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勞資關係的計劃延續了12年前法國政府對勞工的進攻_風聞

馬克龍計劃似曾相識——評南方週末林達《法國勞工改革的啓示》

 葉勁松•【作者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總是充斥着階級剝削壓迫，因此必然產生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作為壟斷資產階級的的代理人，他的政策必然體現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體現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的需要，體現為對勞動大眾生活水平和福利的進攻。例如在過去一年法國的汽油價格上漲約20%的情況下，法國馬克龍政府以增加財政收入和綠色能源改革為名從明年元月起提高燃料税。這必將增加法國勞動大眾的經濟負擔，削弱了他們的購買力。今年11月法國爆發的黃背心運動，就是抗議馬克龍政府對勞動大眾生活水平的進攻。抗議馬克龍這位“富人們的總統”一面向富人們減少税負（例如取消財產税），一面卻以增加財政收入和綠色環保為名提高燃料税，讓下層的廣大勞動者承擔彌補向富人減税造成的財政收入下降的主要經濟負擔。

當然馬克龍政府對勞動大眾的生活水平進攻不僅是燃料税的提高。馬克龍對勞動大眾的進攻是多方面的。2006年法國希拉剋政府推出了讓資本任意解僱勞動的《首次僱傭合同法》。這個法案在法國勞動大眾的強烈抗議中沒有得逞。而馬克龍卻企圖讓資本隨意並且低成本地解僱勞動的目的能夠得以實現。“馬克龍法案簡化了企業解聘程序和勞動仲裁程序……馬克龍計劃繼續改革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比如，給企業遣散費設置上限，以降低企業僱工、解僱成本，簡化僱工和解僱程序”。 因此，馬克龍做出與以前政府不一樣的姿態高喊“改革”上台，確是在延續以前歷屆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向勞動進攻的趨勢。因此，法國政府提高燃料税引發的抗議只是一個導火索。黃背心運動在抗議中喊出的是“馬克龍下台”，表明勞動大眾不只是抗議提高燃油税，而是抗議馬克龍政府代表資本利益對勞動大眾的進攻。

因此對資產階級政府提出的法案和政策與勞動大眾之間的矛盾，只能夠從階級利益矛盾、階級鬥爭來觀察、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由於關於勞動和資本關係的馬克龍計劃與12年前希拉剋政府的《首次僱傭合同法》有不少相似之處。所以我將我12年前在網上發過的的“評南方週末林達《法國勞工改革的啓示》” 附上。我認為這篇文章對於理解馬克龍關於勞資關係的計劃的階級性可能有所幫助。】

評南方週末林達《法國勞工改革的啓示》

2006年2月到4月初,法國工人和學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企圖讓資產階級“自由”、“靈活”、並更殘酷剝削和處置勞動者的“首次僱傭合同法”的偉大斗爭，並獲得了鬥爭勝利。

2006年4月20日的《南方週末》,刊登了評論這場鬥爭的、林達的題為《法國勞工改革的啓示》的文章（以下簡稱林文）。《南方週末》不時會刊登一些關於西方社會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共同點,凡內容是論及西方社會性質或不同階級利益關係,文章多半盛讚由資產階級和為其服務的國家機關、人士等組成的西方主流社會。對於處於西方社會下層的勞動大眾反抗上層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行動,則常用一些譏諷、指責的言詞。也就是説,這些文章多是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及御用機構（如西方的政府等）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辯護詞,並組成西方剝削階級的讚美唱詩班。這是《南方週末》熱衷於鼓吹西方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必然結果。要為剝削、壓迫勞動大眾的西方資本及御用機構等塗脂抹粉,講述的假象也就多多,謊言自然難免。《南方週末》上這類文章多半就是這特點,未看文章就能大致知道。

林文是這特點的典型代表。對於法國勞動大眾反抗資本主義社會壓迫、剝削而進行的鬥爭,林文是反對的。例如，對勞動大眾的鬥爭形式之一──罷工,林文極力闡述罷工的不合理、不合法。

