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下的金門：軍事化與現代化的交錯纏結_風聞

歷史和國際政治的邏輯時不時就會把一些原本鮮為人知的地方推上舞台的中央或記憶的神龕中。比如阿拉曼、庫爾斯克或者瓜島。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戰爭史無前例的全球性讓一些遙遠的荒島、人跡罕至的沙漠高山都具有了荒謬的重要性，多少人死在莫名其妙的荒原上，加上現代信息傳播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大家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課”。

冷戰的對峙加劇了這一現象，超級大國的對峙前線誕生了許多“明星”地帶：柏林牆、北緯三十八度線、北緯十七度線、以及本文將要介紹的金門。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所著《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台北：台大出版社，2016年）所欲探究的主題是，冷戰的地緣政治如何將一些歷史上鮮具重要性的地區推上前台，在意識形態對峙的邊緣地帶高度的軍事化社會又如何扭曲了當地的人的生活，以及其對於現代化進程的想象。金門正是絕佳的研究對象。

金門受到關注始於古寧頭戰役國軍出乎意料的勝利，作為國府殘存在大陸海岸邊緣的最重要的據點，金門迅速被納入完全的軍事統治之下，儘管它被認為是“自由中國地區”的象徵。金門的戰地政務委員會是全島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將民政機構納入其下轄分支。會説國語的年輕村民被拔擢為村莊而破壞傳統的權力結構，不過真正的實權掌握在軍方派駐的指導員手中。這些指導員將金門的居民以聯保制度組織起來，迫使他們參與軍事訓練，承擔義務勞動。在九三炮戰和八二三炮戰期間，金門成為全球矚目的冷戰前線和“自由陣營”領袖最喜歡訪問的地區之一。但是對於本地人而言，嚴峻的局勢使得金門原本緩慢的農業生活被高度制度化的軍事時間和高度科層化的人際關係所取代。農民抱怨農活做到一半就不得不參與集合訓練，或者是出海打漁遭到的種種限制，因此，他們也用各種手段逃避，比如村子共同出錢僱傭職業挑夫來承擔村民的義務勞動責任。

最有意思的是軍隊對衞生習慣的推行。和大陸的消滅四害運動類似，金門也因為對傳染病的擔憂而開始滅鼠運動，軍政府要求每個居民和士兵每個月都要交出若干老鼠的尾巴以證明自己的滅鼠成績，這種形式主義的要求很快催生出了作為商品的老鼠尾巴，一根尾巴的價格相當於一包香煙。如果抓到的是母鼠，就會切斷她的尾巴而將其放生，以保證有源源不斷的鼠尾來應對上級的要求。

所以儘管兩岸抱持着似乎鏡像般的意識形態對峙心態，但是從金門的例子來看，作者發現兩岸所採取的是一種類似的動員和規訓手段，大到以無所不在的軍事威脅作為高強度動員和強制政令的合法理由，小到消滅四害和衞生習慣的推廣。或許國府的手段中傳統性的成分更高一些（比如保甲），但兩岸在冷戰時代社會控制模式的區別或許不應被誇大。正如作者指出：軍事化型塑了亞洲理解和追求現代化的方式，公民不服從並不可能被接受，軍事化引發社會變遷，也決定了變遷的形式，迫使一些變遷去約束其它的變遷。

可是軍事化並非始終同軍事威脅直接掛鈎，金門軍事化進程的弔詭之處就在於隨着1970年代中共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小，金門的軍事程度卻越來越高。從越共那學來（當然對外宣傳是從美國友邦那學來的）的“戰鬥村”被運用於金門，每一座民居都必須修建防空洞和搶眼、大規模的地道得到開掘。在文化層面，莒光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成為對中國激進運動的回應。高度軍事化造成了相當深刻的社會變遷，作者在後版本書着重討論了軍事化給金門社會留下的烙印。首先是金門的經濟高度依賴軍事基地帶來的需求。本地人稱之為“阿兵哥生意”，從提供新鮮的蔬菜和肉類，到無所不包的零售和服務業，近十萬的國軍駐軍為金門人帶來了相當的繁榮。可是這種繁榮大量依賴家內勞動中廉價的婦女和兒童勞動力使得經濟發展反而鞏固了父權制度，而依賴軍事基地而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也不可能去推動任何的自由化改革。

金門上的女性也被整合進了軍事需要之中，為了防止大量駐軍可能帶來的針對本地居民的性暴力，軍妓被引入金門。在“軍中樂園”的名義下由軍方經營。當地人説共軍炮火是“單打雙不打”，但是“軍中樂園”是“雙打單不打”。除此之外，民防隊的女兵、生兒育女的婦女都被歸入“為國家奉獻”的語境中而成為某種精神的象徵。最後作者還談到了金門本地的王玉蘭崇拜如何被利用於鞏固社會聯繫。

金門的戒嚴和軍事化直到1992年才逐漸轉變。在逐漸形成的歷史記憶中，作者勾勒出三種敍述，被用於要求補償的有關苦難的記憶、要求政府增加經濟資助的英雄敍事（我們保衞了台灣！）和對於淳樸過去的懷舊。當然這種歷史記憶還沒有定型，金門的社會在去軍事化之後，和台灣一樣還處於新的轉型之路上。當然，以官方的説辭來看，這是憲政的“恢復”（儘管金門之前從未經歷過“憲政”）。那麼整個冷戰時代的金門，就是阿岡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的典型，簡單來説，因為外部的危機，本來應該執行的憲政被暫停而進入一種“例外狀態”（具體來看就是所謂《戡亂動員時期臨時條款》），軍事化往往成為這種“例外狀態”中憲政的替代物，被長期執行，甚至成為常態。這不僅適用於金門，也同樣適用於台灣甚至整個冷戰時代的東亞（比如韓國的軍政府）。這種“例外狀態”用外敵臨近作為整合內部的理由，虛懸公民權而為某種“軍事化烏托邦主義”的發展模式而奮進。但是冷戰的結束使這樣的説辭的合法性逐漸削弱，因此不得不將某些虛懸的權利落實，來達成新的社會共識。

可是這當然加大了“開發獨裁”模式的成本，因此“尚未完成偉大復興”而不得不虛懸的諸多公民權，也可以被看作一種新型的“例外狀態”。而且這種狀態可能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自然，在虔誠的現代化主義者看來這還算可以接受的模式，但是並不代表可以對其帶來的痛苦視而不見。金門模式雖然是一種極端的現象，但確實具有相當的啓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