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奎搬新家——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平民生活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18-12-04 21:25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也想寫一些文字紀念。
可是,我紀念的方式,也許和很多人不一樣,我只想寫一個我認識的差不多和改革開放同齡的人,平常人,以及他周圍的那些平常人,那些平常事兒(為了避免麻煩,文中的人名地名我都作了改動,但文中所敍述的事情是完全真實的)。
父親原單位上有一個我的好朋友,叫天奎。
前幾天和她新娶的妻子一起,在我們那個城市搬進了新家。按當地説法,這叫“搬火”,大概意思就是,搬進新房,開火做飯吧。
我們一家,她妻子的一家,還有鄉下來他的叔叔嬸嬸、兩個姐姐,都一齊去祝賀。
説起來,這天奎並不是父親單位的職工,而是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趙伯伯鄉下的侄兒,由於總想到城裏找點事做,經常借住在他叔叔(父親同事)在我們單位大院的家裏,年齡比我大點兒,一來二去,我們也就熟稔了。
天魁他人標標致致,又勤勞肯幹,可幾年前都三十大幾奔四的人了,也一直沒娶上親。
為啥呢?大家都説:一是他家裏困難,一是他人太老實。
天奎家裏是四兄弟、兩姊妹,按説在鄉下這日子不難過。不過九幾年的時候,他最小的弟弟天明在湘南那邊的煤窯裏幹活,遇上瓦斯爆炸,沒了,當時才十五歲;又過了幾年,趙伯伯的大哥,也就是他們的父親,打柴的時候誤闖到另外一個宗族(這個姓好像一直和他們那一姓有過節)的柴山上,他自己不知道,邊打柴還邊唱山歌,結果讓那邊的一夥人聽見,被狠打了一頓,打暈了,扔在冰冷的水田裏躺了一夜,被抬回家後就一病不起,不久也就去世了——因為這事,兩個宗族差點動武械鬥,趙伯伯雖然已經不在家鄉,但還是極有威信的人,他接到消息連夜趕回鄉里,勸阻了羣情激憤的族人——那個時候,農村的宗族矛盾好像很突出,不光是他們趙家,在我自己的家鄉,宗族之間曾經為了爭煤礦,爭柴山,爭水源而大動干戈,用自制的火器互相轟炸射擊,跟打仗似的,死了好幾個人,公安局的都只好在一旁乾瞪眼。有一年我回鄉過年的時候就親眼看見,一個我們姓的年輕人因為賭博時的糾紛被打我大伯的那個宗族的人拿着刀追砍,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村裏,叫上幾個同宗的青年,也拿起刀想去報復,幸虧還是被我父親和村幹部阻止,不然真的打起來,天曉得又會是什麼禍事。
繼續説天奎吧。
前兩年,他二哥天英因為常年在外打工,飢飽無常,生活艱苦,得了肝癌去世了,也才四十一歲,一直是孤身一人。於是他們這家的男丁,就剩下大哥天華和老三天奎了。天華家裏孩子多,負擔重,兩個姐姐天鳳、天琴,嫁出去了就是別家的人,沒法老是操心孃家的事,這一來,他們家這日子可就不好過了,遠近的姑娘也都不上門,天奎的婚事就一直耽誤下來。
同院的叔叔嬸嬸們倒是挺關心這天奎的,聽他們説,他也曾經喜歡上一個,不過因為他太老實,喜歡誰,就對誰沒防備,一門心思要和人好,誰勸也不聽,結果落了個人財兩空。他想想,也不願找人麻煩,就這麼算了吧。——這事兒擱在天奎身上,我還真信,因為有一回,他曾經到城裏來幫我趙伯伯的老丈人看店子,這店子恰好離我們學校不遠。一天晚上,他看見有幾個賊在撬門要偷另外一個鋪子裏的東西,鄰居好心叫他別管,説這幾個都是這塊兒的地頭蛇,人家怎麼知道那個鋪子裏沒人?那就是情況熟啊,你一個外地人惹得起嗎?可他覺得不成,還是衝上去喊:“有賊,抓小偷!”賊沒偷成,氣可就發到了他身上。後來這幾個賊天天找他麻煩,不是隨手打他幾下,然後“借錢”,就是跟他説:“你憑什麼説我們是賊?你這是壞了我們的名聲,你得給我們賠罪,下館子,請客!”。他呢,明知道那幾個是賊,可是捉賊拿贓,他手頭又沒人家的證據,只好忍氣吞聲地讓人作踐,後來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回鄉下。他又不跟別人説,他走後,鄰居才偷偷告訴趙伯伯是這麼回事。
那時我好像剛上初中,聽説這事兒,覺得天奎做得對,可這麼個結果又真是窩囊,他這真叫典型的“幫得了別人,救不了自己。”總之他就這麼老實巴交一人,心眼好,臉皮薄,沒有那些花花腸子彎彎繞——可如今是什麼世道?他這樣的人在家種種地還好,出門在外,哪裏吃得開,哪裏發得了財,又哪裏會有姑娘來愛呢?
