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巴黎人民上街：建立巴黎公社，最早將炮兵用於巷戰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巴黎這座城市，發生革命或暴動不是新鮮事。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描寫1832年6月15日巴黎革命的第一座街壘，隨後“無數條縱橫交錯的小街巷，現在成了起義者的堡壘和陣地”。

發生在法國的巷戰

相比在東西方文明中都屢見不鮮的農民起義，城鎮居民在歷史上算得上是比較“温順”的一羣。隨着歐洲全面封建化，大小封建主紛紛在原來毗鄰集市或教堂修建的城市附近，修築自己的城堡。城市從過去單純有財富而缺乏防禦，變成了既有資源又有防禦的地區中心。

歐洲街壘巷戰的大發展實際上是火藥武器發展與革命戰爭特色共同作用的結果。在火藥輕武器發展到滑膛-燧發槍時代之後，野戰中單兵經典交戰距離已經延長到80米左右。這樣一來，普遍裝備火藥武器系統的正規軍相對於平時缺乏火藥武器訓練、大量裝備冷兵器的起義軍，形成了幾乎難以逾越的裝備代差。

從一開始，巴黎的革命行動就和街壘緊密相連。法國在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理想的同時，也讓很多國家的革命者第一次認識到通過街壘，他們可以將城市變為起義的武器。

到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時，法國的“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和德國“三月革命”，街壘成為工人階級鬥爭的象徵。甚至在多年後，包括中國的城市工人暴動中仍然能夠看到巴黎式的街壘，街壘巷戰幾乎成了革命戰爭的專利。但是，這些街壘在面對前來鎮壓的政府軍大炮時幾乎都是不堪一擊，以至於曾專門研究過街壘戰術的恩格斯也承認“街壘在道義上也比在物質上起的作用更大”。

另一方面，歐洲的統治階級通過城市改造和社會福利手段，逐漸疏解甚至“閹割”革命勢力利用街壘與政府軍巷戰的能力。例如法國拿破崙三世便派出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動用行政手段對巴黎進行全面改造，“希望巴黎永遠不可能再修築起街壘”。

《攻佔巴士底獄》，1789年，吉恩·皮埃爾·霍爾，水彩畫，縱50.5釐米，橫37.8釐米，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1789年7月14日，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巴士底獄被巴黎市民攻下和佔領，標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當時起義者躲在街壘裏向巴士底獄開火。（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作為街壘巷戰最著名的故鄉，法國同樣也是最早將炮兵用於巷戰的國家之一。在法國大革命後期，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拿破崙，利用步兵炮和霰彈，在巴黎街道上壓得保皇黨叛軍抬不起頭來，一時贏得了“霰彈將軍”的美譽。拿破崙成功的基礎，是法國在18世紀中後期建立起的“格里博瓦爾炮兵體系”包含的輕型步兵炮。這一體系在經過部分改進後，於拿破崙戰爭中大放異彩，引領了歐洲炮兵的進步。

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中心城市開始通過舊城改造，來破除鎮壓者一方的束縛。上文提到由巴黎警察局長奧斯曼主導的巴黎改造工程，對街壘巷戰的策源地工人平民區的街道進行拓寬，在城市開闢了45公里寬闊道路，拆毀了49公里的窄巷，使得兵營能夠直達平民區。雖然奧斯曼對巴黎的改造造成了大批巴黎底層百姓流離失所。但他開創的城市改造浪潮很快向全歐洲擴散，隨後維也納、柏林等城市紛紛進行類似的道路拓寬行動。

當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發時，“善良的市民們起來吧！到街壘去！”成為保衞巴黎的經典口號。雖然這場運動以失敗告終，但是理解今天的法國，又不得不回顧這次人類壯舉。

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偉大的街壘再次出現在巴黎街頭。“善良的市民們起來吧！到街壘去！”成為保衞巴黎的經典口號，街壘巷戰也在其後隨共產主義一起風靡世界，圖為當時建造起來的路障。（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巴黎公社為何而戰？

1871年春，巴黎人民為反抗拿破崙三世遜位後，梯也爾“國防政府”在普法戰爭中的賣國行徑，於3月28日莊嚴宣告成立巴黎公社，繼而發佈“人民主權”的施政綱領。

繪畫，1871年3月28日，人們舉行隆重集會歡慶巴黎公社成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公社乍一成立，就發佈《告法蘭西人民書》，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綱領，強調“公民持續參與公社事務，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維護其自身權益”。為此，“民眾始終有權對公社各級官員進行監督和予以撤換”。本着權力必須受到有效約束的原則，賽拉葉和鮑狄埃等經直接選舉產生的公社委員聯名出示公告，主動請求羣眾監督。他們懇切地説：“公民們，請別忘記，如果官吏脱離人民，自行動議，勢必會陷入專斷的泥潭。沒有你們愛國的協助，我們縱有一片忠心也是徒然。”

卡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指出，巴黎公社是“生產者的自治政府”，“由人民自己當自己的家”，強調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主權運動。

