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一文裏強調，“30年來在台灣成長起來的中國文學”的作家們，“使用了具有中國風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國語言，表現了世居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以及在這生活中的歡笑和悲苦；勝利和挫折……。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掙脱外國的墮落的文學對他們的影響，揚棄了從外國文學支借過來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形式，生動活潑地描寫了台灣——這中國神聖的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民眾。正是他們的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新文學上，高高地舉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的鮮明旗幟!

”他同時熱忱地呼籲“一切海內外中國人”，“在對於台灣的中國新文學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愛、共同的關切的基礎上，堅強地團結起來”。其後，他又陸續發表了<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1978年8月《仙人掌雜誌》2卷6號)與<中國文學的一條廣大出路>(1980年6月《中華雜誌》203期)，反覆地展開這樣的論述。然而，這種善良的願望已經阻擋不住“分離主義文學”的逆流了。

多年以後，即便不是台獨派的具有理論素養的進步學者都還是認為，當年“陳映真這種防衞過當、欠缺同情的態度對日後他口誅筆伐的‘分離主義’的壯大實有不可磨滅的功勞。”[5]由此可見，映真先生當年的批判，不但不能“治病救人”，通過批評起到團結的作用，而且為日後文學陣營的分裂埋下情感上的病種。

1980年12月，彭瑞金(1947-)在《台灣文藝》70期發表<80年代的台灣寫實小説>一文，針對陳映真對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的批判，站在“本土論”的文學本位立場，批評70年代以來寫實小説“工具化”和“現實化”的發展趨向，攻擊陳映真的民族文學論。

1981年1月，詹宏志(1956-)在《書評書目》93期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説得獎作品>一文，把台灣放在中國視野裏考察和評價，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旁支”，或如同小説家東年所説是相對於“中國的中心”的“邊疆文學”。這兩篇立場絕然相反的文論，引發了陳映真和葉石濤的直接交鋒。同年10月，陳映真和葉石濤同為第2屆巫永福評論獎[6]評審，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選人，結果，獲獎者當然是葉石濤力挺的彭瑞金。時尚書

1982年元月，以葉石濤為首的南部文學界進而創刊《文學界》同仁雜誌，以所謂“本土文學論”與映真先生的“第三世界文學論”爭奪文學思潮的話語領導權。

一時之間，關於“台灣文學南北分派”的風聲在小小的黨外的文學圈口耳流傳着。映真先生當然也聽到了風聲。為此，他與《文季》的戰友黃春明一路南下拜訪各地文友，想要鞏固陣線的團結。

3月20日，通過旅美作家陳若曦的居間串聯，映真先生和黃春明在高雄出席了《台灣時報》副刊主辦的題為“台灣文學往哪裏走？”的“南北作家座談會”。面對包括葉石濤、鍾肇政、宋澤萊等在內的一眾後來走到對立面的所謂“本土派”作家，他在發言時還是強調：他們“並不認為南北作家有分派的事實”，他“很同意鍾肇政先生所言，文學與政治不同的是：不喊口號……唯一憑恃的是其創作本身的質量。我們台灣文學工作者如能謙卑、用心地團結起來，相信很快可以產生很好、很偉大的創作。”[7]

7月，在《大地生活》第1卷第9期“海峽兩岸文學專題”的<訪陳映真談傷痕文學>中，採訪者問道：“有人認為台灣社會與大陸及第三世界者不同，所以台灣文學應該尋找它的‘自主性’。你的看法如何呢？”他回答説：

我十分注意這一“理論”的形成。截至目前為止，我以絲毫不具輕蔑的意思説，這“理論”目前還在幼稚的形成期。我注意它，一方面也願意它是正確的，以便矯正我可能的錯誤。

 很顯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目前我不想，也不便發表任何意見。原因之一，是因為它還不具一個嚴格意義的理論形式與內容。原因之二，是處在當前條件下，那理論的發展與發表有客觀的困難，我不能利用這共同深受的困難來激人議論，這是不道德的。我只希望他們要多讀書，多做深刻、真誠的思考，則也許會對整個包含台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都有幫助。

但是，不論如何，對大陸反體制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深刻關懷，應該與主不主張台灣（文學）的“自主性”無關吧。透過文學作品，理解中國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心靈中之聲音，是台灣文學家應該有的態度吧。