別説,還真有。
父親單位裏有個秦伯伯——山西五台來的,和閻老西兒還是鄉黨呢——家裏有兩子一女,過去和趙伯伯家以及我們家也都是很好的交情。

為啥説是“過去”呢?因為父親這單位是一家中型國企,搞建築施工的,本來效益滿不錯,聽父親説,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地委機關給幹部分的房子都沒咱們單位的好。可是到了九幾年,説是三角債啊什麼的弄不好了,職工全體下崗,企業改制。改來改去,最後把企業給改沒了,宣佈破產,把地賣給了私人老闆。這改制、破產,當時其實就是把職工當包袱扔掉,讓自謀出路。當然就引起了工人們一片譁然,就連從河北迴本市訪友的一位曾經在這住過的退休老師(也是我們家的好友)一進院門看見那七零八落的破敗樣子,在我父親和趙伯伯面前戳着枴杖恨恨地罵:“敗家子兒啊!敗家子兒!都是一羣敗家子兒!”
他罵的當然不是工人,也不是我們家,可我爸爸趙伯伯聽見了,舒服得了嗎?趙伯伯因為在職工中的威信高,臨時被委任當了職工聯絡人,負責和職工們協調改制的種種事宜。
趙伯伯心裏很矛盾,有一回跟我父親説:“這樣把國企整垮了,這是犯罪呀!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到市裏開會,親耳聽到有的領導講,就是要消滅國企!上面要這麼辦,咱們扛不住,還不如早點把這事辦完,儘量為職工多爭取一點利益吧!”

可是,廣大的職工們有氣找不到人撒,省裏、市裏、局裏的領導他們見不着——當然那些人也不敢到下崗工人中來——他們能見着的,就是趙伯伯這樣天天奔走在基層的具體經辦人員,結果這一改制,一賣地,好多原來要好的同事,都和趙伯伯家冷淡起來,乃至對立起來,好像總覺得他是在助紂為虐,甚至有人傳説我們家藉着改制大撈了一筆——其實,我父親和趙伯伯是故交,心裏明白,趙伯伯別説撈一筆,為了給困難職工多爭取幾個低保名額,不知道在區裏、市裏跑了多少次,送人家的煙錢,還有跑來跑去的出租車費,很多都是他自己貼的。反正就因為這些事,還有其它一些糾紛和誤會,秦伯伯一家和趙伯伯家就鬧矛盾,見了面再不説話,連招呼也不打了。
單位破產了,秦伯伯一家也確實連遭不幸。他們的二兒子秦劍,本來也是單位職工,下崗生活無着之後,年輕輕的就病死了,也沒結婚。

大兒子秦東,本來智力有點問題,後來安排當了清潔工。可是飛來橫禍,有一天天還沒亮,他在街上掃地的時候,被一輛疾馳而過的小轎車連人帶車撞飛了,小轎車停也沒停,跑得無影無蹤。那時天還是暗的,人又少,別説車牌,連車的顏色都沒人能説清楚。秦東在醫院裏呆了幾天,最後還是沒救過來,留下一個沒工作的妻子和一個叫秦婷婷的女兒。 小女兒秦曉君不久也離了婚,帶着女兒冰兒回到家裏和父母一塊過(曉君人很漂亮,院子裏一直有關於她的一些風言風語,誰也不知真假)。屋漏偏遭連夜雨,正在這當兒,秦伯伯自己查出肝癌晚期,沒多久就去世了。
