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五月風暴50年後要迎來一次“迴響”嗎？_風聞

【最近愈演愈烈的法國黃馬甲打砸搶燒事件，讓人不得不聯想起50年前的“法國1968”。對那場五月風暴爆發的原因、事件的定性以及革命的遺產，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仍眾説紛紜。當年這對戴高樂的政治生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和當下的黃馬甲未必沒有共通性。本文作者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及國際環境的影響三個方面闡述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原載《世界歷史》雜誌，作者鄭春生）

1958 年戴高樂執政以後 ,法國經濟進入持續高速發展時期。法國1958年國內生產總值為2447億法郎 ,1963年為4112億法郎 ,1967年為5738億法郎 ;國民收入1958年為2219億法郎 ,1963年為3705億法郎 ,1967年為5150億法郎 ;進出口貿易總額1958年為113億美元 ,1963 年為186.1億美元 ,1967年為237. 6億美元 ; 黃金外匯儲備1958年為10.50億美元 ,1963年為49.08億美元 ,1967年為69.94億美元（國外經濟統計資料編輯小組《: 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 —1976)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34 、387 、501頁。）。

橫向比較 ,法國經濟發展也毫不遜色。1960 —1969 年法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為 5.7% ,而同期美國為 4.2% ,聯邦德國為 5.0% ,英國為 3.0% ,都比法國低 ,只有日本和意大利比法國快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法國研究室編《: 法國經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9 頁。）。可見 ,法國經濟在此期間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由於經濟的穩定發展 ,法國的就業情況良好。在 1967 年以前法國幾乎是全就業 ,即使是1964 —1965 年經濟危機中 ,法國許多部門仍缺乏勞動力。

而且伴隨着經濟的發展 ,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在不斷增加。1961 年法國提供的就業崗位為 1872 萬個 ,1964 年為 1944 萬個 ,1967年為 1978 萬個 ,1968 年為 1979 萬個（國外經濟統計資料編輯小組《: 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 —1976) 》,第 524 頁）。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着經濟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提高。

法國人住房的改善 ,汽車、電視機的迅速普及可以為證。1949 年法國汽車、電視機、收音機、手錶的產量分別為 28.6萬輛、0.2萬台、83萬台32萬隻 ;1970年則分別達到275萬輛、151萬台、292萬台、1090萬隻 。1966年 48.8 %的工人擁有汽車 ,52.5 %的工人擁有電視機 ,64.4%的工人擁有電冰箱 ,48.3%的工人擁有洗衣機 ,31.8%的工人擁有錄音機。

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 , 人們還得到了充分的教育機會。高校學生人數大幅度增長。1958—1959學年為17萬人 ,1963—1964學年為28.4萬人 ,19681969 學年增至61.2 萬人。法國首度有一半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也大幅度增長。自 1958年到 1968 年 ,高等教育的預算(一切費用都包括在內) ,按法郎計算 ,已由 6. 35 億增到 37. 9 億法郎 。

在國際舞台上 ,戴高樂利用核武器、歐共體、法郎和其獨立外交政策使法國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國。照戴高樂自己的説法“: 我們的國家突然變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以前人家總是把它當作跑龍套的。至於各國政府 ,不管是屬於盟國一方的 ,屬於東方國家的 ,或者第三世界國家的 ,都懂得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階段。在這個階段裏 ,法國重新和過去的歷史銜接起來 ,再不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最近這幾年裏 ,法蘭西在世界上已經恢復了它原有的地位 ,所有這一切 ,都説明我國重新矗立於世界。”

這一切都説明法國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歷史上從沒有一個時代發展到如此水平。按理説 ,這時西方社會的年輕工人和學生應該是生活在幸福和美滿之中的一代。許許多多的人也確這樣認為。有人説“:  在可預見的將來 ,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不會有廣大工人羣眾進行革命性大罷工的危機。”法國社會、法國政府和戴高樂也這麼認為。1968 年春 ,民意測驗的結果展示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前景。民意測驗的組織者聲稱“,  學生從未如此稱心如意過”。戴高樂在1968 年新年獻辭中也自我誇獎“: 眾多的國家正在被頻繁的騷亂所擾亂 ,我們自己的國家將繼續成為有效處理這類問題的榜樣。”