林文寫道：法國全國總罷工

【“結果,不僅是一個癱瘓的巴黎,還是一個癱瘓的法國。……這次法國的罷工,不是在抗議某個資方,而是在抗議政府……看上去傷害的是政府,可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只是管理員,國家不是總統總理的私產,最終傷害的是民眾自己。”】

林文實際上説,法國勞動大眾看不清國家、政府的性質,反對民主國家中“中立的”、“超階級的”管理員──政府，反對錯了。可是,不是勞動大眾看不清,是林達企圖使人民看不清。（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們也常常做起飽有學識的樣子要為我們老百姓指點迷津,其實他們全是要讓我們看不清問題。）

林文稱西方國家為“民主國家”,政府似乎是中立的“管理員”。林文這是掩蓋國家和國家機關的實質,是企圖以假相代替真相。原始社會沒有階級,就沒有國家,也不需要國家來為全社會服務。當社會出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出現階級衝突時,國家產生了。因此,國家不是因為服務全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而是滿足經濟上佔統治地位階級的需要而產生的。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依靠國家機器,獲得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因而也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經濟上統治階級不掌握國家機器,不能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則他經濟上統治地位將喪失。所以國家是統治階級掌握,並用來進行統治的政治工具、組織。國家政策,也不是民主決定,而是由統治階級決定。它肯定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它決不會在不同階級間不偏不倚。

例如,法國政府按照資產階級旨意, 出台了讓資產階級更“自由”、“靈活”、兇狠地剝削和處置勞動者的“首次僱傭合同法”。按照這一合同法,對26歲以下青年職工,公司與其籤首次僱傭合同時,試用期長達兩年（我國試用期不超過半年）,並且試用期內,資方解僱勞動者可以不需任何理由（我國在試用期內解僱勞動者,也需要説出符合法律規定的理由）。由於試用期工資低得多,試用期又長,資本家可讓青年勞動者在很低工資下幹近兩年後,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將其一腳踢走。然後又招青年職工,故伎重演。資產階級企圖用損害青年職工利益來降低成本,獲取更多利潤。這裏政府沒有不偏不倚,只有明顯為資產階級利益效勞。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通過罷工、遊行示威等形式奮起反抗企圖加強的剝削壓迫。

西方媒體也説,民調錶明68%的法國人反對“首次僱傭合同法”。但法國政府等國家機關仍要違反絕大多數人的意願,堅持該法（最後法國實際上取消該法,不是政府尊重勞動大眾的意願,而是勞動大眾奮起鬥爭,迫使政府取消）。這就是林文所説的“民主國家”, 它實際就是資產階級專制,它為了讓資本攫取更多利益而堅持無視多數人的利益和意願。林文還説這是“民主國家”,看來,林達心中的“民主”就是按資本意志行事,不必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願和利益。林達的“民主”就是廣大勞動民眾應該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所以,林文所説的“民主國家”,不過是掩飾占人口極少數的壟斷資本決定一切這一實質的、騙人的遮羞布。而尊重和服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等勞動大眾意志、按他們意志行事、維護他們利益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林文不揭露“首次僱傭合同法”讓資本攫取更多利潤、而嚴重損害法國勞動者利益的實質，卻要把它美化為“針對勞力市場的必要的靈活化措施（對資本自由隨意解僱勞動者讚歎──筆者注）,主要是試圖幫助解決那些生活在困難社區、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輕人,以降低那裏高達40%的失業率。”林文要從這惡法中解讀出對勞動者的好。他實際上是説,只要執行這一惡法,工人願意接受長時間的低工資,並願意接受無保障工作、賦予資本自由隨意解僱權力的情況下,資本家就會多招工,失業就會下降，工人也就獲得了“優惠”。他實質是要求勞動者遭受到資本家更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時,要體會到這是資本家及其走狗們對自己的“好”,不要反抗。他要勞動者心安情願的為資本家當牛作馬。資產階級計劃本質就是如此,美其名曰“減少失業”的措施而其實要完全奴役勞動大眾的計劃的本質就是如此。林達要為這計劃穿上能掩蓋其罪惡本質的、能讓勞動者接受的美麗的外衣。

