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國歷史教科書如何進行“歷史分期”？_風聞

在私塾、官學為主體的時代，中國的學生們手裏是不存在“教科書”這種東西的，這是一個“舶來品”，也是近代西化的產物。

具體的時間，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頒佈了《欽定學堂章程》，1904年，又頒佈了《奏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癸卯學制”。

一

《欽定學堂章程》規定：

由大學以至小學、蒙學無不有史學一門。

其中，小學階段教育（初等小學、高等小學）9年，中學階段教育5年，共計14年，均需設置“歷史課”，初等小學為“歷史”，高等小學為“中國歷史”，中學為“歷史”，學習內容為先講中國史，次講亞洲各國史，再講歐洲、美洲史。

可以説，伴隨着清政府積極地學習普魯士式的基礎教育模式，新式學堂的廣泛建立帶來了普遍性的教科書需求。

然而，與我們習慣的國家統一規定和編撰教科書不同，最早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是由日本翻譯而來，為啥？

沒有。

在上述的《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學務綱要》中明確提到：

各種科學書，中國尚無自纂之本，間有中國舊籍可資取用者，亦有外國人所編，華人所譯，頗閤中國教法者，但此類之書無幾，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國成書以資講習。

也就是説，“新學制”所需要的各種“科學書”，國內可能根本沒有能夠拿來做“教科書”的舊作，那就“湊活着用”現成的外國成書譯本吧。

不過，相對於一直“空置”的科學而言，中國擁有長達數千年的史學傳統和浩如煙海的各類史書，**同樣沒有一本“符合近代標準”的“教科書”，已經夠尷尬了，**更尷尬的是，“科學”書還可以有英文本、法文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只有日文本……

在清朝學部第一次審定高等小學暫用書目時，只能無奈表示：

中國歷史一科，尚無適宜之本，故暫從缺如，俟選有佳構，再以本部官報公佈之。

這種情景， 堪稱淒涼，所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積極翻譯相關著作，如會文學社、教科書譯輯社、東文學社、普通學書室、作新社、鏡今書局、廣智書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書最用力的當屬文明書局和商務印書館。

不過翻譯雖多，真正經過清政府學部審定通過的只有五本：

一本是市村瓚次郎撰寫的《支那史要》，這本書原本是1888年市村與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為了作為日本的教科書使用，縮寫成二卷本，變成了“史要”，並於1902年被國人翻譯為中文，而六卷本也於次年被翻譯成中文，均被採用為中國學堂的歷史教科書，而在今天，哪怕只看這書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連翻譯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騭藏撰寫的《東洋史要》，1899年由東文學社印行，在中國影響極大，另有文明書局譯本《中等東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譯本《訂正東洋史要》，均為同書異名。

另外兩本分別為東文書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東室學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貞一。**

最後一本是普通學書室1901年9月翻譯出版的**《普通新歷史》**，則是比較特殊的，即以日本中等學科教授法研究會所著《東洋歷史》為藍本，經過增刪之後，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所以，屬於一個標準教科書體例的“教科書”。

這個“普通學書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亞泉學館”，是由近代名士杜亞泉私人創辦的，1903年才併入商務印書館，杜亞泉任商務編輯所博物理化部主任，繼續負責編輯教科書。

不過，上述官方審定的教科書雖然廣泛應用，卻並無“強制性”，各地的學堂仍可自主選擇教科書，所以，除了上述5種日本教科書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選擇版本”：

增田貢的《清史攬要》、田口卯吉的《支那開化小史》（譯名為《中國文明小史》）、小川銀次郎的《東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東邦近世史》、三島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瓚次郎、瀧川龜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

注意，歷史教科書雖然使用廣泛，卻並非歷史學專著，其專業性、系統性均有限，但哪怕只是這個層級的“衝擊”，對於當時的飽學之士，已可稱振聾發聵，比如王國維為《東洋史要》作序時就寫道：

自近世歷史為一科學，故事實之間不可無系統，抑無論何學，苟無系統之智識者，不可謂之科學。中國之所謂歷史，殆無有系統者，不過集合社會中散見之事實，單可稱史料而已，不得雲歷史。

二

更諷刺的是，日本人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甚至有直接用中文寫作的，比如那珂通世所作的《支那通史》（東文書社1899年6月出版）、河野通之、石村貞一所作的《最近支那史》（振東室學社1898年出版）即同屬此類。

可見日本學者對於中國史發力之深，而能夠用中文漢字寫中國通史的那珂通世在讀到另外一本日本撰寫的中國史教科書時，卻為之讚歎：

史料取材於東西，而博引旁搜，東洋五千年來治亂興亡之事變，約而能得其要。

中國史學大師王國維則評價該書：

簡而賅，博而要，以視集合無系統之事實者，尚高下得失，識者自能辨之。

這本書就是日本東洋史泰斗桑原騭藏撰寫的《東洋史要》，於1899年由東文學社翻譯印行，問世之後，即“盛行殆遍於東南諸省”，乃至於清朝學部在將其審定為歷史教科書的同時，盛讚此書：