11月，學生時代受到《夏潮》雜誌影響而從事過山地服務工作，也曾經在《夏潮》發表文章，但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具有強烈台獨傾向，有經濟能力也有行動力，後來擔任過建國黨主席的精神科醫師陳永興(1950-)，接辦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

映真先生極力要維持的文學統一戰線顯然已經難以為繼了。

1983年：反中國的本土化運動的起點

1983年2月，映真先生遠行歸來的系列小説<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萬商帝君>結集成《雲》出版。

4月，在文學戰線上，面臨南北夾擊而孤立的映真先生與文季同仁復刊《文季：文學雙月刊》，併為此貢獻了扛鼎的小説<鈴鐺花>。

映真先生後來在回顧歷史時一再説過：在“台獨”運動和以他所屬的《夏潮》為中心的左統派都同受當局“嚴重的虎視”的當時的條件下，左統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卻無法對民族分離派的論述開展針鋒相對的批判鬥爭。於是，他只能就“台獨”意識產生的社會構造和歷史根源，展開思想的清理與批判。因此，基於策略需要，在政治禁忌猶存的年代，他的創作從批判消費社會與跨國公司的“華盛頓大樓”系列轉為表面上較無批判意味的“自然主義風格”的<鈴鐺花>系列，其實是直指台灣問題核心又禁忌的歷史根源---50年代白色恐怖，及其背後的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戰構造。通過<鈴鐺花>，他勇敢地展開揭露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系列創作與批判。

5月，謝里法(1936-)在《台灣文藝》發表<斷層下的老藤---我所找到的江文也>，藉由滯留大陸的台籍音樂家江文也的命運強調台灣人被中國迫害的歷史與命運。映真先生閲後隨即寫了一篇題為<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的回應文章，指出“受迫害的是全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台灣人揹負的“原罪”，呼籲台灣人要“和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民一樣”，“為了自由、民主、民團結與和平的中國而奮鬥”，從而“治療歪扭的歷史給予”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帶來的各式各樣的心靈的疾病”。[8]

就在此時，6月4日，因作《龍的傳人》一曲成名的校園民歌手侯德健(1956-，外省人第二代)

“揹着他的吉他悄然走進了大陸”，以圓迴歸祖國之夢。同月11日，“黨外長子”林正杰(外省人第二代)創辦的《前進週刊》第11期報導了侯德健赴北京進修的消息，並刊登了楊祖珺的〈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對曾經是“愛國的孩子”的侯德健作了反諷的批判。同月18日，該刊第12期又刊出相關文章兩篇，其中一篇是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寬廣的歷史視野……〉。映真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後立即遭到台獨派的圍剿，並被冠上是具有“中國結”的，無可救藥的“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者。

6月25日，《前進週刊》第13期刊載了三篇批評映真先生的文章：

1.蔡義敏的<“父祖之國”如何奔流於新生的血液中？---試論陳映真的“中國結”>：集中反駁陳映真以“台灣、台灣人意識”為“錯誤”。

 2.陳元的<“中國結”與“台灣結”>：呼籲不要在“台灣走上民主化之前……黨外自己發生意識型態上的、或者戰略路線上的分裂。”

3.梁景峯<我的中國是台灣>：強調“如果中國各地的中國人不能認同他們生活所在的中國，而只仰望天邊的中國，那中國不會有希望！因此，我要説，我的中國是台灣，然後才能談大陸的中國！只有認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義者。”

映真先生閲讀過《前進週刊》寄來的蔡義敏之文後，隨即以<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為題，回信林正杰與楊祖珺。7月2日，《前進週刊》第14期刊出此封回信。映真先生“堅決反對破壞人民團結”而寫道：