法國勞動大眾和青年學生的鬥爭是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鬥爭,完全是正義的、應該的,是值得熱情謳歌的。可是林達在給“首次僱傭合同法”穿上美麗的外衣後,對這場法國人民維護自己正當利益的、偉大的正義鬥爭,卻是給予譏諷、指責。對於參加鬥爭的法國大學生, 林達説

【“在巴黎供讀心理學的18歲的女大學生巴巴拉表示：‘我們的抗議活動是……和無法無章（原文如此,可能應為無法無天──筆者注）、壓迫我們的資本主義作對。我認為,我們示威遊行抗議的是這一點,而不是隻為抗議政府。’這真是一個奇特的景象,看上去他們在為需要工作的人高調代言（法國大學生的抗議並不是為他人代言。首次僱傭合同法不僅損害非大學生年輕職工利益,它還將損害26歲以下的大學畢業生的利益──筆者注）,而事實上興許只是幫着倒忙……這次風潮中……學生的年輕熱情，激情有餘,而成熟的聲音卻遠遠還不成氣候。”】

説實話,在愛因斯坦所説：

【“ 私人資本家不可避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來源（報刊、電台、教育）。因此，個別平民要得出客觀的結論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利，是極其困難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也是極不可能的。”】

（當然,此話針對美國而講,在法國,由於共產黨影響要比美國大,情況比美國稍好些）的情況下, 只有18歲的女大學生, 未被包圍在周圍的、壟斷資本豢養的奸巧辯護士的欺騙宣傳所欺騙,不僅熱情投身偉大的鬥爭,而且正確認識資本主義性質和鬥爭主要目標,非常了不起。可是,在林達看來, 這些學生熱情參加這場反對資本貪得無厭的正義鬥爭,是“幫着倒忙”,是“激情有餘”, “成熟”不足。看來林達認為,接受“首次僱傭合同法”,任由資本殘酷剝削,才是“成熟”的表現。

對於參加這場鬥爭的法國勞動者,林文寫道：

【“法國有關26歲以下年輕僱員的一條很平常的法律,引發全國大罷工”。】

林文不揭露“首次僱傭合同法”對青年勞動者的殘酷的實質,卻先把它描述為平常、正常的法律,再指責勞動者不應該為一很平常、很正常的法律大罷工。林文還寫道,

【“法國總理德維爾潘……利用新法,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試試。可是,對於法國人來説,這竟然是一個無法轉彎明白的邏輯,就是字面上的解僱權其實意味着就業的優先權。”】

我國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汪精衞等眾多投降派,都把他們對日本投降賣國解釋為救國,他們稱之為“曲線救國”。林達則有一個類似於“曲線救國”的“繞行的邏輯”。按林達這“繞行的邏輯”,對勞動者的壞,被説成是對勞動者的好；為了資本的利益,被説成是為了勞動的利益。例如,更殘酷壓榨年輕職工的“新法”,被説成是“先給年輕人一點優惠”；“新法”給予資本隨意的解僱年輕工人的權力, 被説成年輕人“就業的優先權”。林先生據此指責：給你們“優惠”,給你們“就業的優先權”, 你們卻“無法轉彎明白”,反而要罷工、示威，不應該。林達企圖掩蓋資本強化對勞動者剝削壓迫的實質,還想愚弄勞動者,“證明”改善勞動者狀況的關鍵不在於對資本壓迫剝削的頑強鬥爭,而在放棄階級鬥爭情況下逆來順受,任由資本蹂躪。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説：

【“老百姓……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辯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

