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拿“宗教自由”給中國找茬_風聞

11月15日，針對近期多國駐華大使表達“對新疆的擔憂”、要求會見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此舉非常無理，中國政府不能接受。外交部如此硬氣，令舉國上下拍手稱快。這些西方國家駐華大使，無非又是老調重彈，説什麼中國“缺乏人權”、“缺乏宗教自由”。今天咱們就認真探討一下什麼是“宗教自由”。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咱中國人必然理直氣壯，不怕任何人找茬。

其實，“宗教自由”是個不確切的説法，真正確切的説法是“個人信仰自由”。個人信仰自由不僅包括信仰宗教的權利，更包括了不信仰宗教的權利。例如，馬克思主義，科學無神論，都屬於非宗教的信仰體系，更加應該得到尊重。個人信仰自由是我國《憲法》中明確保障的內容，而且中國政府並未妨礙公民的個人信仰自由。動不動拿“宗教自由”説事的人，其實是將“個人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的行動自由”混為一談，而這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個人信仰自由是歷史進化的產物。歐洲從中世紀邁向近代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大量宗教戰爭，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三十年戰爭”。歐洲各主要大國大多捲入這場戰爭，在中歐的土地上廝殺了一代人還多的時間。這場戰爭的破壞力非常驚人，捷克的人口在此期間下降了三分之一，歐洲各國普遍陷入財政緊張和勞動力短缺的狀況。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讓各方勢力身心俱疲，最後不得不坐下來談判。在談判桌上，各方勢力最後達成了妥協，簽訂了終結“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這個和約在近代歷史上確立了初級版本的“信仰自由”。説得簡單些，它把德意志分割成314個小邦國，各個邦國愛信啥教自己説了算，但是不能去管別人信啥教、不能迫害信仰不同的人。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該條約確立的“信仰自由”恰恰極大的限制了宗教組織的社會影響力，使得教會在法理上無法超越國家主權。

羅馬教廷自然氣急敗壞，拒不承認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有效性。教皇英諾森十世發佈訓令稱：“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神權政治因為阻礙歷史發展進程而最終走向瓦解。

由此可見，西方近代史上**“信仰自由”****的誕生，恰恰是從禁止宗教組織干預世俗政權、限制宗教組織的行動自由開始的。**擺脱了龐大教會勢力的裹挾，“信仰自由”才能在社會層面、個人層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反過來説，假如宗教組織的行為不受到任何約束，就必然演化為企圖奴役全人類的特權，那根本就不是什麼“自由”。

例如，國內地下教會與境外勢力狼狽為奸，聲稱要在中國爭取“宗教自由“，全都是為了一己私利。地下教會本質上是一門生意，搞的是非法集資的勾當。由韓國傳教士在中國境內運作的地下教會，經常唆使信徒開展“捐贈”活動，教徒們繳納的“智商税”最後都變成了教會頭目們吃喝玩樂的資本。重點滲透大學生羣體、臭名昭著的“耶酥青年會”就是典型的案例。呵呵，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不就是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翻版嗎？這些教會之所以藏在“地下”，是因為他們壓根不想收到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無法無天。

英吉沙縣委副書記、縣長米日姑·玉買爾近期撰文，公開抨擊宗教特權給南疆社會帶來的巨大危害。以下是原文節錄【1】：

“英吉沙縣託普魯克鄉2村清真寺的原哈提甫白合提亞爾·買買提就是這樣一個視結婚為兒戲，視女性為玩物，毫無個人品德，地地道道的人性淪喪的無恥之徒。他打着宗教的旗號，以念**“尼卡”的方式，先後與12個婦女結婚，妻子最小年齡12歲，相差45歲，婚史最短一次只有7****天。**

他多次結婚離婚，甚至一年內兩次結婚兩次離婚，多次娶自己表妹、堂妹為妻，有一個當時只有12歲的女孩，與他婚後兩年離婚，生下一個女兒，直到女兒7歲時，這個人渣才知道自己還有這樣一個女兒，但他並沒有履行當父親的義務，這些行為着實令人髮指。”

文中提到的玩弄婦女的禽獸曾是教職人員，對女性的侵害都是在“宗教活動”外衣下進行的。由此可見，不受制約的宗教活動會對公民構成脅迫——公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逞論“個人信仰自由”？

然而我國一些文科學者，對不受制約的宗教活動造成的巨大危害掩耳盜鈴；不僅如此，他們還與西方**“白左”等境外勢力遙相呼應，共同鼓吹“中國缺乏宗教自由”，呼籲政府“為宗教活動鬆綁”****。社科院的於建嶸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的反動言論業已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不客氣地説，這些文科學者不僅極度缺乏社會閲歷，更對社會治理毫無經驗，所做的不過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論盲目搬到中國來、用以沽名釣譽。他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觀點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更不願為其社會影響承擔任何責任，以致客觀上成為協助宗教勢力滲透公共空間、影響社會穩定的幫兇。