但法國的繁榮並沒有使人們感覺幸福和美滿 ,更沒有增添對戴高樂總統的尊敬和信任。相反 ,對戴高樂的抨擊愈加激烈。儘管此前對他的批評之聲一直不絕於耳 ,但到 1968 年前夕 , 戴派的一些成員也開始批評戴高樂搞專制主義。如獨立共和黨的吉斯卡爾 德斯坦在 1967年9月8日會見《世界報》的皮埃爾  維松 -  蓬泰時説“:  我在 1965 年就認識到在歷史上長期遭受

專制主義統治的法國 ,專制主義又在死灰復燃。我感到政府毫無作為 ,它只是按照一個‘孤家寡人的意志’行事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更出人意料的是 ,1968 年 5 月 ,巴黎大學農泰爾文學院率先燃起一股革命之火 ,隨後以燎原之勢迅速遍及整個法國。“無論是戴高樂將軍還是他的總理蓬皮杜都沒有料到 1968 年春天會發生震撼第五共和國的社會騷亂。”《革命的年代》的作者霍布斯鮑姆也説“:   法國發生的這些事件可以説完全沒料到且無先例。

幾乎所有的政治觀察家都毫無疑義地認為西方國家將不可能再見到原來意義上的革命 ⋯⋯革命不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爆發。然而這樣的事卻在巴黎發生了。”學生、工人竟然會在法國如此繁榮的情況下起來革命。戴高樂頗為憤憤不平。他在辭職

後寫道“:  老實説 ,在 1969 年 4 月 ,很少人能回憶起 ———他們能否知道呢 ?  

11年前我重新執政時法國經濟、財政和貨幣是什麼情況。”“除了盲目的 ,擁有成見的人以外 ,世界上沒有人否認法國取得的巨大成就 ,這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只是看看圖片也會得到的深刻印象。法國的生產、建設、教育從來沒有達到現在這樣的程度。法國人的生活從來沒有達到現在的水平。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像我們的失業人數這樣少。我們的貨幣和信用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鞏固 ,以致我國已由向外借債變成貸款給那些最富裕的國家。

但是 ,為什麼在我們看到成就的時候 ,反而灰心喪氣呢 ? 這等於仿效莎士比亞描寫的那個漁夫 ,當他找到了一顆珍珠 ,看到它是如此美麗時反而感到恐懼 ,終於把它扔回海里。”

後一段話是戴高樂在回憶錄裏寫自己在1962年提醒人民注意自己國家的進步時的用語。這何嘗不1968年戴高樂心態的真實寫照呢。

“五月風暴”是法國社會全面危機的體現。參加這場運動的人數從幾百人迅速發展到幾十萬、再到幾百萬、近千萬 ;參加者從學生迅速擴及教師、工人 ;地域從巴黎迅速遍及全國。“消費社會必須在暴力中毀滅 ,異化的社會應在歷史中消亡 ,迎接一個新穎的社會 !”

傾聽戴高樂演講的法國民眾

“向不合現實的秩序挑戰 !”這類隨處可聞的口號表達了人們要求全面改造社會的願望。但戴高樂在運動之初仍沒有認識到危機的嚴重性 ,對它可能達到的規模、影響及後果嚴重估計不足。

因此 ,蓬皮杜才會繼續他的亞洲之旅 ,而戴高樂到5月14日仍繼續堅持其羅馬尼亞之行。結果 ,越來越多的學生罷課 ,越來越多的工人罷工 ,學校被佔 ,工廠癱瘓 ,社會各界廣泛支持 ,國家政權幾近崩潰。

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對戴高樂的打擊非常巨大。蓬皮杜在回憶 1968年5月28日見到戴高樂的情景時説“:  我走的時候並不瞭解將軍是何等疲乏 ,何等氣餒。他不明白 ,在經濟重新蓬勃發展、各方面的形勢都得到好轉的繁榮昌盛的法國 ,竟會產生這樣的一種失望情緒和突如其來的要求變革的願望。”