勞動大眾認準事情本質,確定了捍衞自已正當利益的鬥爭方向併為此進行了偉大斗爭,他們的認識和鬥爭,並不是依附於資本的“精英”的嗡嗡叫所能誤導和阻攔的。

為説明“首次僱傭合同法”的好,林達除用“繞行的邏輯”來“開導”外,作為旅美華人的林達，在這篇講法國的文章中,還多處用美國作示範。他寫道，

【“在這次引發法國風潮的勞工僱傭問題上,美國的大多數勞工都是‘任意勞工’,即僱傭和解僱是僱主可以説了算的。在美國人看來,這未必就是很不公平,因為美國人常常説‘解僱’僱主”。】

按林文説法, “引發法國風潮”的資本隨意解僱勞工問題,似乎美國勞動者比較願意接受,至少不反對。林達想襯托出法國勞動者不願意接受同樣的被解僱,而罷工、示威的不該。林達要法國、中國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勞動者象他所説的美國勞動者那樣,比較願意接受被資本隨意解僱（林文的題目就申明文章在於“啓示”,文章開始就宣稱：“這一事件藴含許多有意思的內容,這些問題遠遠不止是侷限在法國的範圍之內”）。林達企圖用勞資雙方都可“解僱”來説明雙方是平等的，“解僱”是輕鬆、浪漫的,來誘使勞動者任由老闆解僱。

林達以輕鬆浪漫掩蓋沉重的話題,來掩蓋資產階級的霸道。“解僱是僱主可以説了算”是資本的霸道；所謂工人“解僱”僱主──辭職,工人大多數情況下也是被迫無奈的,是由於資本剝削壓迫太嚴重（工資大低、勞動條件太差、工作時間太長等等）,工人不能忍受。在我國,因為老闆剝削壓迫太兇而被迫辭職不幹也很多,這決不是輕鬆浪漫的。因此,工人辭職很多情況下也表現的是資本的霸權和工人的被迫無奈。工人被解僱就失業,辭職者很多情況下也是失業。失業對工人來講是異常艱難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給予作為無產者的工人走的只有兩條路,或者出賣自己勞動力或者捱餓；其他出路是沒有的。可能有人説,失業了有失業救濟之類的社會保障來保證生活。但據美國《時代》週刊報道，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福利開支之前的1981年12月，美國的失業者中只有37%領到失業津貼。另外，失業救濟金數額很低，絕大多數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貧困線以下生活。其後20多年的、向勞動大眾生活水平進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多次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改革”,使社會保障水平更低了。

【“據美國國會飢餓中心估計,1994年美國仍有3000萬人食品不足,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飢餓狀態……1995年4月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説……加利福尼亞州的飢餓問題日益嚴重,如今約有500萬加利福尼亞居民平時吃不飽肚子,佔加利福尼亞人口的1/6,比7年前增加了將近50%”（萬光《美國的社會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頁）。】

而失業工人及家屬,大多隻能加入這3000餘萬“食品不足”而捱餓的隊伍,他們只能淪為這支捱餓隊伍的主力。

2003年11月3日的英國《衞報》,刊載的題為《美國領免費食品的人排長隊》的報道寫道,

【“免費食品到9點鐘才分發,但是,隊伍在幾個小時前就開始排起來了……貧窮和飢餓引起交通堵塞……新加入這一隊伍的人幾個月以前還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現在丟了工作,或者沒有了退休金,不得不到這裏排隊領免費食品。長期存在並且日益嚴重的貧困正在從內部折磨着美國,小布什當政以來失去工作的300萬美國人,還沒有在經濟復甦中找到工作,他們原以為有一張社會保障網能保護他們,但現在卻發現這張網早就張不開了……大約有3100萬美國人被認為‘食物沒有保障’（吃了上頓沒有下頓）”。】