以種族之大勢為綱，其敍事以國際之關係為鍵，條理分明，簡擇得要，可謂東洋史之善本。

而所謂“以種族之大勢為綱”，即其分期的方式：

上古期，漢族增勢時代；

中古期；漢族盛勢時代；

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

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迄於中日甲午戰爭前夕。

這種分期的方式，在1903年之後，中國人開始自行編撰教科書的情況下，仍舊影響深遠。

陳慶年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1903年）即以《東洋史要》為藍本進行改編，在增刪補正之後，沿用了桑原氏的分期方式：

一是由太古至秦統一的上古期：

此時代漢族勢力日漸增進，與塞外諸族時有競爭，故名之曰漢族增勢之時代。

二是由秦統一至唐亡的中古期：

漢族在秦漢時代實凌壓塞外諸族，雖五胡十六國之際，尚能與之頡頏，及隋唐之際又大拓版圖，故名之曰漢族盛世時代。

三是自五代至明亡的近古期：

漢族勢微，塞外諸族次第得勢……蒙古勢力極盛，其於世界命運一切事變，彼等蓋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時代。

四是自清建國後的三百年的近世期：

（歐洲勢力極盛並擴張）故名之曰西力東漸時代。

正因為前後的分期基本沿襲，其視角其實均為“東洋史”的視角，即並不僅限於中華大地的歷史變遷，而是將其置於整個亞洲大格局的變動之中，但又以“中國”為表述的核心。所以，前者符合講求“進化論”的西化知識分子的脾胃；後者則適應近代中國勃發的民族主義的思潮。

與此同時，又兼顧了西方與東方貿易、擴張的大格局，即以“清初”即公元17世紀前半葉，與西人東漸的大背景掛鈎。

在1913年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葉維善版《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提到：

**自元時跨有歐亞，東西交通，****歐羅巴人慕中國之富饒，漸思東來。****後來由於歐亞陸路通道受阻，於是歐人注意別闢新航路，**而歐亞交通起矣。

換句話説，元代的擴張，為中西“通商”和“交往”之張本，而西人東來，帶來的就是“近世”，也就是説，其分期劃界的基準線之一，即為新的歷史參與者的“來到”。

這種將“交流”和“變化”視為先進和正確的思維方式，直白點講，即承認自身為“未開化”之族，而由新的刺激而帶來“開化”，在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趙玉森《（新著）本國史》中，其實一樣延續了這種思維方式，盛讚了“正式交涉”：

**我們與歐洲列國正式之交涉，自清初之中俄交涉始。俄見黑龍江富饒，趁清兵入關時侵佔雅克薩，築城駐兵。聖祖毀雅克薩城。中俄和議，訂尼布楚條約。**我們交涉史上最榮譽之條約也。

另外一本影響深遠的日本人著作《支那史要》，為市村瓚次郎所著，其分期方法別有意趣：

卷一、總論；

卷二、古代史，自開闢至秦之併吞六國時；

卷三、上世史，自秦併吞六國至隋一統南北時；

卷四、中世史，自隋之統一南北時至宋之滅亡時；

卷五、近世史，自元統一海內至清宣宗之世；

卷六、今代史，自道光迄至台灣及伊犁之紛議。

其核心着眼點在於制度沿革與對外政策，所以，其母本《支那史》，早在1903年就被筆名為“支那少年”的譯者編譯，改稱《支那四千年開化史》，由支那翻譯會社出版發行。

其要旨，即明言：

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備載之事實，而取其關係於文明之進步者。

直白地説，就是摒棄朝代史觀，甚至政治史的軸心，而以與“文明之進步者”相關的“開化”故事匹配。

類似的思路也見於普通學書室1901年9月翻譯出版的《普通新歷史》，這本以日本中等學科教授法研究會所著《東洋歷史》為藍本編寫的教科書，在“凡例”中即強調：

我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意內國數十朝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眾警醒振拔之標準。

具體而言，即以類似於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使用的文明形態分析的手法，對於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界定，所以，基本拋棄了朝代史的敍事，而代之以三大時代：

唐虞以前記載未盛，概謂之****太古時代；

唐、虞、夏、商、周為****封建時代；

自秦以後至今（清末）二千餘年為****郡縣時代。

以上的分期，如果觀察其着眼點，基本上均以“開化”，即西方化、世界化作為所謂優勝的標準，在思維方式上，極為類似於日本人對於近代化的着眼點，即“被迫的近代化”、“被迫的開放”也一樣是好事。