儘管革命風暴最終停止了 ,但法國並沒有雨過天晴。戴高樂最賴以自豪的外匯儲備受到了最大的打擊。1968 年外匯儲備共減少 35 億美元。革命過後 ,法國的經濟雖然仍慣性發展 ,但已經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危機重重了。

這場突如其來的“五月風暴”不僅對法國影響深遠 ,而且對戴高樂個人的影響也非常巨大。他的個人權威不可阻擋地在革命風暴中喪失。5月13日，遊行者高喊“:  10 年 ，夠長了 !”“工人學生團結起來 !  權威正在喪失 !  讓我們打倒權威 !”“戴高樂進博物館吧 !  戴高樂進修道院吧 !”

反對戴高樂競選總統的加斯東   德弗爾嘲笑説“: 在兩次總統選舉投票時 ,戴高樂要我們在他和混亂之間做出抉擇。今天 ,我們卻同時擁有了二者。”

5月24日 ,戴高樂發表的廣播講話也無法阻止事態的發展。儘管 5 月 30 日 ,戴高樂重新控制了局面 ,並在隨後的大選中取得勝利。戴派的選票比 1967 年增長了 170 萬張 ,得票率為 46 % ;議會選舉中得到 346 個席位 ,而其他各黨總共才 117 席。但 6 月大選在某種意義上正如馬爾羅所言“:是選舉了他 ,而是選舉了秩序。”

在 6 月 ,法國人不“五月風暴”使戴高樂幾乎喪失了信心和勇氣。5 月 29 日上午 11 點鐘 ,他打電話給蓬皮杜時 ,心境頗為淒涼。“我已經老了 ,您還年輕 ,將來屬於你們。再見了 ,擁抱您 !”

他未與總理和內閣成員商量 ,便獨自從巴黎神秘“失蹤”。儘管 5 月 30 日後他重新控制了局勢 ,但他的信心和勇氣並沒有因此而恢復。6 月 1 日他在會見總理蓬皮杜時説“: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了虛弱。我不為自己感到驕傲。”6 月第一輪大選結束次日 ,戴高樂對蓬皮杜説“:   在取得這樣的勝利之後 ,我們卻感到失望。這該如何解釋呢 ?”

 他在離職以後與憲法委員會成員弗朗斯瓦戈蓋爾説“:  正如我説過的那樣 ,當時的局勢是捉摸不定的。5 月 30 日 ,我重新鼓起勇氣 ,重新掌握了法國。然而這已不可能持久了。

我必須準備在適合戴高樂身份的情況下離職。我早已預見到公民投票最多隻能得到一個微弱的多數 ,更可能的是根本得不到多數。”

正是由於自信心的動搖促使戴高樂把其政治生命的全部賭注都押在 1969 年“參與”改革的公民投票上。公民投票失敗後 ,他有權選擇繼續執政 ,但他卻宣佈辭職。這與 1968 年對他的打擊密切相關 ,正如他在回憶錄裏所言“:  這次否決我的公民投票是 1968 年五月事件自然的結果。”

對於太平盛世、欣欣向榮的法國在 1968 年突然爆發這次急風暴雨式的大革命 ,並把矛頭直接對準他 ,戴高樂一方面寬慰自己“:  我每天證實 ,經濟和生活一樣 ,也是一場戰鬥 ,而且在整個戰鬥過程中 ,絕沒有全盤的勝利。甚至在奧斯特利茨的那一天 ,太陽的光輝也沒有照亮整個戰場。”另一方面在他的鬱郁餘生中他一直在找尋着答案。戴高樂側重從具體的層面探討這場革命發生的原因。戴高樂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 ,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造成學生不滿。在五月街壘發生的第二天 ,戴高樂就對一位來訪者説“:  只有那些怕考試的壞學生才聚眾鬧事 ⋯⋯”。當時 ,戴高樂以為是法國極其嚴格的考試製度促使學生起來革命。後來在回憶錄裏他總結得更徹底“,  我們過去使用的一套 ,如有關學生的錄取、教師的任命、教材、課程考試、文憑等的規定 ,今天差不多都成了問題。” 二戰後 ,法國教育雖然進行了多次改革 ,但到 1968 年大學裏仍然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教育管理模式。

