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左翼知識分子和泥腿子_風聞

文 | 通吃島島主

民國時期，知識界左翼力量相當強，畢竟在國家危亡時刻，求進步的聲音肯定遠大於保守派。而且受蘇聯革命的影響，全球左翼的呼聲都非常高。所以想來延安的高級知識分子也不少。

但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就能成為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嗎？

絕對不是。

來了很好，先接受改造。

毛教員年輕時候也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對這幫人再瞭解不過了。他們所謂的“左”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左。他們反抗權威大都只是出於簡單的反叛心理；有時他們關注底層，那也常常只是出於簡單的同情心。這些情感都只來自於他們自己，所以是非常脆弱的。

革命在他們那裏只不過是想象中的烏托邦，真正幹起來第一個慫。

所以，知識分子要來可以，但必須接受改造。受不了的話請回。

冼星海剛來的時候就受不了。他當時已經是留法精英，國內著名作曲家，為了革命理想來到延安。

但是延安的條件太差了，吃不慣住不慣。冼星海非常煩躁，他喜歡吃雞，説自己每天必須吃一隻雞，否則一行譜子也寫不出來。

他還反感政治學習，藝術就是藝術，藝術家學什麼政治？浪費時間！

可是，隨着真正深入這片土地和人民，他逐漸轉變了觀念，摒棄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接受了“為革命而藝術”。

生活上的要求也儘量降低，有雞吃雞，沒雞的時候……可以吃點別的嘛。

《黃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磕了兩斤白糖，連續六天六夜創作出來的。

國共合作時期，毛教員擔任過國民政府代理宣傳部長。30出頭的他無論是對內管理還是宣傳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間創作，轟動一時。

後來，關係破裂，毛教員走了，後續接手宣傳工作的可謂都是“精英”。

1943國民政府建立了“重慶新聞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合辦，英文授課……

雖説這個學校的一大任務是培養外宣人才，可是這種模式也還是有點太不接地氣了。

而且，後來大部分畢業生也都留在國內，從事新聞工作或者在大學任教。所以，他們還是成為了國民政府的宣傳骨幹。

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在學歷上也都相當厲害。比如，45年的時候是吳國楨。

此人中學在南開，大學在清華，博士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獲政治學博士。50年代重返美國，晚年又當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學沛代替他的宣傳部長位置。彭曾經到日本、法國和比利時留學，回國後擔任多年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

從學歷上看，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現在那也是海歸人才引進重點。

與之相比，老毛就讀的湖南一師當時也就是個中專。劉鄧周等人説是去法國、俄國勤工儉學，可事實上主要是勤工，沒有一個人完成學業，相比之下個個都是泥腿子。

但是，從國共兩黨宣傳工作的最終結果來看，誰才是這方面真正的人才呢？

在國民黨這幫博士教授們忙着學各國外語的時候，共黨的泥腿子們在幹什麼？

其實他們也在學習語言，人民的語言。

電視劇《恰同學少年》裏面有一段講了新民學會開辦工人夜校的事情。

一開始，他們貼出告示好多天也沒人來。毛同學反思之後，用工人能聽懂的語言又寫了一份，如下：

列位工人來聽我們説幾句白話：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麼？就是俗話説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才能寫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呢？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個夜校，今年上半年學生很多，列位中想有聽到過的。這個學校專為列位工人設的，從禮拜一起到禮拜五止每夜上課兩點鐘，教的是寫信，算賬，都是列位時刻需要的。講義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於列位工作並無妨礙。若是要求求學的，請趕快於一禮拜內到師範的號房報名。有説時勢不好，恐怕犯了戒嚴的命令，此事我們可以擔保，上學以後，每人發講牌一塊，遇有軍警查問，説是師範夜校學生就無妨礙了。若有為難之處，我們替你作保，此層只管放心，快快來報名，莫再耽擱。第一師範學友會教學研究部啓

但是，這份告示貼出去後，依然沒什麼反應。毛同學再次調查反思，發現工人識字的很少，不會主動看這種告示，而且告示由警察張貼，他們有恐懼心理怕惹事。再者，即使看了，免費教學這種好事他們也不信。

於是，新民學會又想了新辦法，把夜校廣告編排成一齣戲，正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戲“劉海砍樵”。工人們聽到鑼鼓聲，都湧來看戲，夜校報名人數很快破百。

這部電視劇的情節雖有藝術加工，但大體是符合歷史的。那封告示是保存的原文，毛同學的反思也是他親自記錄到《夜學日誌》當中的。真實的情況是，連續兩次張貼告示都沒什麼效果，毛同學在反思過後新創作了這份口語化的廣告，與其他同學一起，帶着印好的廣告，分頭到工人宿舍區和貧民區，邊分發邊宣傳，細細解釋。一連持續了五天，吸引了一百多工人報名。以下是夜學日誌的原文：

電視劇中加上的，同學們改編“劉海砍樵”來吸引工人以此達到宣傳效果，這段“藝術加工”也並不是空穴來風。延安時期，共黨在宣傳上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民間藝人和傳統文藝作品。

民間藝人原來都是下九流，知識分子們斜眼都不看一下。但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毛教員要求知識分子“眼睛向下”，向勞動人民學習，向民間藝人學習。民間藝人成為延安政府的座上賓，毛教員親自請他們來表演，管衣管飯管住；他們從物質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極大的尊重。

同時，延安也改造他們，幫助這些藝人戒掉煙癮等，和他們一起改造傳統的文藝內容，把宣揚不健康的封建思想的部分去掉，改編成對延安的政策、社會主義新風尚等的宣傳。當時，從秦腔、評劇、秧歌、評書到民歌、窗花等等，延安的知識分子們向民間藝人學習，雙方互相改造，創造出新的文藝作品。這些新作品既用了人民熟悉的題材樂於接受的形式，又宣傳了共黨的政策傳播了先進的思想。

比如著名説書藝人韓起祥，本人還是瞎子，一直為人所瞧不起。他為了謀生，不僅説書，還兼職算命治病。後來他投奔延安政府，因為這裏不僅不歧視瞎子，還有許多盲人黨員。他接受改造，主動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創作出許多反封建迷信作品，比如《反巫神》。朱毛都曾親自請他到自己的窯洞中説書。

所以——我們以宣傳工作為例，一邊是滿口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博士教授，聽《玫瑰玫瑰我愛你》《夜上海》，一邊是經過改造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帶着農民一起滿口秦腔評劇信天游，一起扭秧歌剪窗花，唱《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兩種不同的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對於人民宣傳工作的效果影響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