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咋成了“民族昆蟲”？論文原作者這樣回應_風聞

最近的“瓜”有點多啊，蟋蟀“火”得有些“猝不及防”。

這還要從新晉“網紅”論文談起，一篇題為《中國傳統文化對蟋蟀身體與戰鬥力關係的認識》的論文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作者是中國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陳天嘉博士。

（全文詳見文末）

文章大概講了這麼個事兒：

作者特別梳理了《功蟲錄》和《鬥蟋隨筆》這兩本蟋蟀“將軍”戰鬥的時間、方式和身體特徵，量化統計分析了蟋蟀身體部位和特徵的記錄頻度，發現了充滿智慧的中國古人們早就認識到了一個規律：善鬥蟋蟀的頭部、腹部前端最重要，而“背厚腰圓”的蟋蟀將軍數量最多。

總的來説，文章主要研究中國歷史典籍中有關蟋蟀的身體器官及其與戰鬥力關係的描述。

引起大家爭議的點在這裏：

作者在最後結語時延伸提到**“蟋蟀是一種負載中華文化的民族昆蟲”**。

讀到這裏，很多人內心的OS一定是這樣的……

這種小動物怎麼成了“民族昆蟲”？它們是如何“負載中華文化”的？研究蟋蟀幹啥用？

有人這樣“解讀”：

他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如此解釋“蟋蟀是負載中華文化的民族昆蟲”。

——微信公眾號“鬱土”

還有這些……

也有較為中肯的聲音：

人大科學哲學教授劉永謀在個人公眾號“不好為師而人師者”上發文，首先表示：

從科技史上可以研究蟋蟀，作者花了時間和精力，把中國古代相關材料做了一番比較細緻的梳理，就“中國古代對蟋蟀戰鬥力的認識”這一問題而言，有貢獻、有觀點。我不敢説有多優秀，但無疑是符合學術發表水平的。

劉永謀最後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議。

作者本人對此有着怎樣的看法和回應呢？

爭議一：

“蟋蟀”值不值得研究？

1. 《中國科學報》：您研究蟋蟀的初衷是什麼？

陳天嘉：

動物行為學（ethology）界把蟋蟀作為爭鬥行為的模式生物，進行了不少研究。

研究蟋蟀的行為方式和身體器官與其戰鬥力之間的關係，用於發展爭鬥機制和策略的理論模型，還可為理解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領地行為和資源佔有潛力提供啓示。

其實，動物行為學作為一門科學，只有幾十年的歷史。

1973 年動物行為學家卡爾·馮·弗裏希、康拉德·洛倫茲和尼可拉斯·廷伯根因研究蜜蜂舞蹈行為共同榮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我研究蟋蟀是受兩篇被Nature發表和報道的文章的啓發。一篇是德國動物行為學家霍夫曼（Hans A. Hofmann）等發表題為《飛行能恢復蟋蟀戰鬥力》的文章，提到從中國傳統經驗中受到啓示。

我寫信問他：究竟找的是什麼經驗？

他説，一些愛玩蟋蟀的人知道這樣的規律：蟋蟀在“打完仗”後，如果輸了，24小時以內是不會再戰鬥的。

但他從一位中國工程師那兒瞭解到，中國有經驗的鬥蟋蟀人士把蟋蟀往空中拋一拋，一會兒它就恢復戰鬥力了。

後來霍夫曼進行了一系列嚴格的受控和排除實驗，發現拋本身並不能對蟋蟀造成什麼影響，而是拋過程中蟋蟀的翅膀扇動，會使它體內產生化學物質，增強了蟋蟀的鬥性，讓它暫時忘掉“戰爭失敗的陰影”。

另一篇是加拿大生物學賈奇（Kevin A Judge）等發表在PLOS one上題為《雄性鬥蟋的武器》的文章，這篇文章被Nature進行報道。

動物在爭鬥過程中需要用身體器官作為武器。賈齊等同樣參考了中國鬥蟋蟀的民間知識，經過實驗驗證，發現頭部尺寸與蟋蟀戰鬥力存在關聯，頭部越大，勝率越大。

事實上，中國關於蟋蟀的歷史文獻、民間經驗還有很多。我想，從科學史研究角度一定還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內容。