不知道是人家沒請,還是趙伯伯仍然置着氣不願意去,他沒有參加秦伯伯的追悼會。我那時也在唸研究生,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事兒。
趙伯伯的兒子趙毅,那時也在外地讀書——他也是我的童年好友,天奎就是他堂哥——後來他跟我説:
秦伯伯的追悼會,趙伯伯沒去,但趙伯母還是去參加了。後來她跟趙毅説,追悼會上,冰兒和婷婷哭得是撕心裂肺,雪兒還在一個勁兒的説:
“爺爺,你不是説要我考上大學嗎?可我現在才上初中啊,爺爺你怎麼就走了啊!你不想看冰兒考上大學了嗎?”
看着這兩個小姑娘,看着這好端端的一家如今就剩下寡母、寡媳和孤苦伶仃的女兒、孫女,趙伯母也是眼圈紅紅的直掉淚,心裏真的是什麼怨氣也沒有了,回到家就跟趙伯伯説:
“老頭子,老秦一家對我們是有點誤會,是説了你這個那個的。可是,現在他們一家都那個樣子了,這個氣,咱們是不能再置了!再説,咱家小毅以前輔導過冰兒的英語,這次人家還是在我面前誇你兒子教得好,冰兒喜歡聽他講課。人家這可還是念着咱們的好呢!”
後來趙毅回到家,聽母親講了這些事,也跟父親説:
“咱們跟鄰里的有些矛盾,比如跟秦伯伯家的矛盾,説到底,不能怪我們,也不能怪他們。這是社會造成的,那個時候把那麼多工人下崗,扔包袱,人家心裏有氣,又不知道該找誰發,他們能看到的就是您,可不就找到您頭上。我知道您是好乾部,您在那個時候是為職工們辦了很多實事、好事,我可是一直為有您這樣正派公道的父親感到自豪啊。他們不理解,您心裏也有氣。不過不管怎麼説,您是黨員、幹部,度量大,覺悟高,受點委屈就受了吧,不應該跟羣眾生氣,畢竟都是一個單位的同事,按毛主席講法,都是工人階級的兄弟嘛。我現在也是黨員,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大小也是個幹部,有時候也會受點誤解,受了也就受了吧。您當初給我取名趙毅,不就是希望我有點兒忍勁兒嗎?”
趙伯説:
“我哪裏是生羣眾的氣?我是在想老秦跟我可是那麼多年交情,我是什麼人,別人不知道,他能不知道啊?他那樣説我,我能受得了嗎?”
趙伯這話一出口,趙毅就知道他其實已經不生氣了。
趙伯母就説:
“你既然還是把人家當朋友,那就好。那些事就不要再想了。多想也是氣自己,何必呢?你兒子倒是比你懂事,看到了他們一家人還打招呼。你也不應該小肚雞腸還不如你兒子吧?”