不幸，5月21日，梯也爾的凡爾賽軍進入巴黎，野蠻屠殺堅持街壘巷戰的公社社員，至28日，全城浸入血泊，史稱“五月流血周”。

多麼短促呀，櫻桃時節

巴黎公社僅僅存在了72天。公社詩人克萊芒唱道：

一串串櫻桃藴含着愛情，

從葉間脱落，宛如滴滴鮮血。

多麼短促呀，櫻桃時節！

夢幻裏攀摘珊瑚耳墜的歲月！

爾後的悲劇，眾所周知。1880年，經雨果等人呼籲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發布所謂“大赦”，“流血周”倖存者們結束國外放逐或流亡回到祖國，重逢後成立了巴黎公社老戰士“兄弟會”。女作家塞沃麗娜記載了他們的劫後餘生：

每到靠3月18日最近的星期天，會員們總要在一個很普通的餐館裏聚會。他們從佈雷瓦納、從市郊，甚至有的從外省蹣跚而來。這樣長途跋涉，湊錢在一起吃頓淡飯，也是相當艱難的。不過，他們共同回憶往事，互相交談，彷彿又回到了青年時代。每年聚會時，都有位置空出來，活着的會員日漸稀少。三十，二十⋯⋯現在是否只剩下十個人了呢？⋯⋯最後，等快到慣常的聚會日時，人們登出這樣的告示：“由於物價膨脹，巴黎公社老戰士及友人協會今年不能組織聚餐了⋯⋯”

這些人曾經掌握首都、國庫、銀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險櫃。他們不僅沒敢要求動用任何公款，而且手頭一無所剩⋯⋯甚至沒有給自己留下暮年抽煙的零錢！

“傻瓜！”具有摩登思想的人興嘆道。

1871年，法國巴黎伏爾泰大道和勒努瓦大道交匯口處公社社員築起的街壘。5月21日，凡爾賽軍屠殺了堅持街壘巷戰的公社社員。（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年，清政府駐法國使團英文翻譯，23歲的張德彝目擊巴黎公社社員的英勇氣概，在日記中稱道那些“叛勇”：“有仰而笑者，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

1871年5月，巴黎公社成員拆除位於巴黎市中心旺多姆廣場上的旺多姆圓柱，圓柱頂部的拿破崙像被推倒在地。公社委員、畫家古斯塔夫·庫貝爾（右九）是這一舉動的堅決支持者。巴黎公社被鎮壓後，旺多姆圓柱和拿破崙雕像被重新豎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巴黎公社的平反

2016年11月29日，法國國民議會依據《憲法》34-1條款通過第907號決議，由議長克洛德·巴赫託洛納簽署“為所有遭鎮壓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平反”。

國民議會這項決議用的是“平反”一詞，明確它不是一次新的“赦免”，亦非出對“犧牲者”的憐憫，而是直面事實，還歷史真相。

早在2011年，巴黎公社協會就要求政府當局為巴黎公社正式公開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會黨和共產黨議員幾度聯合推出為巴黎公社平反的備忘錄提案。眼下，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決議，雖由一批左翼議員出面，據筆者所知，實際上乃是巴黎公社協會累年努力推動的結果。

法國國民議會的決議一經傳出，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人道報》發表奧利維·莫蘭的署名文章，援引左翼陣線議員讓-雅克·岡德里耶在議會辯論的發言，肯定巴黎公社業績，説：“巴黎勞動者奮力結束了剝削與壓迫，在全新的基礎上重組社會”。尤為突出的是，讓-雅克·岡德里耶稱巴黎公社為“法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偉大的事件”，“法國曆史上悲壯的一頁”，提議將巴黎公社史列入學校課程，並確定一個全國性的“巴黎公社紀念日”。

國民議會通過“平反”決議翌日，《世界報》撰文，確認巴黎公社是“為自由而戰”的革命。文章援引了現政府負責處理與議會關係的國務秘書讓-瑪麗·勒甘的論斷，強調為巴黎公社平反能夠“促進對愛國者、起義者的記憶傳承，發揚他們給共和國以啓迪的價值觀”。

《費加羅報》則在評論文章前刊載了拉雪茲神甫公墓裏巴黎公社戰士牆的大幅照片，上邊銘刻：“獻給巴黎公社（1871年5月21-28日）的烈士”。正是在這座夏洛納磚牆前，巴黎公社最後147名戰士高呼“公社萬歲！”的口號，英勇就義。當年11月1日萬聖節，一些掃墓者衝破籠罩劫後巴黎的白色恐怖，往牆腳擺花，使之成為一座天然的公社革命紀念碑。1936年5月28日“人民陣線”普選獲勝時，來此獻花者多達60萬人。

法國巴黎拉雪茲神甫公墓內巴黎公社戰士牆，銘刻：“獻給巴黎公社（1871年5月21—28日）的烈士”

20世紀60年代建立的法國“巴黎公社協會”以捍衞公社的理想、繼承巴黎公社的精神遺產為宗旨。該協會主席克洛德·維拉爾教授説：“從詞源上講，‘民主’就是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1793年憲法明確了這一點，而真正首次將之付諸實踐的，正是巴黎公社。可以説，巴黎公社是有史以來最真誠的民主，在其產生的時代已經提出了我們至今仍面臨的問題，因而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