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放棄對日戰爭索賠權力的全過程_風聞

抗戰一結束，中國政府便着手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但最終決定放棄賠償要求，這讓許多人迷惑不解。事實上，中國棄賠絕非國家領導人一時衝動，而是基於國家利益做出的現實選擇，整個棄賠過程大致可分為“美國提議、蔣介石開頭、毛澤東承諾、鄧小平簽約”4個階段。

一、美國提議

《波茨坦公告》明確宣佈“日本可以保留維持其經濟運轉所必須的工業設備和實物，其餘的可以用來賠償”，因此，戰後初期，美國對日索賠相當積極，1947 年4月便開始將日本工業設備設施進行“先期拆遷”，但不久就發現，索賠會加重美國佔領日本的經濟負擔，而且隨着美蘇矛盾日益尖鋭，國民黨政府迅速垮台，美國認為有必要將日本建成反蘇反共基地，便積極扶持日本，不僅返回了部分從日本拆走的設備，還縱容其抵賴戰爭賠款。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加速對日媾和。在美國操縱下，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於1951年9月召開舊金山和會。會議期間，美國提議免除日本賠款，並説服蘇聯、英國、印度、荷蘭、澳大利亞等國放棄索賠權力。

由於大國棄賠，雖然日本戰後向13國支付賠款，但總金額僅為22.3億美元，而且沒有向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支付。最後在蘇聯和蒙古的強烈要求下，才勉強同意以無償援助名義，向蒙古支付50億日元賠款。

二、蔣介石開頭

日本投降不久，致力於內戰的蔣介石為讓日本幫他爭奪天下，發表了“以德報怨”的著名講話，雖然該講話未提戰爭賠款一事，但已確立了中國對日“寬大處理”的方針。

蔣介石可能也想為國家爭取更多利益，無奈日本資源短缺，國庫已被掏空，設備設施被美國炸燬殆盡，而在索賠的美英中蘇諸國中，中國相對弱小，因此，雖然中國以“受害最久、犧牲最烈”為由據理力爭，堅持要求獲得日本賠償總額的40%，但由於美英等國對中國利益的漠視和國際時局的變化，各國僅同意中國獲得總額的30%。而且由於各方爭吵不休，問題久拖未決，中國實際所獲賠付微不足道。加上蔣介石忙於內戰，無心顧及賠款，使中國對日索賠“雷聲大雨點小”，處於停滯狀態。

1949年夏，菲律賓特使拜訪蔣介石，談起對日索賠，蔣介石覺得國民黨大勢已去，便説了句冠冕堂皇的話：“要對這次戰爭負責任的是日本軍閥，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負擔戰爭賠償的作法是不公平的”，並提醒菲律賓特使：“80億美元的賠償加諸戰後日本國民，如同剝奪日本全體國民的生命，在赤色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的時候削弱日本，決不是為了亞洲安定與和平的上策，必須在亞洲形成未來強有力的防共國家”。可見，蔣介石為了“反共”，致民族利益於不顧，已產生了棄賠念頭。

舊金山和會後，美國要求日台“建交”，蔣介石不敢不從，隨即在1952年4月與日本簽訂了“華日和平條約”，正式放棄對日賠償要求。蔣介石之所以這麼做，原因有三：一是蔣介石政府敗退台灣後，國際地位大降，迫切希望通過棄賠換取日本支持；二是美國政府提議，蔣介石不敢“忤逆”，且日台關係緊張，不利於蔣介石“反共”；三是即便蔣介石政府強行索賠，也榨不出多少油水，不如給日本送個順水人情。

不過，無論動機如何，日本對蔣介石率先棄賠都很感激，因為雖然他已不能代表中國政府，但畢竟開了“好”頭，這對日本將來與中國政府進行戰爭賠償談判極為有利。為表感謝，日本在愛知縣為他修建了中正神社。

三、毛澤東承諾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曾執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係，對日索賠沒有進展，但中國政府多次聲明保留對日索賠的權力。然而，中國政府卻在1972年9月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明確承諾：“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眾所周知，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資金短缺，日本賠款對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為什麼要放棄對日索賠呢？

中國棄賠純屬無奈之舉，一是經過戰後近30年的演變，大國棄賠已成國際共識和既定事實，中國單獨對日索賠既不合時宜，又無成功可能；二是蔣介石已開棄賠先河，使中國政府在對日索賠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三是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咄咄逼人，中國需廣交朋友對付蘇聯，日本作為美國盟國和經濟大國，中日建交能極大改善中國的周邊環境，又能增加日本外交的獨立性，分化日美關係；四是在美國包庇下，日本賴賬想法由來已久，而且由於中國索賠數額巨大，日本不願賠付，僵持下去勢必不利。因此，毛澤東、周恩來決定棄賠是最現實的選擇。當然，如果沒有蘇聯威脅，中國在對日索賠談判中，將會更從容更主動。

不過，儘管中日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聲明，並於1972年9月建交，但兩國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分歧嚴重，其焦點是中國要求日本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僅表示尊重和理解這一立場。由於兩國僵持不下，因此，直到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兩國一直未締結和平條約。這同時説明《中日聯合聲明》是權宜之計，好在聯合聲明只是兩國政府間的意向書，沒有法律效力，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須由全國人大批准，而《中日聯合聲明》未經全國人大批准，沒有國家法權效用，這就像商人談生意，縱有成交意向，但在簽訂合同前，是不能算數的。

總之，蘇聯威脅是毛澤東棄賠的主要原因，在國家面臨生死威脅的關鍵時刻，放棄戰爭賠款、與日本建交無疑是明智之舉。因此，雖然蔣介石、毛澤東都主張棄賠，但蔣介石為一黨私利，關注的是“反共”和政權的“正統”問題，毛澤東卻為民族安危，關注的是7億人的生死問題，二人棄賠的動機不同。另外，毛澤東僅發了份聲明，尚有迴旋餘地，蔣介石卻簽了條約，算是簽字畫押，二人棄賠的方式和所產生的法律後果也不相同。

四、鄧小平簽約

毛澤東、周恩來逝世後，鄧小平於1977年7月“復出”，為推動改革開放，加速推進中日締結和平條約進程，如1977年九、十月間，連續會見河野洋平、二階堂進等3個訪華團，談論締約事宜。最終經美國督促和雙方努力，在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見證下，《中日友好和平條約》於1978年8月12日簽訂，中國政府正式履行了毛澤東的棄賠承諾。

不過，由毛澤東承諾到鄧小平簽約，中間仍然存在變數，這種變數表現在，鄧小平可以變更承諾，也可以遵守承諾，這取決於他對國際時局的判斷和對國家利益的把握，而且國際間爾虞我詐，隨便找個藉口就可以把承諾推的一乾二淨。如美國曾在《八一七公報》中向中國政府承諾，逐步減少對台售武規模和層次，但後來為遏制和敲打中國，對台售武日趨頻繁，《八一七公報》淪為一紙空文。

因此，如果鄧小平覺得棄賠不符合國家利益，可以另起爐灶對日談判；而且即便遵守承諾，也可以在和平條約中，將日本應履行的義務，規定得更清楚更詳細。遺憾的是，《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僅延續了《中日聯合聲明》的提法，在條約中，中國放棄對日索賠權力的條款明確清晰，而日本應遵守的約定相當模糊，就連毛澤東生前很關心的台灣問題也被一筆帶過，以至於時至今日，日本僅承認只有一箇中國，卻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反觀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對台灣地位的表述非常清晰，即“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近年來，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思潮抬頭，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人們對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和《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的評價日趨複雜，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將中國棄賠的責任全都推到毛澤東身上，這既不符合歷史，也很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