大體上，我們可以總結為所謂的“開化史觀”，也可以作為中國知識界曾經如飢似渴地尋求“開放”與“近代化”的一種證明。

三

除了之前引述的一系列歷史教科書之外，夏曾佑所著的《中國古代史》（1904－1906）則是基於中國本身歷史，運用“進化論”和“因果律”的觀念進行分期的經典之作：

他指出，中國五千年之歷史，以戰國為古今之大界。

自傳説時代至週末，為上古之世；

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

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

並將三大時期“細分之為七小時代”：

太古三代的傳疑時代；

週中葉至戰國的化成時代；

秦至三國的極盛時代；

晉至隋的中衰時代；

唐為復盛時代；

五季宋元明為退化時代；

清為更化時代。

這是一種以中華文明本身為敍述母體的“盛衰”史論，非常有文化主體性，這種特點，也是之後歷史教科書的“分期”邏輯變化的主軸之一，不過其佔據絕對上風，仍需時日。

另一派的觀點，至少在1928年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之前，仍非常常見。

比如1924年出版的趙玉森《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上卷）中指出：

所分時期，與東西洋史時期，互相參校，翼歸一律，俾免學生將來講授東西史時，因分劃之過差而生誤會，引起教授上之困難，按歷史普通分期之法：上古止於西羅馬亡；中古止於東羅馬亡。日本人所著東洋史，於中國時期，上古於戰國，秦漢以下即為中古。夫西羅馬之亡在南朝宋蒼梧之時，上距六國之滅亡已六百數十年。東西相差之距如此，易致誤會，而生錯謬。

總結一下，即是説世界史的上古、中古分期在西羅馬、東羅馬滅亡時，而日本學者所寫的東洋史，上古斷代則在戰國、秦漢，也就意味着學生在學習歷史時，同一個“上古史”，對應兩個時間段，容易造成思維誤會。

這種説法，站在學生的角度考慮，絕對不算錯誤。1926年印水心推出《國史讀本》的時候，也是參考了這種思路，在分期時，就以西方的分期來對應中國的分期。

然而，到了1928年之後，國民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學科標準調整，對歷史教科書進行了直接的干預。

所以，在1930年代之前的教科書中，你仍可以看到兩種普遍性的説法區別，即“近世史”有兩個開端：

1，元朝初年；

2，明末清初。

元朝初年之説，根源來自市村瓚次郎的《支那史要》，明末清初之説，根源則是桑原騭藏撰寫的《東洋史要》，可以説，都能找得到“根兒”，還是日本“根兒”。

不過，在1930年代之後，文化主體性要求的加強，尤其是對革命合理化的解釋需求，民國的教科書統一了分期的斷代：

上古：秦統一之前；

中古：秦統一到清初；

近世：清；

現代：民國。

這個界定的標準，實際上是略近似於《普通新歷史》中以秦統一為封建時代與郡縣時代界限，即將近2000年的歷史全部塞進了“中古”，而以其最明顯的制度文明特徵為分辨的標準。

而“近世”=清代的劃分方式，則是與其歷史教育目的息息相關，在《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1936年6月修正）中，國民政府明確提出：

研求中國民族之演進，特別説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復興之思想。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1936年6月修正）中説法大同小異：

注重歷代外交失敗之經過及政治經濟之問題之起源，以説明我國國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後本國民族應有之努力。

在進行分期之後，“中古時代”的榮光和“清前期”的“強盛”、“清後期”的失敗，其實也就形成了對比，則在民族自豪感的塑造，以及反帝反侵略的民族主義發揚上，有非常大的益處。

綜合起來説，這個時代的歷史教科書的“分期”所體現的已經是強烈的“民族主體性”，即着眼點收束為中華文化和國家實體在古代、近世、現代的變革之中的盛衰變幻，而不以與世界的交流和近代化、西化程度為標準。

從結果來看，國民政府時代對比民國（北洋時代）和清末新政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已經非常強調“政治經濟問題”，極度關注“侵略與失敗”，雖然在程度上，仍舊被1930年代之後歷史研究者中盛行的左翼思潮落下很遠，其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構史觀，面對“五階段論”為代表的經濟結構史觀，仍舊顯得過於“國粹”和“保守”，在冷戰的大背景下被徹底的拋棄，並不單純是政治上失敗導致的結果，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必然”的失敗，而其本身的內容特性，更是早早即在為後來者“驅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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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李孝遷：《清季支那史、東洋史教科書介譯初探》，《史學月刊》2003年第9期。

劉超：《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學術月刊》2007年6月號。

舒習龍：《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思想析論》，《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2期。

袁詠紅：《近代中日學術交流中的批評交鋒》，《光明日報》2010年6月4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