趙伯沒再説話。
後來,天奎到廣東打工回家,順便到本市來看趙伯,看我們,住了些天。不過那時候我在已經搬到大學裏工作、生活,已經不和父母在一塊了,沒碰上他。
那個時候,婷婷的媽媽,也就是秦東留下的媳婦,好像是在本市的青楓浦社區開了一小鋪子(或許是擺攤子)。趙伯母覺得可以撮合他們倆,就介紹他們認識。他們一見,相互都有好感,連婷婷也覺得天奎人很好,她歡迎。以後,天奎就經常到本市來,幫她們一家做點事——再後來,就領證、結婚了。
就這樣,老趙家和老秦家的恩恩怨怨,就隨着天奎和婷婷媽走到一起,而有了一個了結,而夾在中間的我們老曲家,也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這次天奎和婷婷的媽媽搬進的新家,是在青楓浦小區的廉租房,專門租售給像他們這樣的低收入羣體的。天奎告訴我,這都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收入情況,填表、打報告,然後上面分批予以解決的。房子四十八個平方,本身買下來大概是四萬塊——房價這麼便宜,主要是政府補貼的錢,而買房、裝修、電器等等所有加起來,一共花了不到十萬塊錢——他在這個雖然不太大,但一直嚮往的城市總算有一個自己的家了。
我們一家,還有趙伯伯一家,連同秦伯伯的愛人馮阿姨,一起去看了他們的新家:雖然面積不大,可是房子的結構很好,敞敞亮亮,裝修得也挺精緻,家裏的佈置也温馨、妥帖。看着天奎他們兩口子有點兒羞澀的幸福勁兒,我,以及所有人真是打心眼兒裏替他們高興。
趙伯伯和父親也都很高興。趙伯伯連説:“這房子不錯。哎呀,這還是現在黨的政策好啊。還是照顧老百姓呀!”
一屋子人都頻頻點頭。
可我的心裏一動:此刻,在這個熱鬧的新家裏,趙毅也不在我身邊了。
前年,他突發腦溢血去世,才三十八歲——原因大概是在外面做事,太忙太累了,而且他這個祖籍東北的壯小夥子,太愛吃葷,不愛吃素。
他去世那年,正好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讀着習總書記紀念中山先生的講話,我突然想起了去世不久的趙毅:
孫中山先生誕辰120週年的時候,正值我上小學二年級。學校組織我們看了一部反映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經歷陳炯明叛亂的故事片《非常大總統》。回來後要寫觀後感,我爸媽不在家,我就到好朋友趙毅家一起寫。 趙毅的爺爺,是五十年代東北林專畢業的老技術人員,看到我們在寫觀後感,就問我們知不知道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什麼。我記得影片的末尾剛好提到,就説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
趙爺爺聽了,稍微作了個糾正,説是“扶助農工,因為那個時候講究士農工商,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説工農兵學商”,然後就表揚我説: “小毅,你看人家懂得真多。你要向人家學習啊。”
小毅還有點不服氣:“他本來也不知道啊,這是電影裏説了的!”
趙爺爺笑着説:“就算是電影裏説的,可是人家學到了,記住了,你就沒記住。那你看電影有什麼意義呢?你呀,就是得向人家好好學!”
寫到這裏的時候,我好像又看到了趙爺爺慈祥的笑容,聽到了他那爽朗的東北腔。
我小的時候,父親經常在外出差,母親也經常要整天上班,很多時候,趙毅的家就是我落腳、吃飯、做功課的地方。小毅的一家人就是看着我長大的。他們總是關心我,鼓勵我,給我最大的幫助,有時候甚至讓我都替小毅覺得委屈,因為每當他們説“曲斌這孩子做得多好”的時候,意思就是“小毅你差得太遠了!”
趙爺爺後來因為腦溢血去世了。那時我大四,在準備英語專業八級,沒有人告訴我這個消息。父親應邀作為生前友好的代表,致了悼詞。
十多年後,才38歲的小毅竟然也因為突發腦溢血而去世了。那時我在外地出差,又沒有顧得上趕回去。
小毅是典型的東北小夥子性格,講義氣,對我很好。放學了經常請我吃東西,看電影,自己攢錢買的書報雜誌都首先拿給我看,然後高高興興地聽他父母和爺爺教訓他:“你看人家小曲斌看的書真多,懂得真多!”