我國的文科研究整體上缺乏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的有效指導。以致出現了這樣的狀況：文科教學研究往往不觸及社會發展運行的客觀規律，而僅僅熱衷於製造話語體系——你不按照導師規定的話語體系説話，導師就不給你畢業。這種腐朽的學風不僅催生了大批學霸學閥，也使得許多文科學者喪失了求真務實的精神，被禁錮在別人打造的話語體系中而不自知。對於解決實際問題和社會矛盾，固步自封的他們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筆者和高校文科學者打過不少交道，深知他們對於宗教問題的認識存在嚴重誤區，甚至缺乏起碼的常識。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説普通羣眾了。接下來我們認真剖析幾種關於宗教問題的常見認識誤區：

誤區之一：宗教信仰是神聖的，不可觸碰。

這種説法違背歷史常識。用合理的方式改造人們的宗教信仰，不僅不會造成動亂，反而對社會的長久安定更為有利，日本就是這方面的良好案例。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帝國，將神道教樹立為“國教”，實際上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日本官方宣稱天皇是“現人神”，慫恿民眾老老實實接受“神的統治”。這一時期的日本幾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圍進而為軍國主義宣傳提供了土壤。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對文教系統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致力於將民眾從宗教的矇昧主義中解放出來。在他們的影響下，教科書普遍按照科學無神論的思想編纂，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也都是科學無神論的內容。幾代人的時光過去後，現在的日本90%以上的人口是無神論者。

由此可見，信仰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一生不能改變的，而是社會環境長期教育和影響的結果。人們因為受教育水平和科學素養的提高而放棄宗教信仰，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更沒有任何值得可惜的。

誤區之二：宗教需要尊重，在任何場合都批判不得。

這種認識不僅荒誕，而且毫無可操作性。從古至今，不同的宗教門派之間從未停止相互攻訐；甚至某一宗教內部都有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從公元7世紀起積怨至今，甚至不承認彼此是穆斯林。又如，2018年10月15日，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斷絕所有關係，以抗議對方支持烏克蘭建立自主教會【2】。哪怕你不去批判宗教，各個宗教門派之間都會無休止地相互批判，何來**“批判不得”**一説？

更何況，科學無神論本身就是在批判神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國際歌》的歌詞寫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不正是批判宗教思想嗎？列寧在《社會主義和宗教》一文中説得更為直白：

“對於辛勞一生貧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導他們在人間要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天國的恩賜上。對於依靠他人勞動而過活的人，宗教教導他們要在人間行善，廉價地為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辯護，向他們廉價地出售進入天國享福的門票。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劣質酒，資本的奴隸飲了這種酒就毀壞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過一點人樣的生活。”

按照某些糊塗人的觀點，出於所謂的“尊重宗教”，是不是連《國際歌》也不能唱，連《列寧選集》也要一道禁了呢？把宗教當作不可批判的事物，無異於在宣傳工作中自廢武功，談何“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誤區之三：公共空間應為開展宗教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這是西方媒體一貫鼓吹的觀點，而我國各項法律法規均不支持在公共空間開展任何宗教活動。學校、醫院、道路、餐飲娛樂設施等，都屬於公共空間，在這些地方做彌撒、做禮拜、封齋，都是我國法制環境所不允許的。於是國內外某些學者沆瀣一氣，合力鼓吹“中國沒有宗教自由”的論調。

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國禁止宗教活動進入公共空間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最為合理的。為什麼這麼説呢？我們首先要認清一個基本常識：在人類社會中，經濟利益並不是零和的，存在互利共贏的可能性；但是對於社會的控制力卻一定是零和的，此消彼長。由上述基本常識，很容易推導出以下結論：如果宗教活動進入了公共空間，很快就會出現各宗教門派在公共空間爭奪信眾、地盤、資源的現象。在倫敦、巴黎等歐洲大城市，穆斯林佔用街道做禮拜阻斷交通已成常態，這是不是對他人權利的侵犯？在我國某些高校裏，被地下教會控制的學生，在教學樓和宿舍樓之間亂竄，名為傳播《福音》，實則妨礙同學們的正常學習和休息，這是不是對他人權利的侵犯？