你們説，這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場廣泛的論戰。這原是一件好事。被少數一些人詮釋成為“中國人”民族與“台灣人”民族的矛盾的台灣地區內部的省籍矛盾，實在應該有一個自由的環境，進行公開而深入的討論。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論”，牽涉到廣泛的歷史哲學、台灣史、台灣社會史和對於台灣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和評估。由左翼台灣分離主義、非國民黨民族主義和國民黨等三個不同的意識形態，進行學問的辯論，是解決所謂省籍問題的最好的方法。事實已經證明：不準別人還嘴的，“台灣人和大陸人都是中國人，只差先來後到”論，“國民黨和大陸人民八年抗戰，解救了台灣同胞於日帝倒懸，台灣同胞應感謝德政”論和“台灣沒有政治上的歧視。重要權利握於大陸人手中，是因為大陸人比本省人更有行政經驗”論，這些官式的宣傳，早已經破產。如果國民黨硬是不肯實事求是去面對這個由歷史積累下來的歷史問題，一味使用高壓禁止公開討論，則這個原本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例如公開、自由、認真的討論）解決的相對性矛盾，就會逐步在高壓、苦悶、欠缺溝通的情況下，演變成對民族團結造成重大裂痕的、無法調和的絕對性的矛盾。

但是，在目前，正如我在給你們的短箋中所説，完全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在目前情況下，任何主張台灣人是一個“獨立的民族”的言論，都是為國民黨所不容，甚至可以據而入罪，逮捕和判罪的言論。從而，批評“台灣民族論”的言論，不論多麼獨立於國民黨官式意識形態，在客觀上都不免有為國民黨作倀的嫌疑。因此，我只有婉謝參加“論戰”了。而且，這個題目既然由我“無心”間“挑”起來，則靜靜地挨人幾個拳頭，我是甘之如飴的（其實，對於某些人特別在近一年來在這裏、那裏，用這樣、那樣的方式，説別人是“漢族沙文主義”、 “愛國沙文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我們一直是隱忍的。）

因此，凡是因為拙文而非打我幾拳不足以泄忿的人們，我只要説兩點：第一，要很當心自己的拳頭，免得為他人所乘。第二，儘量寫出好文章。因為批評不必只出於論敵的我。每一個認真、嚴肅，有一定文化和知識素養的讀者，都是他們沉默而清明的批評者。

……

讓一切追求民主、自由與進步的本省人和大陸人有更大的愛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擁抱，堅決反對來自國民黨和左的、右的台灣分離論者破壞人民的民族團結。尤其是和上一代的仇怨無涉的、新一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更要獨立地思想和相互探討，然後同時學好同樣優美和豐富的普通話和台灣話，廣泛地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看一看這一塊美好的土地，去接觸這麼善良的人民，堅定、和平地發展出一個人民的、獨立於國民黨和“台灣民族”派的民族團結運動。

讓我們懷着同情和一份憂傷、嚴肅、認真地去研究和討論一切“台灣民族”論，讓我們平靜地、科學地找出真相和事物的真理，讓我們絕不對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同胞，隨便指責他們“數典忘祖”、

“沒有國家民族關念”。讓我們深刻認識到，這於歷史中僅為一時的台灣分離主義，其實是中國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國際帝國主義所生下來的異胎。讓一切自己承認是中國人的人們，懷者深刻的悔疚，用最深的愛和忍耐，堅定不移地為反對在人民中製造仇恨與分裂，為增強民族內部的團結與和平，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永遠不知疲倦地努力。

這種憂慮和認識，其實應該很廣泛地存在於深切關心黨外民主運動的本省人和大陸人的心中。那麼，從現在開始，讓我們認真地、光明磊落地把這個關切表現出來。因為客觀的政治環境不容許公開探討這個問題，讓我們開始在私下展開討論。一切酷愛進步、自由、民主的大陸人和本省人之間，應該超越現有的政治禁忌，在每一個人的私下生活範圍內，自己展開民族內部的溝通與對話，並且經由這個溝通與對話，展開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族和平與民族團結的、長期性的運動。祝你們進步！並且預祝批評拙文的文章中有真正的好文章，開我閉塞。

《前進週刊》由於映真先生的〈向着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一文引起的爭論，在主事者理性的把握下並無惡化的的發展。但是，寄生在《生根》雜誌的所謂“因為美麗島事件而覺醒的一代”(同時也是後來的“新潮流”主幹)卻嗜血地逮住機會，於7月通過刊發陳樹鴻〈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一文，對映真先生展開惡性批鬥。陳樹鴻以粗糙的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將“中國意識”等同於不民主，主張為了民主就必須排除“中國意識”；他認為日本在殖民地台灣統一度量衡與幣制、完成南北縱貫公路等是“資本主義化的建設”，