這就是我在那個大院裏的朋友,從來用他們能做到的一切來支持我,而我似乎什麼也沒為他們做過的朋友。
我還想起了那個年代大院裏的很多鄰居: 有一位易爺爺,家裏有很多電影和小説雜誌,經常讓我到他家看書,因為他就喜歡愛讀書的孩子;
那位和趙伯伯一度鬧翻的秦伯伯,我也經常在他家看小人書——印象最深的,是《説唐》和《伊利亞特》;
而有位彭叔叔家裏,則有全套的《三國演義》連環畫,不用説,又是讓我大飽了眼福的;
還有一位父親的戰友全叔叔,也是個司機,可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歷史問題特別感興趣,到我家看個《秦始皇》的電視劇,他兜裏竟然揣着一本《中國歷史大事年表》,為了幾個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份和其他幾位同事爭得臉紅脖子粗……
現在,那單位(一家中型國企)已經破產改制快20年了;
易爺爺和秦伯伯都不在了;
全叔叔一大把年紀,為了撫養幾個孫子,還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打工——不知道現在他對那些理論和歷史問題,還有沒有當年那麼濃厚的興趣呢?
其實,我讀書、備課、寫東西的時候,經常不由得就想起國企大院,想起他們,想起這些平凡、樸實、又很有意思,很有個性,不乏精神追求,也給了我很多教育和啓發的工人前輩們。
我想起在小時候的寒暑假,曾經跟着父親他們的施工隊伍走過北到長江、南到珠江流域的山山水水,有時住在古木參天的雲杉林裏,有時住長葉拂地的甘蔗林中。我在工棚裏看着書,就能聽到遠處開山放炮的聲音——一座座橋,一條條路,就是這樣在他們手中拔地而起,通向遠方的;
這也是有代價的戰鬥:小時候,我不止一次地參加過因為工程事故而遇難的職工的追悼會:那些臂纏黑紗的孩子,也是我童年時代的好夥伴;
我還記得母親説起過,廠裏的職工們曾經敲鑼打鼓把他們的披紅掛綵子弟送到部隊,有的在對越自衞反擊戰中立下了戰功,又被職工們敲鑼打鼓地迎回大院……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國企,是天奎那樣的人那時無比嚮往的地方——但它的生命終止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
究竟是為什麼會垮?其實一直沒有任何人給過職工們一個讓他們信服的回答——而就像我寫的那樣,從那時開始,他們的命運就發生了急遽的變化。
只是父親告訴過我,當年單位改制,一直從基層幹到領導崗位為這個單位操心了半輩子的趙伯伯向單位的職工們做工作的時候,曾經在職工大會上説:
“大家要相信黨,相信政府。現在這是改革,大家暫時會困難一些,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共產黨,是不會真的把大家丟下不管的,決不會的!”
——這也就是他為什麼在天奎和婷婷媽搬進新居的時候會説:“還是黨的政策好啊!”
這不是官腔,而是信念,是他一個四十多年的老工人、老黨員,一個字一個字從心底裏掏出的話。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曾經感慨萬千地和一位同學談起過這件事,談起趙伯伯的這些話:
“你知道九十年代國企改制,幾千萬工人下崗,為什麼大家一千一萬個不願意,最後還是服從了國家的決定,沒有鬧出什麼大的風波呢?説一千道一萬,最後就是因為這句話,就是因為大家相信:共產黨決不會把我們丟下不管的!可是,為什麼大家能夠相信共產黨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毛澤東時代,毛主席的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樹立了很高很高的威信。到現在,儘管人民羣眾有這樣那樣的不滿,可是説到底,他們還是相信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懷着這種信念,自謀生路也好,投親靠友也好,讓我們的國家挺過了這段最艱難的時期!可是,不管怎麼説,國企改革這麼一折騰,工人們對黨的感情的的確確淡化了,的的確確受到了很大的傷害。我們不能忘記這一點,不能讓毛主席積累下來的威信這麼一次次消耗完了。哪一天這個威信真的消耗完了,我們國家就危險了!”
