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中的G20_風聞

一、縱覽G20機制問世成長曆程

全球化經濟需要全球化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石油危機、籠罩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滯脹”使得主要經濟體財金領導人會晤和領導人峯會的協調形式應運而生，正在阿根廷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峯會就堪稱這種協調形式的最重要平台，也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最重要平台之一，而這種形式的產生髮展歷程又體現了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變局，其特徵表現為西方世界力量相對下降而新興市場力量相對上升。

二十國集團起源可追溯至1973年3月美、英、西德、法國四國財長在美國白宮圖書館舉行首次會議形成的“圖書館集團”（Library Group），同年9月，日本財長應邀加入而形成五國集團（G5），到1975年召開首次G5領導人峯會，到1976年意大利、加拿大加入而正式成立七國集團（G7）。在此後二三十年裏，七國集團領導人通過年度會晤就世界經濟形勢、政策應對等問題交換看法，達成共識，進而付諸實施，從財政、金融、貿易等渠道深刻影響全球經濟政策環境格局，號稱全球經濟“指導委員會”。

西方七國能夠長期這樣決定全球經濟政策環境格局，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那時佔據的壓倒性經濟優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直到1990年，23個工業化國家佔世界實際GDP份額仍有54.4%，佔世界貨物服務貿易總出口份額更高達75.9%，其中七國集團實際GDP佔工業化國家份額為86.1%，佔全球份額為46.9%，七國集團貨物服務貿易出口佔工業化國家份額為73.5%，佔全球份額為55.8%。

[1]1976—1979年間，發達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以上，1980—1989年間為70%，1990—1999年間為60%左右，[2]如此優勢，決定了他們的共識、決策足以直接決定全球經濟存量和增量的大部分份額。

然而，世易時移，隨着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經濟、貿易存量和增量中所佔份額日益增長以至於相繼過半，七國集團要想繼續如同昔日那樣發揮全球經濟“指導委員會”作用，日益難乎為繼，2008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又加快了這一進程。

2013年，“擴員”到36個國家和地區的發達經濟體佔全球實際GDP份額仍然下降到43.6%，[3]是近兩百年來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份額中首次跌破一半。到2017年，進一步“擴員”到39個國家和地區的發達經濟體佔全球實際GDP份額進一步下降到了41.3%。[4]與此相應，發達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0—2009年間為45%，到2010—2015年間進一步下滑至30%，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貢獻率則上升至70%，分佈格局與1980—1989年間倒轉。[5]

正是這樣的變局，使得七國集團（G7）機制不可避免發展到了二十國集團（G20）機制，1999年成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作用逐漸成長，並在2008年次貸危機的衝擊中升級為G20領導人峯會機制。

二、全球經濟需要G20維護、強調全球化

十年彈指一揮間，時至今日，在不是外部經濟危機衝擊、而是發達國家、特別是長期領導國際經濟體系的主導國家的“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行動衝擊之下，在已經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的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金融危機陰雲之下，正在舉行的阿根廷G20峯會將會向世人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

我們希望是維護多邊開放經濟和自由貿易，希望峯會的結果是強調全球需要全球化；因為開放經濟倒退對解決“反全球化”和主動尋釁發動貿易戰的倡導者所期望解決的問題只有反作用，走出當前的困境需要依靠深化全球化來為解決問題創造更好條件，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制度改革來為全球化興利除弊。

與“全球化”如影隨形的“反全球化”存在根源可以劃分為兩個層次：在相對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層次，就總體而言，近年的反全球化浪潮根源主要還是經濟，是經濟不景氣激勵了當前的反全球化高潮，但民族、種族、宗教、文化衝突等社會問題的影響已經明顯上升；主要源於長期性問題，並因經濟不景氣的週期性因素而加劇。

在更深的第二個層次，是發達國家和後發國家制度建設方面的缺陷，包括社會福利、勞動制度、國家政治體制等等，是這些缺陷導致上述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日益膨脹，也削弱了很多國家因應全球化進程及時自我調整、與時俱進的能力，不少國家甚至有喪失正視問題、凝聚共識、採取行動的勇氣和能力之虞。從反全球化根源就不難看出，退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對解決經濟不景氣毫無裨益，只有反作用。

須知，在1929年金融危機期間，正是由於美國國會通過了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引爆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税戰，觸發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終於將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創紀錄大危機的深淵；今天，全球貿易已經連續數年增長乏力，美國新一輪蕭條和金融危機已經不是不可想象，倘若按照“反全球化”弄潮兒、主動發動貿易戰鬥士們的呼聲去全面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並堅持不改，全球經濟必將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税法》之覆轍，這個結果與主動發動貿易戰鬥士們的期望南轅北轍。

