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栽種的“惡果”_風聞

◆《日本新華僑報》特約評論員 馮瑋

150年前的12月9日，日本睦仁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聖意已決，實行王政復古，奠定挽回國危之基”，拉開了明治維新的序幕。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對明治維新都讚譽有加。但有兩點毋庸置疑：第一，日本對外擴張的起點是明治維新；第二，日本集權專制的起點是明治維新。這兩點，正是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栽種的“惡果”。

日本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民族主義的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海防論、富國強兵論、尊王攘夷論。尊王攘夷論的提出，既標誌日本民族主義走到了終點，使日本建立了一君萬民體制，也“打開了對外擴張的通道”。而打開這條通道，有一句非常漂亮的口號：“忠君愛國”。會澤安在尊王攘夷論的“聖典”《新論》中強調，“尊王攘夷者，實志士仁人盡忠報國之大義也。”

明治之前，由鎌倉、室町、江户幕府構成的武家時代，“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頭像印在一萬日元大鈔上的“國民教師”福澤諭吉指出，“至尊的天皇和至強的將軍”並立的“二元體制”，是日本的幸運。因為，這種體制避免了獨裁的產生。但是，經過明治維新，“至尊”和“至強”合二為一，日本不再有那種“幸運”。1889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日”，日本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通稱《明治憲法》）。《明治憲法》第一條即明確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其餘各條規定了天皇擁有包括軍隊統帥、法律裁決、官吏任免等各項權力。天皇因此成為“國家統治大權”的唯一、絕對的掌權者，成為“由憲法規定的政治和精神的絕對權威”。1890年10月3日，在宮中集團的運作下，明治天皇又頒佈了《關於教育的敕語》（簡稱《教育敕語》），強調“忠君愛國”要求臣民“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

“一君萬民”的體制和國民教育的惡果，有史為證。1944年10月萊特灣海戰前，日本第一航空艦隊司令大西瀧治郎中將提出了“特攻作戰”構想，並根據他的參謀豬口力平的建議，將“特攻隊”冠名為“神風特攻隊”。神風特攻隊員在起飛前須進行宣誓，第一句就是“我們七生報國，效忠天皇”。這句誓詞就是對“一君萬民”和強調“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高度概括，是軍國主義精神的高度濃縮。

1945年2月，美國政府制定了戰後對日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後初期美國的對日方針 》，目的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對美國或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美國認為，“一君萬民”的極權體制是日本軍國主義高揚併成為戰爭策源地的重要原因。按照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説法，“極權政制的種子，是靠悲慘和匱乏滋養髮育的，它們在貧窮和動亂的災難土地上蔓延滋長”。因此，美國戰後改革的重點，就是剷除這種種子的土壤：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重新制定《日本國憲法》，剝奪天皇所有權力，使之僅僅作為一個“象徵”

明治維新實現了日本歷史上的“第一次遠航”，實現了近代化。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伴隨着侵略擴張而最終完成的，而作為對外侵略擴張重要前提的集權和極權體制，就是明治維新栽種的“惡果”。 （作者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