“促進了全島性企業的發展……有了整體化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就必然地產生了全島性休慼與共的‘台灣意識’了。”他並認為70年代之後台灣意識的強化，是由於台灣形成了“政治經濟的共同體”。這篇文章的論點，一直到今天都是台灣主流社會的典型論述。

侯德健的迴歸引爆了黨外陣營“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爭，從此以後，統獨論爭便成為下一階段黨外陣營路線鬥爭的關鍵。就統一戰線的發展而言，如果連原屬夏潮系統陣營的梁景峯都出櫃而表白對立的論點，映真先生“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的討論初衷顯然是失敗的。儘管如此，在當時的條件下，在道德上、在政治上，他還是“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沒有“對民族分離派的論述開展針鋒相對的批判鬥爭”。例如，他在刊於7月《夏潮論壇》第1卷第6期一篇題為<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談中，面對採訪者所提：“有人擔心像你強調國際資本主義下第三世界民族命運的文學家，會和主張先高舉本土性的台灣文學派，發生無謂的矛盾…….。”他還是一貫無奈地笑着回答説：“這是一個目前無法徹底討論的問題。有禁忌嘛。”然後強調：

第一，把主張、哲學上的不同暫時擺着，讓我們努力寫出好作品。

第二，“台灣”也罷，“本土”也罷，要注意它的具體內容。我只是説，所謂一些人含淚高舉“台灣”—它的文化、傳統、特質—在國際營銷體制和國際消費文化中，正在每時每刻，一寸寸地崩解。這似乎是本土論着所未察的……。

我主張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文學應該使人和睦，不應該製造紛爭。[9]

​綠島的風聲和浪聲

還是在台獨派對其展開圍剿的硝煙瀰漫的7月，映真先生在《鐘鼓樓》發表<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公開呼籲當局立刻全部釋放50年代被捕的政治終身犯。同月14日，他的小説<山路>脱稿，隨即發表於8月刊行的《文季》第1卷第3期。

9月9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林濁水擔任會長。18日，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提出<黨外中央後援會十大共同政見>，其中包括之前沒有的“台獨綱領”性質的第一條：“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與第十條“重返國際社會”。

10月30日，人數絕對少數的台獨派政治犯成立“台灣良心犯受刑人暨家屬後援會”，具體打造“台灣人的悲情”史觀，收割可以長久鬥爭國民黨的“轉型正義”的歷史。

彼時彼地，眼看着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逐步走向分離主義組黨道路的黨外運動，映真先生能不憂心嗎？他應該為了維持表面的“團結”局面而裝作什麼都沒看見而裝聾作啞嗎？而這樣就能夠爭取羣眾團結人嗎？

 這樣看來，1983年完稿、發表的小説〈鈴璫花〉與〈山路〉，尤其是〈山路〉，就是他給台灣社會乃至於存在“革命墮落了”可能(蔡千惠語)的海峽對岸敲響的第一記警鐘了。

存異求同的會面

8月下旬，就在論戰的餘波盪漾之時，映真先生應邀赴美訪問。出發之前的8月15日，他在中國時報主辦的“第三屆時報文學周．大眾消費社會”講座講<大眾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時開宗明義定義“台灣文學”説：

我們應注意的是，“台灣文學”這四個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內容。譬如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是殖民地台灣的心聲，是精神與靈魂的表達;是挫折、希望、悲哀、喜樂的交融。但在同一時期，從日本統治者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是殖民地文學，談些媽祖、木屐、南國風光、椰子樹等等。對他們來説，就如吉普林在印度所寫的作品，在英國人眼中富有一種異國風味。

今天我們所説的“台灣文學”，也有很複雜的內容。第一，因為台灣在當前政治、歷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在許多名詞之前都冠上“台灣”二字;如台灣社會、台灣經濟，因此而有“台灣文學”。另一種定義是我最近才看到的，認為他是相對於“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這一派人主張台灣文學的特殊點有別於中國文學，主張台灣文學的自主性。關於這一點，我不想在此加以評論。 

最近我在中央文工會辦的《文訊》上，讀到葉石濤先生一篇文章，他説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我很同意這個説法，這明顯地説明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支脈。[10]