2.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項學術研究，您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是什麼？

陳天嘉：

我本科學的是生物技術，研究生受的是科學技術史訓練。這是一篇科學史研究，從動物行為學視角研究鬥蟋博戲，屬於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傳統的科學史研究者，如李約瑟等老前輩，在考察中國民間蟋蟀知識時，把注意力聚焦在中國人對蟋蟀生活習性和形態等方面的認識上，為我們從動物行為學上研究中國古人和民間的鬥蟋知識留下了很大空間。

鬥蟋蟀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博戲。

中國人從找蟋蟀、養蟋蟀到鬥蟋蟀，積累了豐富的文獻記載和民間經驗。王世襄先生整理了鉅著《蟋蟀譜集成》，我在前人的基礎上挖掘了一些新的史料。

蟋蟀史料的記載五花八門，我只聚焦關於蟋蟀的行為特別是戰鬥行為的相關認識，再輔助田野考察，實地走訪北京地區的鬥蟋蟀比賽，用動物行為學的概念框架提煉、分析有關的蟋蟀知識，看一看還有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有待於科學驗證，哪些能夠為今天的行為學研究提供啓示。

​爭議二：

蟋蟀怎麼成了“負載中華文化的民族昆蟲”？

3. 《中國科學報》：有人質疑蟋蟀負載中華文化，稱其“民族昆蟲”不合理，您怎麼看？

陳天嘉：

如果單獨把這句話拿出來，會產生誤讀。

但結合上下文的語境看，我主要談的是中國的蟋蟀品種尤其是博戲中的蟋蟀，只是在這個語境下談“蛐蛐兒”。有機會我希望大家能看全文。

“民族”是就人類而言的，昆蟲當然談不上什麼“民族”。“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會及其文明與之發生了特殊關係的生物。

宋代以來，中國歷史上皇家貴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曾一度喜愛鬥蟋蟀，大書法家黃庭堅甚至賦予了蟋蟀五種道德標準（守信、忠誠、勇猛、知恥、識時務）。

此外，我國在鬥蟋器具、鬥蟋比賽規則、蟋蟀產業等方面產生了諸多文化現象。

至今，山東寧陽、寧津等縣發展起了成熟的鬥蟋蟀文化產業，台灣台南縣新化鎮亦有成熟的鬥蟋蟀觀光產業。

我的研究還特別得到中興大學昆蟲學系楊正澤教授的指點和幫助，他的團隊在台灣蟋蟀保育等方面做得相當成熟。

如果你看全文的話，這一部分是作為結論之後的延伸，是呼籲大家能從更健康的角度去關注中國蟋蟀文化，關注合理的資源利用與開發。

用蟋蟀賭博是違法的，去蟋蟀著名產地過度捕捉蟋蟀也會對物種和環境造成破壞。

4. 《中國科學報》：您提到的“民族生物學”是什麼含義？

陳天嘉：

這是另一新學科，近幾十年在國際上比較熱。現在各國各地都在反思，如何保護好有民族特色的原住民文化。

民族生物學（ethnobiology）是一門通過科學方法研究動植物如何被不同的人類文化所對待和利用的科學，主要研究從古到今人與某地區動植物（biota）和環境的動力學關係。

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裴盛基先生就曾擔任國際民族生物學會主席，他是我國民族植物學學科的開創者。

我們知道科學規律當然是普遍適用的。但是某些動植物只有某個國家或地區有，當地人在當地特色的文化和獨特的自然環境下，與這些動植物進行有趣的互動，產生很多獨特的文化現象，非常值得研究。

這裏面涉及很多跨學科研究領域，如保育生物學、人類學、科學史、科學人類學等。

中國蟋蟀是典型的研究案例。

也有科學社會學家提出，科學知識中除了普遍性知識之外，還有所謂“地方性知識”。

科學人類學家還從某個區域或者民族文化的視角，研究自然知識生產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民族昆蟲”的概念可以從這些意義上理解。