由於失業後生活艱難,在媒體中,不時可看見在美國,少量的工作崗位很多人去爭搶，以及工人反對裁員、反對失業的罷工和示威遊行的報道。這都表明工人不願被解僱,即不願失業。據美國的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倫納的調查發現，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監獄裏的囚犯便增加4%；被謀殺的人增加5.7%；自殺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婦女增加1%；死於心臟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實表明，失業給失業者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也給在業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個巨大的精神壓力是什麼,是怕解僱、失業降臨自己頭上。

《世界知識》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題為《西方國家的失業問題》的文章，文章寫道,《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承認，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在上述美英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勞動者被解僱而失業後的異常艱難,以及失業“不僅使人遭受損傷，而且使人遭到毀壞”的、使我們旁人心情都異常沉重的狀況（在林文中,我們看不到絲毫的這種狀況的表述,林文想掩蓋這種狀況）。請問林先生,美國勞動者會認為造成他們嚴重的心靈創傷和極大苦難的被解僱是比較公平的？他們是比較願意接受被解僱？林文以上所講的一切,充分表明林達為了替資產階級殘酷壓榨勞動者而攫取更大利潤進行辯護,不惜掩蓋真相和説謊,他要把對勞動者異常殘酷的事,説成象逛公園一樣的輕鬆浪漫。

從西方媒體報道中,我們看到美國對失業的社會保障很差,使大多數失業者及家庭加入捱餓的隊伍。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基本矛盾,由於資產階級剝削,使大眾收入低,從而社會消費能力大大落後於社會生產能力,生產經常過剩,使設備大量閒置（美國設備平均利用率經常只有70%多,即全國有20%多的設備閒置）。大量的設備閒置不使用工人,必然使大量勞動者失業。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在1947年12月給蘇聯科學家的一封回信中就寫道：

【“事實會證明,資本主義（也許我們應當説是私營企業制度）是沒有能力制止失業的,由於技術的進步,失業問題還會日益嚴重起來；它也沒有能力使生產同人民的購買力保持健康的平衡。”】

號稱最有效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其實是造成生產力資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大量浪費的經濟制度。因此,失業和資本主義是如影隨形,資本主義總是存在大量失業,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大量失業的根本原因。所以,失業不是勞動者的罪過,而是資本主義的罪過。

由於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造成（我們知道,蘇聯、東歐是社會主義國家時,是消滅了失業的）,資本主義社會理應對失業者承擔責任。而被林達看作示範榜樣的資本主義美國,還要向其很差的失業社會保障不斷進攻（西歐等國也在學習美國的進攻）, 要使失業家庭陷入更悲慘的境地。

林達似乎認為西歐的新自由主義化做得不夠,即向勞動者生活水平進攻的強度不夠,致使社會保障水平太高,使工人不想工作,不求上進（這又是謊言,是資本削減社會福利、向勞動者生活水平進攻的藉口。如真是社會保障水平很高,使人不想工作,這次法國勞動者還需進行長期鬥爭？不如干脆讓那惡法實施,我們就失業在家,領高額社會保障算了）。林達認為西歐應加緊向失業家庭生活水平進攻,以降到美國水平（即使失業家庭生活悲慘的水平）,逼着失業者飢不擇食找工作,工資再低、工作條件再差、工作時間再長都只有去幹才正常。林達寫道：

【“美國人領到的失業救濟,一看尺度,就知道是在鼓勵你趕緊再找一份工作,因為只要有一點上進心的人,就不可能躺在這點福利上面睡覺。而很多歐洲國家的失業福利,真是讓人安心得多。”】