從經濟長週期審視，反全球化主張還會惡化新經濟增長長週期所需要的外部環境。世界經濟已經在前幾年結束了一個康德拉捷夫長波週期，但還缺乏新的革命性技術創新來開啓新的長波週期繁榮階段。從短週期來看，本來新世紀前10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業績總體就低於發展中國家，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形勢改善，但未徹底改觀；新興市場經濟體則開始經歷經濟震盪。

由於一個國家、一個區域大批民眾感到自己、乃至自己子女一代喪失了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的希望，甚至可能持續惡化，他們被反全球化主張吸引而聚集在這個旗號下宣泄自己的不滿、騷動，確有其必然。但是，新的革命性技術創新倘若出現，要想拉動整個世界經濟步入新的長波週期繁榮階段，就需要有開放的全球性市場；倘若反其道而行之，一旦新的革命性技術創新問世，它又如何發揮其全部潛力？

為了維持國內較高勞動力收入及其增長率而限制、禁止產業轉移，發達國家工會和政府的這種企圖能否成功？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在一國之內，這種企圖都是徒勞的，更不用説限制國際間的產業轉移了。歐洲中世紀的行會組織曾經力圖控制手工製造業從城市轉向周邊農村的產業轉移，低地國家的城市僱主及其親信們闖入農村去破壞紡織機，恐嚇農村的競爭者，最後逼得鄉村織布工們學會了以牙還牙保衞自己。

……

正因為如此，要解決當前全球化帶來的一些負面衝擊，出路不在於退回貿易保護主義，而在於實施深刻的改革，只是這些改革往往會帶來一些眼前的損失和陣痛，因此格外需要社會上下的勇氣與共識。最典型者莫過於社會福利制度。

從表面上看，社會福利是一項有利於弱者的制度設計；但今天的社會福利制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異化成了對傳統中產階層的壓榨，導致不少發達國家佔總人口60%—80%的傳統中產階層成為“全球化衝擊”中相對損失最大的輸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佔總人口10—20%的上層在全球化進程中有更多的機會獲取利益，同時也有更多的辦法逃避在母國的税收等項義務，而高福利帶來的高税收也大大激勵了他們花樣百出逃避母國税收義務的動機。佔總人口10—20%左右的最下層可以獲得較多的政府扶持、社會幫助，在深受“白左”（社會民主主義）思維影響的社會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濟的寄生者實際收入甚至往往還高於老老實實工作納税的傳統中產階層，甚至往往發展到“按鬧分配，多鬧多得”的地步。

相比之下，傳統中產階層既不能如同上層那樣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國的税收，而且是社會福利制度的淨付出者，承擔了大部分税收負擔而得到的扶持、社會幫助較少。同時，由於高福利侵蝕了公共收入的過多份額，基礎設施等其它必要的公共產品相應得不到足夠的維護，從而削弱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後勁，進一步壓縮了傳統中產階層上升的空間。

不僅如此，過於氾濫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屬地主義”國籍制度（自動獲得出生地所在國籍）相結合，還大大加劇了近些年引爆發達國家傳統中產階層反精英、反體制情緒的難民危機等跨境人口流動問題。

因為過度豐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減少了外來移民生存的困難，從而直接激勵了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是激勵了惰性較強而自我奮鬥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同時，如果外來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濟，必須勞動謀生，生存壓力將激勵其儘快、儘可能全面地融入東道國社會，這樣才能贏得較多的機會。但是，如果他們可以指望相當豐厚的福利救濟，他們這樣做的動力就將大大衰減。

特別是如果有許多福利救濟項目是與外來移民身份掛鈎，那麼，他們更將具有強大的動力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保持其“外來移民”身份和與此掛鈎的福利救濟。至於美國退伍老兵所得社會福利不如非法移民之類現象，更是極端不公，徹底顛覆了一個正常社會的立國之基。

有鑑於此，佔西方國家總人口60%—80%的傳統中產階層面臨選擇：是忍受一時衝擊而削減不合理福利、相應削減他們的負擔，還是繼續這樣下去深陷惡性循環？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喪失正視問題和採取行動的意志、能力比問題本身更令人擔憂。我理解包括美國在內西方國家政府和許多傳統中產階層的憂慮，但我不能不認為，美國決策層今年以來採取的貿易戰策略是一條死衚衕，而不是出路。美國經濟問題治本之道在於福利制度等國內問題改革，而不是“自己生病，別人吃藥”。