我又想起:前不久有一次上課快遲到了,我只好打的趕到學校。
那位司機師傅知道我教思想政治課之後,一路在和我聊天。
他五十歲左右,也是當年的中專畢業生,曾經在食品廠搞質檢,後來(2004年)因為單位改制而下崗了。下崗工人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國企改制往往有不少抱怨,不過這位師傅表示,他覺得改革開放還是好,他也能理解那時候國家推行國企改制、人員分流的苦衷。他的主要意見,就是:
1.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富要真的能帶後富,而不是先富起來的人把還沒富起來的人往腳下踩;
2.競爭要公平,不能不擇手段;3.基本生活要有保障——尤其是那些因為年齡等原因,已經不可能具有很強競爭能力的人,應該得到社會的關懷和保障。他覺得我們思想政治教師都是很有水平的,應該能夠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並且講明白,讓大家信服。
司機師傅的話,我想,應該説代表了很多普通勞動者對我們黨的信任與期待,包括對我們的思想政治理論工作的期待。
我在教書的時候,總是在向聽課的孩子們強調:同學們既然學馬克思主義,就一定要多聽勞動人民的看法,瞭解他們的疾苦和希望,瞭解他們的經驗、智慧、愛憎,並從中去了解我們黨的理論、方針、政策到底好不好,到底和人民羣眾願望的契合度有多大,應該怎樣宣傳,才能讓人民羣眾更加理解,應該怎樣堅持、發展、改進,才能讓人民羣眾更加滿意。作為一名從事思想政治理論研究與教學的普通教師,我並不是水平多高,分量多重的人,但的確總是感到自己責任不輕。我們從事這個馬哲專業的同學,聽到羣眾中的一些怪話和抱怨,不要只有一種消極的理解,認為這就説明我們黨不得人心了。我們要看到,歸根到底,人民羣眾是把多麼大的信任和期待寄託在我們黨身上,寄託在我們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理論以及為之不懈奮鬥的決心和行動上。

想着這些,想着天奎、婷婷媽,趙家、秦家、我們家,以及這個已經不存在的國企大院裏幾十年來發生過,我親身經歷過、目睹過的一切,想着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在這四十年裏,到底得到了什麼,又曾經失去過什麼,我悄悄地下了樓,走到這個廉租房小區裏,在宣傳欄上,看到了“惠民政策問答”、“各級領導關於密切聯繫羣眾問題的講話”、“中央領導關於民生問題的重要論述”等等內容。

我細細地讀着。
説實在的,這也許是我第一次去細細品讀這些內容。
平時我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往往覺得都是形式主義,不會仔細關注;可是在這裏,在這個乾淨整潔的廉租房小區,在我自己的經歷過那麼多風風雨雨的天奎和婷婷媽的温暖的新居下面,在這個來來往往的的住户們高高興興地走着,那些帶着憧憬的眼神就在我的身邊閃爍的地方,我真的感到,那宣傳欄裏的每一個字,是那麼實在,那麼入眼,那麼有説服力——特別是右上角的那一面五星紅旗,她真的是那麼莊嚴,那麼鮮豔,那麼讓我發自肺腑地驚訝於她的美麗!
祝天奎一家生活美滿;
祝趙伯伯一家、馮阿姨和他們的子孫們安康幸福;
祝福所有像他們一樣含辛茹苦,支持着家庭,支持着社會,支持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的一切的勞動人民;
祝福我們的黨,
祝她能夠用自己熾熱的忠誠,重新點燃人民羣眾的信念;
祝她在繼續改革開放的年代裏,能夠讓我們的鐮刀鐵錘和五星紅旗:
永遠神聖,
永遠莊嚴,
永遠鮮豔!

(剛聽天奎嫂説,他們這新房能不能辦到產權證,又有些麻煩,希望他們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