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德國前副總理、前外交部長約施卡·菲舍爾：默克爾的漫長告別_風聞

作者：約施卡·菲舍爾

（Joseph Martin Fischer）

德國前副總理、前外交部長

德國總理默克爾宣佈，她將辭去基民盟(CDU)領導人一職，並在2021年任期結束後不再尋求連任總理，德國正接近一個轉折時刻。自1949年以來，德國只有8位總理，這意味着默克爾的離開絕不是一個普通事件。此外，德國高層的變動通常伴隨着更廣泛的政治和社會變革。

默克爾的決定並非完全出人意料。2017年9月，默克爾第四次當選德國總統，德國選民不太可能給她第五次連任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厭倦了這位領導者。即使沒有她最近的聲明，人們也可以認為默克爾的任期將是她的最後一個任期。

但德國國內和外交政策地位的持續轉變，比領導層的更迭更為重要。國際分裂正在動搖德國戰後民主的根基。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否定了西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2019年3月29日，英國將脱離歐盟。在東方，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大國。

更廣泛地説，世界經濟重心正迅速從北大西洋轉移到東亞。數字革命、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歐盟內部危機不僅在繼續，而且在加劇，而中東和非洲的長期動盪對歐洲穩定構成了持續的外部風險。

這些和其他事態發展動搖了德國一度穩固的外交政策基礎。多年來，德國的經濟模式和安全戰略都圍繞着與西方的一體化以及德國在歐盟內的角色展開。但今天的挑戰需要新的戰略眼光。下一任德國總理面臨的問題將是：維持現狀還是做出改變？

無論德國走向何方，有一件事已經很清楚:從默克爾到她的繼任者的過渡，將帶來德國政黨體系的一次意義深遠的重組。幾十年來，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結盟)和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一直是政治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兩大保障。

但是，像歐洲主流政黨一樣，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黨現在也處於危機之中。社民黨失去了太多的支持，可能無法生存；儘管基民盟/基社盟仍是德國政壇最強大的一支力量，但它正面臨着深層次的結構性挑戰。

自1949年以來，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姐妹黨”結構，一直讓基民盟作為多數聯盟中最大的政黨集團，能夠穩住總理一職。但在一個擴大的、統一的德國，由七個獨立的政黨在聯邦議院佔有席位，這種安排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效。

在默克爾2005年首次當選總理之前的幾年裏，德國一直由社會民主黨和綠黨(我曾在其中擔任副總理和外交部長)組成的聯合政府治理。在此期間，德國經歷了一次痛苦的調整，因為福利國家符合統一後高失業率和新的經濟地理的現實。與此同時，德國的外交政策必須要考慮到在90年代後南斯拉夫戰爭的背景下這個國家的新角色，以及在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

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失業率居高不下、改革似乎沒完沒了之後，德國人經歷了相當多的“刺激”。默克爾擔任總理是為了結束這一切。冷靜的實用主義成為當時的潮流。

隨着經濟的蓬勃發展，似乎太陽總是燦爛的，天空總是藍色的。盤旋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媽媽默克爾”，是她讓一切事情迴歸正軌。德國選民認為沒有什麼理由不再選她三次。

現在，陽光明媚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新全球秩序的出現，給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不容忽視和拖延的重大戰略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以及歐洲在未來幾年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十年後，我們作為歐洲人將站在哪裏?我們將代表什麼?

默克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並不令人滿意。由於她完美的實用主義，她已經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即使她作出了重大的(實際上是歷史性的)決定，這些決定也是基於狹隘的、短期的政治考慮。

默克爾逐步淘汰德國核電站、暫停強制服兵役以及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回應，都只是戰術上的舉措。唯一的例外發生在2015年，當時她採取了道德立場，為100萬難民打開了德國的大門。

默克爾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將被證明是她最大的錯誤。當時，她反對歐洲採取聯合應對措施，而是主張在國家層面採取措施，僅僅在歐元區各國政府之間進行協調。從那以後，整個歐洲項目就偏離了軌道。

當然，人們會記住默克爾是“和平紅利”的總理，也可能會記住她是戰後(西方)德國政黨體系的最後一任總理。但歐洲持續的危機現在也將成為她的遺產的一部分，並將對她的繼任者構成艱鉅的挑戰。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誰也説不準。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德國是否會與法國一道繼續執行其歐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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