全國高等學校都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門統一集中領導與管理(私立學校除外) ,有關大學教育的內容、方法、規章制度及教師人事等 ,均由中央主管部門或其派出的專門機構負責 ,地方機構則無權問津。結果是 ,法國高校課程設置落後 ,授課制度僵化 ,但考試製度卻極其嚴格。

1968 年 5 月學生運動之前 ,學生就經常抵制考試 ,在 5 月學生運動中和 5 月學生運動之後它仍然被作為學生反抗的一種手段。

其次 ,一些社會問題導致人們對現存社會的不滿。戴高樂認為最嚴重的是住宅問題、通貨膨脹問題、貧差距問題。住宅方面 ,在 1500 萬户人口中 ,37 萬居民居住條件差。巴黎地區有7 萬居民 ,而在第四個經濟計劃期間就有 10 萬居民。1968 年的調查表明 ,31. 6 %的家庭過分擁擠 。由此法國出現了一種怪現象 :一個工人階級家庭可能擁有電視和汽車 ,但卻住在貧民窟裏 ,或者住在一所可能擺設着許多現代設備的、但卻擁擠不堪的新公寓裏。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可以奢侈地上館子吃飯和去希臘度假 ,卻不願邀請他們的朋友上家裏作客。人們甚至把住宅問題稱為“國家第一恥辱”。戴高樂也説“:  在這個方面我們將會受到審判。”

通貨膨脹本來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戴高樂執政時期也一直被這個問題所困擾。以法國消費物價總指數為例 ,假定 1970 年為 100 ,那麼 ,1958 年為 61 ,1966 年為 83. 2 ,1967 年為 85. 4 ,1968 年為 89. 3 。法國 10 年之中物價上漲了接近 35 % ,最低工資收入者離生活最低消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在 1967 年以前由於法國經濟飛速發展 ,法國人均國民收入迅速增長 ,扣除物價上漲因素 ,工人的實際平均工資仍在不斷增加 ,人們的不滿情緒是有限的。但 1967 年以後 ,工人實際平均工資下降了。一份報紙有些誇張地説“:  根據一些材料的統計 ,1968 年初工人的實際平均工資下降到 1957 年水平。”雷蒙  阿隆也指出“:  數字顯示在過去幾年裏實際收入的增長已經放慢 ,事實上在過去 18 個月裏幾乎停滯不前。名義收入的增長率和生活費的增長率是相等的。”

於是 ,人們的不滿情緒迅速增加。

戴高樂也看到法國的貧富差距表現在多方面。第一 ,地區間的差距。這種差距有其深遠的根源。二戰後 ,戴高樂也採取了一些政策試圖改變這種狀況。但到 60 年代末 ,中央高原貧窮省份的平均收入比最富的地區低兩倍 ,而這些貧窮省份的衞生、文化和社會福利的指標卻於全國的平均數 。

第二 ,行業部門間的差距。50 、60 年代以來 ,法國傳統工業越來越不景氣 , 工人實際收入與其他部門行業工人的收入不斷拉大。農業工人的收入也較低。1968 年農業工人平均工資為製造業工人的 48. 7 % 。同一行業的不同部門的收入也有很大差別。1958 年製造業的平均工資為 1. 84 法郎/ 小時 ,冶金工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 2. 50 法郎/ 小時 ,紡織工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 1. 87 法郎/ 小時。到 1967 年 ,三者分別為 3. 37 法郎/ 小時、4. 71 法郎/ 小時、3. 46 法郎/ 小時。紡織業工人和冶金業工人的工資差距由 1958 年的 0. 63 法郎/ 小時擴大到 1967 年的 1. 25 法郎/ 小時。