映真先生終於到了美國。

8月26日，他出席了在紐澤西州召開的台灣文學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發表演講<台灣知識分子應有的覺醒---我對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看法>與論文<變動中的台灣和當面台灣文學的諸問題>。與會並宣讀論文者包括立場相異的謝里法的<日據時期台灣畫家與文學家的關係>、陳芳明的<日據時期台灣左翼運動與文學運動>，以及洪銘水的<陳映真小説中的寫實與浪漫>、黃娟的<再談《亞細亞的孤兒》>、杜國清的<《笠》詩刊與台灣小説初探>、許達然的<（日據前）台灣文學中的社會輿情>和葉芸芸的<戰後初期台灣小説初探>。他公開説，“對於我，幾乎每一篇報告都很引起興趣。這個研究會很值得發展下去，由不同意見的人從不同角度去探究台灣文學，共同積累一些研究的成果。”

8月30日，他住進愛荷華。

9月中旬，他接受“《夏潮論壇》駐美特派員蘇濟維”訪談。

9月29日，《台灣與世界》發行人葉芸芸（葉榮鍾之女）安排他與首次謀面的戴國煇(1931-2001)教授，在旅居愛荷華的詩人呂嘉行家，就“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等台獨派大肆宣揚的概念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談。

10月。

在美國，《台灣與世界》發表映真先生的<變動中的台灣和當面台灣文學的諸問題>。

在島內，1日出刊的《前進廣場》第8期刊出映真先生的<台灣知識分子應有的覺醒---我對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看法>；同月出刊的《夏潮論壇》第一卷第九期以<温暖流過我欲泣的心>為題，刊發“駐美特派員蘇濟維”的“訪談中比較精要的部分”，其中，他回答了訪者所提有關台灣文學研究會會議情況的提問時，公開表達了努力團結不同政見的獨派人士的願望：

問：大家都知道與會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同你有不同意見…..。

陳：與會前，我做了一點調查（笑）。料想陳芳明先生、謝里法先生與我的不同比較顯着一點。但會議開下來，大家都很民主、理智。那種感覺真好。大家都很能聆聽對方的觀點，交換意見。學術上的民主風格，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經驗。我估計，在國內，這種談論恐怕不太可能。後來我把這種體驗告訴朋友。朋友説，在海外，這種情形也不多見。不論如何，我寶貴這次的體驗。因此，我希望研究會中諸君子尊重自己和對方在哲學與政治上的歧異，卻各自在各自的學研工作上認真、勤勞地工作，共同為了豐富台灣文學的研究而努力。[11]

台灣結的大體解剖

時序進入奧韋爾的“1984”。

元月，坐滿三十年以上監牢的十一名政治終身犯終於假釋出獄。與此同時，陳芳明(1947-)以筆名宋冬陽在元月號《台灣文藝》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從台灣文學切入，回顧80年代以來台灣思想界、文學界有關“台灣意識”的論戰，對陳映真等人的主張進行攻擊。

這樣，映真先生一直努力避免的文學界的南北分裂還是被急切着登場卡位的在海外的台獨文士挑撥而難以挽回了。面對陳芳明宗派主義的分裂文章，陳映真等人知道表面的團結已經維持不下去了，着眼於爭取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大眾，尤其是追求進步的青年學生，只能直面迎戰。

於是，在美國，2-3月，葉芸芸的《台灣與世界》第8-9期刊出陳映真與戴國煇的對談。

在島內，映真先生通過3月復刊的《夏潮論壇》革新版推出“台灣結的大體解剖”專輯，內含三篇文章：

1.葉芸芸整理的<戴國煇與陳映真對談：“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12]

2.戴國煇<研究台灣史經驗談>。

3.吳德山(杜繼平)<走出“台灣意識”的陰影：宋冬陽台灣意識文學論底批判>。

其後，原本寄生在《生根》雜誌(3月12日解散)的所謂“黨外新生代”於3月29日出刊《台灣年代》叢刊，推出“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專輯，包括以下六篇文章：

1.鄭明哲<台獨運動真是資產階級運動嗎？>：指出陳映真“台獨運動為資產階級運動”的論點在論證上所犯的“謬誤”，並在結論中針對陳映真説：“本文的目的並不在主張台獨，也不在否定台獨運動是資產階級運動。而在指出，做這種論定的人在思想上的怠惰。這種思想怠惰就推展運動也好，就批判政敵也好，都將毫無所獲。而如果除了怠惰之外，又加上輕佻，那麼這種團體的結局如何就很明顯了。”