讓我們看看中國共產黨。與偏重強調分配、消費的拉美左翼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更加強調生產，無論是在“打天下”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全面開展經濟建設的和平時期皆然；與苦於民粹主義綁架而普遍只能隨波逐流競相許諾“給甜頭”的當前西方政黨相比，中國共產黨仍然保持着列寧主義的“先鋒黨”性質，是社會的領導力量而不是大眾的尾巴，更能動員社會大眾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而承受當前的代價。

當年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戰爭“打天下”時的社會基礎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質上是當時開放經濟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受損者，但中國共產黨從未將逃避工業化衝擊、迴歸田園牧歌作為自己的理想，而是在奪取政權之後帶領開放經濟和工業化的受損者們義無反顧地向工業化發起了全面衝擊。與當前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各黨派競相訴諸貿易保護主義相比，這種向前看的精神幹勁與之高下判若雲泥；正是這樣的區別，決定了中國至今六十餘年“趕超”的成功。

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要保持這種能力，而不能自廢武功；對於其它國家而言，他們需要能夠凝聚社會共識、帶動社會大步向前看的強有力領導力量。

三、“增量策略”才是當今中國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之道

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中國需要與其它新興市場經濟體共同爭取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但其方式、路徑應與時俱進。今天的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是在1970年代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鬥爭成果的基礎之上開展的，它繼承了那個時代鬥爭的成果，但也因此與那個時代的鬥爭內容、目標有很大不同。

在相當程度上，由於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吸取了不少1970年代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鬥爭的目標和主張，加之當時推翻整個國際經濟舊秩序的主張有着強烈的冷戰時期背景；相應地，在冷戰時代已經過去的今天，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目標就不應、也不能是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全推倒重來，而是要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開展進一步的修補、改良。

論綜合國力，論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超羣絕倫，GDP規模相當於印度、俄羅斯這兩大金磚國家的五倍，但中國推出“一帶一路”、發起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組建亞投行、呼籲重啓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如同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去建立第二個“平行世界市場”，去顛覆現行國際經濟體系，而是為了改良現行國際經濟秩序。

基於上述定位，我們當前的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要採取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應當是一種“增量策略”，而非“存量策略”；換言之，我們更多地要着眼於提供新的可供選擇的、效率更高的系統平台讓國際經濟貿易去實現更快的增長，而不是對國際經濟貿易規模的存量“動手術”。

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當前我們面臨的形勢格局與1970年代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鬥爭時不一樣，那時候發展中國家在當時的國際經濟秩序格局中幾乎一無所有，不動存量根本無法立足；而在今天，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格局中已經有了我們利益的相當可觀的份額，中國等金磚國家還充當了多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優等生”角色。

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若還是對存量大動干戈，一來可能影響擾亂我們自己已有的利益，而來必然招致現行秩序最大既得利益者和領導者——西方國家的全力反擊。如果我們主要是致力於在增量中獲得更大份額，隨着增量增長快於存量、增量在總量中所佔份額與日俱增而導致自己在總量中份額不斷上升、影響力不斷擴大，那樣就不至於影響擾亂我們自己已有的利益，也可以相對減少阻力、反擊。

中國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蘇聯東歐“休克療法”為何失敗？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着重於在舊體系之外放手讓新經濟力量成長，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了對已有經濟運行的干擾，保持整個經濟規模持續增長，最後即使到了需要對難乎為繼的舊體系開展大規模“手術”時，由此調整的人力和其它資源已經有了新的去處可以安置，整個經濟仍然保持着較高速度的增長，調整的“陣痛”削弱到了最低限度和最短延續時間。

在增長中開展改革相對容易，在萎縮中改革千難萬難；同樣的道理適用於一國國內經濟改革，也適用於國際經濟秩序改革。

增量策略之所以可行，在相當程度上還因為今天的一批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有能力發展起一批領風氣之先的新產品、新業態，而不再是單純被動地跟在發達國家後面追逐。從高鐵到中國基於手機的電子商務體系，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點，在這些方面，現在是美歐日等發達國家要向中國的創新看齊、學習。

在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進程中，我們要始終高度關注自己內部的不斷改革更新，保持自己實現世界最高的效率。列寧有云：“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最重要最主要東西”；在國際經濟秩序的競爭中，我們要想勝出，就必須提出效率更高、更能促進經濟社會進步的規則。

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經濟秩序雖然有不少不公正之處，但相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內部現行的體制、規則而言效率要高得多，也公正許多。在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進程中，我們要警惕國內外一些落後、倒退勢力，他們打着“反霸權”、“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推進一帶一路”之類旗號而企圖立足，甚至企圖拖着整個社會倒退；而我們追求的是帶動本國、本區域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繼續進步，不能被落後、倒退勢力利用當槍使，為其火中取栗，何況這些落後倒退勢力對我們自己的權益已經制造了很多、而且越來越多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