第三 ,男女工的差距。1968 年女工平均工資為男工平均工資的68. 3 % 。第四 ,工人工資與壟斷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薪俸”相差極為懸殊。雖然在 1970 年有 2/ 3 的法國人認為收入的不平等是正常的 ,但是大多數法國人都覺得收入差距的幅度未免太大了 。經濟的發展給人民帶來了希望 ,但窮者愈窮 ,富者愈富的事實使那些急於提高生活水平但又受資本主義制度壓制的階層 ,經常感到不滿和懷疑⑤,進而對社會不滿。

此外 ,戴高樂在後來的回憶中認為 ,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導致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二戰以後 ,隨着經濟的發展 ,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們的慾望也隨之迅速增長。消費社會不能滿足人們日益膨脹的各種慾望 :住宅建多了 ,可他們的住宿仍很緊張 ;娛樂增多了 ,可他們消費不起 ;生活改善了 ,可人們的貧富更懸殊了。

戴高樂回憶説“:  雖然在各個家庭的餐桌上擺着各種各樣的食物 ,人們都有衣穿 ,住宅裏家庭用品都有增長 ,路上有汽車 ,屋頂有電視天線 ,但是每個人對所缺少的東西的需要程度甚於超過對已佔有東西的欣賞。”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在享受現代社會給他們帶來種種好處時 ,卻又在大喊大叫 ,一旦遇到合適的環境 , 不滿就演變成革命。

欣欣向榮的法國為什麼會在 1968 年突然爆發一次急風暴雨式的大革命 ? 除了戴高樂提到的原因外 ,宏觀層面的幾個原因也值得重視。

首先 ,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在起作用。二戰以後 ,隨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開展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各國出現了一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它並沒有消除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因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仍然週期性地爆發。1967 年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危機。法國由於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延遲了危機的爆發 ,但卻無法阻止危機的爆發。因為隨着法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生產資料的集中程度日益加強。例如 1960 年 ,法國擁有資產 10 億以上的大公司只有一家 ,1966 年增加到 10 家 ,1970 年增至 27 家。法國兩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壟斷巨頭和一些新近暴發的新壟斷巨頭成為法國的超級富豪 ,佔有法國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業。

而傳統工人和農業工人卻日益貧苦化。勞資矛盾進一步激化。因此 ,法國“五月風暴” 爆發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結果。

其次 ,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衝突。戴高樂一生都在孜孜追求法蘭西的“偉大”和“獨立”。為此 ,戴高樂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手段 ,謀求法蘭西的“偉大”和“獨立”。法蘭西利益高於法國人利益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個人利益又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旦兩者利益關係處理不好 ,社會矛盾很容易激化。

戴高樂太注重法蘭西的利益了。他與憲法委員會成員弗朗斯瓦  戈蓋爾會談時講過“:  法蘭西是在法國人之上的。我並不關心法國人的幸福。” 在這種理念指導下 ,他為了法蘭西的偉大而實行的一些政策損害了法國人的利益 ,導致了人們的不滿。最明顯的是其貨幣政策。在貨幣政策上 ,戴高樂主張通過積累黃金儲備 ,保持法郎的堅挺 ,挑戰美元的地位 ,從而提高法國的國際地位。他認為“:  我要使法國擁有一種標準法郎 ,只要我在職 ,它的等價是不會改變的。”

但以法國的綜合國力挑戰美元的地位 實在是勉為其難。雷蒙   阿隆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政府想通過保持法郎堅挺來削弱美元地位。⋯⋯法國經濟無法支持法郎的過分堅挺。”果不其然 ,在 1968 年 3 月 ,戴高樂還來不及慶幸美英等國因金融危機導致美元和英鎊地位的動搖 ,巴黎也出現了搶購黃金的狂潮。西歐金融界認為目前瘋狂搶購黃金可能是 30 年代以來西方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法郎根本抵擋不住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動盪。7 月和 11 月法國又出現兩次嚴重的法郎危機。在取得美英等國的支持後 ,法國才勉強渡過難關。但戴高樂不得不對美國開始採取較為和解的態度。在他辭職不久 ,蓬皮杜就務實地讓法郎貶值了。再如法國的核政策 ,戴高樂為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堅持發展核武器 ,進而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