2.黃連德<洗掉中國熱昏症的“科學”妝吧!>，強調“不要執着於一組與特定的經濟社會體之人民（指台灣人民）的現實需求以及歷史經驗都不符合的記憶與感情（指中國民族主義），來否定當地人民自己決定其政治身份的權利。”

3.林濁水<《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宣稱“戰後和大陸的政治乃至信息的隔絕，使台灣島上各個階層絕大多數的人，從事現代化大型經濟、政治、社會乃至文化活動時，都無法不在假設台灣為一完整實體的意識下去進行……凡此均使戰後“台灣、台灣人”意識的發展不僅決非，如戴氏（指戴國煇）所説的以“恐共”兩字可以簡單化約。甚且還是左右兩翼大中國意識論者合作的反“台灣意識”論所反激成功的。”

4.高伊哥(楊碧川)<台灣歷史意識問題>：質疑“為何必須在‘台灣人’之上，必然地有‘中華意識’的存在？……為甚麼必須以這種‘上位意識’強壓自己的同胞？”

5. 秦琦<神話與歷史、現在與將來：評《夏潮論壇》對黨外的批判>。

一句話，他們的感情與主要論點是：台灣人不願居於“下位”，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缺乏政經基礎，台灣意識論的成功是受到大中國意識論者的“反激”造成的，歌頌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現代化開發有功等等。

不久，康寧祥的《80年代》也加入抨擊《夏潮》的行列。在美國的《美麗島週報》(許信良、陳芳明等)也隔海炮轟，加入圍剿，藉機鼓動台獨風潮。至此，反對運動陣營已無團結的可能了。

5月，剛剛圍剿過陳映真的這批所謂“黨外新生代”創刊針對《夏潮》的《新潮流》雜誌。(同月以外省人費希平掛銜的“黨外公政會”成立)

陳映真出獄之後隱忍拓建的黨外民主運動統一戰線基本上破裂了。

回到《人間》的戰鬥

面對新的局面，映真先生必須重建新的反獨統一戰線。

7月，他在《夏潮論壇》革新版發表<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進一步聲援最後兩名監禁已達33年以上的50年代政治終身犯林書揚與李金木。這樣，通過他的小説與報告，戰後出生的台灣青年一代終於具體觸及到長久以來台灣社會“夫不敢傳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歷史源頭，並且因為這樣的啓蒙而開始有了想要進一步認識台灣歷史的渴望。

在映真先生看來，這也許是在“雙戰構造”下被挖去左眼的台灣社會必須正視才能開創的一條活路吧。接着，回到《人間》，就是他另闢的下一個歷史階段的戰鬥陣地了。

(2018.08.17初稿於北投咖啡店，11.14二稿、11.22三稿於重慶大學文字齋)

註釋

[1]轉引吳斌<台獨背後那隻不為人知的黑手--從陳映真病逝談起>， 2016-11-25，察網。 

[2] 陳映真<關於“十．三事件”>，收錄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洪範書局，2001。

[3]陳映真<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2001年12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因為是祖國的緣故……》。

[4]王寅<陳映真：台灣的文化人需要反省>，2004年3月新華網。

[5]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

[6]1977年，巫永福(1913-2008)接任《台灣文藝》發行人，1979年捐資創辦島內第一個文學評論獎——巫永福評論獎。

[7]轉引《陳映真全集》5：1981-1982，頁191-192。

[8]原載1983年7月《夏潮論壇》第一卷第六期，轉引《陳映真全集》6，頁272-280。

[9]轉引《陳映真全集》6，頁268。

[10]《陳映真全集》6：1983，頁299-300。

[11]《陳映真全集》6：1983，頁333-334。

[12]2018年2月20日，親綠網媒《民報》網貼了一篇由“本土”學者江燦騰／陳正茂署名的<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陳芳明VS.陳映真>（上）解讀説：陳映真透過與戴國煇的對談，批判“台灣結”是“恐共”、反共的表現，實際上，是台灣島內分離主義的“台獨”勢力對大陸的抗拒，並明確表示其背後有台獨理念在支撐，和台灣緣於60年代興起的資產階級的理念。説穿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民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