看來,林達是一位狂熱的新自由主義者。英國資產階級的《衞報》也看不過去,認為不能保障美國失業者及家庭最低生活、只能給他們“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貧窮和飢餓”的生活的、“早就張不開了”的美國失業保障,被林達美化為具有“鼓勵你趕緊再找一份工作”的鼓勵作用。林達説,在美國“只要有一點上進心的”失業者,會“趕緊再找一份工作”,變成就業者。在這裏,失業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失業是資本主義的罪過被掩蓋了。失業被林達説成是失業者的罪過,是失業者沒“有一點上進心”,不“趕緊再找一份工作”造成的。即使被縮小了的、美國官方統計的失業人數,平時也有七、八百萬或八、九百萬人,按照林達的意思,這好幾百萬失業人員都屬於沒“有一點上進心”的懶人了。

林達力圖麻痹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掩蓋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利益的根本對立（而“首次僱傭合同法”不過是這種利益根本對立的又一案例）,以使勞動者不起來反抗。為此他力圖講述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是屬於同一利益共同體,勞動大眾用罷工等鬥爭形式反抗資產階級, “最終傷害的是民眾自己。”林文寫道,

【“勞資雙方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美國人想通了這個道理”。】

林達在這兒又撒謊。首先,資產階級通過“首次僱傭合同法”、大肆削減社會福利等措施,向勞動者利益大舉進攻,林達還向勞動大眾講什麼這時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是屬於同一利益共同體,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分明向勞動大眾大灌迷魂湯,欺騙人。其次,與林達所説的美國人認為“勞資雙方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相反，美國多數人認為窮人和富人的利益是對立的。在這裏,林達遠不如美國的許多資產階級學者誠實。

【“一項哈里斯民意測驗發表了……根據這一民意測驗,四個美國人當中有三個人認為,制定税法的目的在於幫助富人而不是幫助普通人；78%的人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從政府那裏得到的好處多於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幾乎是每五個美國人中有四個）現在認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測驗的類似結果，這些數字就意味着，關於公司美國是個越來越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一戰後的美夢是一去不復返了。” （〔美〕希爾《尼克松以後的美國——跨國公司時代》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3頁）】

【“我們這個國家由公司控制和為公司服務的時代。這種控制的結果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利益越來越明顯地受到損害。”（〔美〕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時事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頁）】

1995年6月21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了桑德斯寫的、題目為《美國老百姓有理由憤怒》的文章。文章説：

【“近來傳播媒介普遍報道,美國老百姓憤怒了。依我看,美國老百姓應該憤怒。”】

作者指出：

【“自1973年以來,這個國家的勞動人民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收入越來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種經濟保障。在過去22年中,80%的美國家庭實際收入下降或原地踏步。在此期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錢有勢者的日子卻從來沒有這樣好過。”】

文章説：

【“在富人越來越富,中等階層和貧困階層越來越窮的情況下，共和黨人竟然通過一系列法案,大幅度削減給勞動人民和窮人的救濟金──使已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生活更加艱難。”

“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的減税法案一半是為了服務於年收入達10萬美元以上的人,而且對佔總人口1%的大富翁比對佔總人口60%的生活在最低層的人更有利（我們在這兒也看不到美國的議會的“超階級”、“不偏不倚”,只看到議會為資產階級謀取利益,並損害勞動大眾利益──筆者注）。”“普通美國工人難道不應該憤怒嗎？”】

從這些美國例子（限於篇幅,我不舉更多例子）和法國的“首次僱傭合同法”,我們都看不到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利益共同的關係；卻都可看出,資產階級和勞動大眾利益根本對立,看到資產階級不斷向勞動大眾的利益進攻、資產階級的富裕是建立在損害勞動大眾的利益基礎之上的關係。美國勞動大眾也表達了對資產階級和他們控制的國家機關夥同損害自己利益的強烈不滿,而不是理解、同意這種損害。

總之,林達企圖替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壓迫勞動大眾的行為辯護,決定了他的資本代言人角色,決定了他站在哪一邊為誰説話,決定了林文所講之話的真實性如何,決定了他闡述“道理”的性質,也決定了文章目的：不知不覺地使讀者得出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結論。可以肯定,讀着林文,資本家們心裏一定甜滋滋的。

寫於2006-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