不客氣地説，在公共空間公開傳教的行為，不過是出於宗教組織的一己私利；而這些宗教組織根本就不在乎他人的權利。長此以往，不僅會引發宗教羣體和不信教羣體之間的衝突，還會引發宗教羣體之間的衝突——我要閉目吟誦《金剛經》，你卻非要用“清真宣禮大喇叭”來噁心我，最後能不幹架嗎？宗教勢力在公共空間爭奪零和的社會控制力，必然造就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衝突，進而撕裂社會。為社會的長治久安着想，將宗教活動限制在宗教場所之內，保證各宗教門派之間井水不犯河水，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才是最安全、最和諧的。

誤區之四：為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在社交場合要考慮宗教戒律。

**宗教戒律僅對宗教信徒有效，將宗教倫理拿到公共空間來約束他人，是極為荒唐的道德綁架行為。**例如，某些人鼓吹，穆斯林在場的情況下不能吃豬肉，應該陪他們一起吃“清真餐”。甚至某些黨員幹部也被這種説法所迷惑——其實，這正是“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組織所喜聞樂見的事情。哪怕是在穆斯林占人口比例很高的世俗國家，也完全沒有這樣的説法。

我曾和來自埃及的穆斯林女生一起吃過飯。當時我們一起參加朋友的婚宴，宴席上有豬肉滷水拼盤，穆斯林女生只是不吃那個菜而已，照樣和大家談笑風生，根本就沒有“談豬色變”。人家心裏很清楚，宗教戒律是用來要求自己的，不能用於約束他人。佛教徒還不吃肉呢，難不成有和尚出沒的地方，燒烤攤都得關門？國內某些“談豬色變”的穆斯林，本身就是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者，只不過還不自知罷了。

誤區之五：處理宗教問題，要遵循“國際社會”的準則，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

動輒把“國際社會”掛在嘴邊的人，對現代史缺乏起碼的瞭解。整個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和蘇東陣營劍拔弩張，在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上針鋒相對，試問誰能代表“國際社會”？待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西方陣營的話語權達到了頂峯，他們才炮製出“國際社會”這套話語體系，意在強行推行其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誰和西方陣營的態度不一致，他們就以“違背國際社會的準則”為由大加鞭笞。

由此可見，“國際社會”這一霸權話語體系，其實只有很短的歷史。倘若唯西方語境下的“國際社會準則”馬首是瞻，無異於被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所綁架，那不是把別人打造的枷鎖往自己頭上套嗎？弱智才幹這種事情。

更何況，西方陣營內部，對宗教問題的處理已是一團糟。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均未能有效遏制宗教極端勢力的擴張，暴恐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2016年7月14日的法國國慶節，暴恐分子駕駛大型卡車在尼斯的濱海大道撞死86人。2018年5月12日，巴黎歌劇院附近發生持刀傷人事件，造成一死四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宣稱為此事負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至2018年11月底，新疆已連續22個月未發生暴恐事件。讓中國向狼狽不堪的西歐國家學習，這不是搞笑嗎？

處理宗教問題只應遵循一個準則**——****為中國人民的安全和整體利益服務。**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説去吧，咱們倒是要看看誰先走向自我毀滅。

以上認識誤區，在國內學術界和輿論場都存在已久。許多黨員幹部也一度受其影響，以致不敢制止宗教勢力對公共空間的的滲透，唯恐受到詬病。由於意識形態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軟骨病”的症狀，寧夏、甘肅、青海等西部省份一度出現“清真泛化”的現象；新疆的宗教極端勢力則深入農村，脅迫婦女穿上黑紗和罩袍。宗教組織的勢力坐大，反而嚴重損害了普通羣眾的個人信仰自由。直到最近幾年，新疆等地積極開展去極端化、反對清真泛化的行動，西部地區的社會秩序才逐步迴歸正常。

實踐證明，無原則地遷就宗教勢力，不僅對社會進步毫無益處，反而為社會穩定製造巨大禍患。因此，合理的宗教政策應立足於“兩手抓”：

一手管理合法宗教活動。既要保障合法宗教組織的合理權益，也要將宗教活動限制在宗教場所之內、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

另一手嚴厲打擊一切非法宗教活動。開展這方面的行動，應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則。非法宗教活動本質上都是生意，都有齷齪的利益鏈。只要斬斷其利益鏈，無情沒收其非法所得，在經濟上難以為繼的非法宗教活動必然自動走向瓦解和消亡；否則，只要利益鏈尚在，死灰仍會復燃。

對於宗教活動的有力管理，恰恰是為了捍衞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個人信仰自由，防止他們被宗教活動所裹挾和脅迫。近年來，新疆去極端化的成功實踐已經充分説明了這個道理。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的千秋大業，必將彪炳史冊。

參考文獻：

【1】觀察者網： 南疆女縣長為維吾爾女性代言：堅決不做宗教極端思想摧殘的犧牲品 評論 11 生活

【2】觀察者網：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0_16_4756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