爭議三：

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5.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看待網上的質疑？

陳天嘉：

首先我覺得很意外。

我的研究處於科學與史學之間，很小眾的研究方向，怎麼會引起關注。

我原來在歷史學系從事科技史研究與教學。

我們團隊多年來一直堅持研究中國傳統科學文化資源，首先就是從當代科學的視角整理傳統自然知識，以後計劃在此基礎上做些科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而不侷限於史學研究。

單質砷、秋石、人部藥、尿療、食用胚胎等也曾研究過，主要是研究人們製造、加工、使用它們的科學原理和歷史依據，目前還在做“氣”、“丹藥”“丹理”等等。

我們的研究是求知，基本沒有受到國家研究基金的資助，也見不到立竿見影的商業效果。有時候投稿出去，刊物連審稿人都不好找。

我們這樣的研究，讀者少，引用率不會高，不會給刊物提高影響因子。就是國家有資助“冷門”“絕學”的計劃，也不會把我們的工作納入視野。

我們的研究現在有學科外的讀者注意到，也還算高興吧。

6. 《中國科學報》：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陳天嘉：

我多年給碩士研究生上《自然辯證法概論》等思政課，現在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師。

我打算今後在馬克思主義科學論與傳統科學資源研究的結合上下些功夫。

一些讀者注意到了我的專業身份，我把它看成是一種提醒和督促，鼓勵我在二者的結合上多做些事兒。

學者與公眾實質性社會互動的機會很少，但是被我遇上了。

公眾從不同的知識背景、看問題的視角乃至立場出發，對問題關注的點也不一樣。我覺得大家理性討論就好。

這也提醒我，寫學術論文時要兼顧領域外的讀者甚至一般公眾。

現在想起來，這篇文章報道了我的研究工作，基本滿意，但在具體寫法上也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生物，在文章中有些突兀，沒有篇幅展開，這是需要另文專門討論的，在此文中不刻意提及也許更好。

7. 《中國科學報》：大家還討論了您這項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陳天嘉：

價值跟意義也是做基礎研究的老師們經常討論的。

今天，當我們在談一件事情價值意義時，更多談的是與創收相關，能夠帶來哪些對人類的貢獻或是具體的商業價值等。 

但是我們可能忽略了學術價值，比如説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等，它的價值更多的在於弄清楚一個歷史事件或者澄清一個思想觀念。

像研究中國歷史上如何認識這個昆蟲，產生了哪些知識，把這件事弄清楚了，本身就是它的價值。

事實上，研究蟋蟀也的確很“有用”。

比如仿生學，荷蘭研究者利用蟋蟀尾須感受氣流的原理製作了人工蟋蟀毛，應用於飛機機翼上的大型傳感網絡。

又如蟋蟀鬥敗後恢復戰鬥力的情況，以及動物行為中的“替代活動”，是否能夠有助於理解人類的拖延症等心理問題，也很值得研究。

中國傳統的鬥蟋蟀經驗有很多是有效的，也有一些是錯的，甚至包含一些天馬行空的占卜內容。

中國古代人玩蟋蟀時根本沒想要做出什麼知識創新，那麼對這些傳統知識必須經過嚴格的實驗驗證才能帶來真正有價值的科學發現。

實際上，鬥蟋博戲反映的不僅僅是人與人（玩家）之間的關係，動物（鬥蟋）之間的關係，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還有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複雜但又易於抽象和模式化研究的系統，很值得我們進一步藉助人工智能手段，開展文化學研究。

PS：這篇論文是陳天嘉博士系列論文的第四篇，相關論文包括有

《中國古代至民國時期對蟋蟀行為的觀察和認知》（發表於《自然科學史研究》）、《中國鬥蟋蟀博戲中的芡草與芡法》（發表於台灣人類學刊物《民俗曲藝》）、《中國傳統蟋蟀譜研究》（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等。

論文全文：

（科學網/韓揚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