但相當多的法國人並不這麼想 ,或者不希望法國用這種方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 。雷蒙  阿隆的一段話概括了戴高樂發展戰略核力量的原因“:   只要大國擁有核武器 ,法國也應擁有核武器。在戴高樂將軍的眼裏 ,軍事獨立是民族和國家的根本。戴高樂之所以決計要原子武器 ,不是出於對當時形勢的分析 ,也不是考慮核擴散的危險 ,而是出於一種純屬哲學的理論 ,可以説出自一種對歷史的追尋。”

從 1958 年到 1966 年 ,法國用於核研究的費用從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1. 12 %增加到 2. 44 % ,原子能局 1992 年的預算高達 44. 44 億法郎。而法國民眾的生活無人問津 ,300 萬人居無定所 ,找不到滿意的工作 ,子女得不到應有的教育機會。許多人因不滿政府發展核武器的政策而走上街頭。

最後 ,國際環境的影響。二戰以後 ,隨着西方社會由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型 ,世界各國的聯繫 ,特別是西方各國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國際環境對各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除了世界經濟的影響外 ,60 年代從布拉格到柏林 ,從倫敦到東京 ,從聖弗蘭西斯科到北京 ,各種運動卷全球。它們不但從思想上 ,而且從組織上、鬥爭形式和方法上都深深影響着法國學生運動。

“五月風暴”顯然有着當時國際思潮的影響。美國人馬爾庫塞的批判理論、俄國人託洛茨    基的“不斷革命論”在法國這一代學生中傳播。第三世界的革命思想也被法國學生廣泛吸收。 其中    ,中國與古巴的革命思想影響最大。法國的“革命共產主義青年”等組織對古巴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格瓦拉的名言“革命的任務就是製造革命”在法國廣泛流傳。許多法國學生也承認“:  我們佔領學校的想法來自於美國和德國。” 可見法國的“五月風暴”是當時國際各種思想加上法國本土各種思想共同作用的產物。

法國學生對大學的批判與美國和德國的影響分不開。

1965 年 9 月 ,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大學開始自由演講 ,批評大學體制 ,這場自由演講運動得到了美國幾乎所有地區的大學的支持 ,並對歐洲學生產生很大影響。受自由演講運動的影響 ,1967 年秋天西德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在西柏林掀起了“批判大學運動”。1968 年 1 月 ,科恩 - 邦迪作為法國學生代表成員之一參加了在西柏林召開的國際反越戰大會。他對德國學生將反戰和批判大學結合起來的做法印象很深。他説“:  這在法國還不存在。我們動員反對越南戰爭 ,但是沒有人涉及到大學問題。

我們從德國學到了這點。他們批判大學的思想打動了我。”後來法國學生邀請當時西德全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主席卡爾 迪特里希 沃爾夫來巴黎作報告。

美國的對越戰爭為法國“五月風暴”作了相當大的組織準備。在反對美國對越南進行戰爭 口號的鼓動下 ，學生們紛紛組織起來。隨着時間的推移 ,各種學生組織不斷發展壯大 ,為“五月風暴”的爆發作了組織準備。

1967 年 ,意大利爆發了學潮 ,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1968 年 2 月 ,西柏林和法蘭克福的學生也與警察交火。這使當時的學生運動演變成武裝衝突 ,形成當時西歐學生運動的一種模式 。這種和警察鬥爭的方式影響了法國“五月風暴”的進程。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形式

也對法國的“五月風暴”產生了影響。《法蘭西晚報》刊登的一篇文章説“:  在大學裏 ,學生住在

教室裏 ,醒來後就組織討論大學的前途。在階梯教室裏 ,牆報到處都是 ,完全具有中國‘文化革命’的風格。”

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 ,太平盛世、欣欣向榮的法國才會在 1968 年突然爆發一次急風暴雨式的大革命 ———“五月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