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美關係的合適標籤是“共進關係”【走出去智庫】_風聞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走出去智庫觀察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12月5日報道稱，加拿大已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這發生在GO峯會兩國元首會晤後，中美經貿關係緩和之際，引發了世人的譁然及擔憂。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美國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兩份重磅級報告近一年來，中美關係成為了當前世界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中美建交近40年，可謂一波三折，從最初“準同盟”性質的關係，逐漸走向正常的國家間關係。如今，中美關係出現新的轉折點已是事實，正進入“新階段”。

如何認識當前“新階段”複雜的中美關係？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基辛格的分析文章，供關注中美關係的讀者參閲。

要點

1、認為中美註定迎頭相撞的觀點是，太平洋兩岸的兩國像兩個相互競爭的集團一樣對待對方。但這對雙方來説都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

2、對“二戰”後重建世界秩序的這代人來説，其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體的概念。

3、共同的區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美國執行對華遏制政策的擔心。

4、亞洲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

正文

**中美關係的恰當標籤應是“共同進化”，而不是“夥伴關係”。**這意味着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係，減少衝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贊同對方的目標，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

**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應該作此嘗試。任何一方都很龐大，不可能任由對方支配。**因此，在戰爭或冷戰式衝突中，雙方都沒有能力確保獲勝。它們需要自問這些在《克勞備忘錄》時期顯然沒有正式提出的問題：衝突將把我們帶向哪裏？當年也許正是由於各方缺乏遠見才把均衡變成一種機械程序，而沒有考慮到萬一稍有不慎，龐大的機器失去控制迎頭相撞會把世界變成什麼樣子。如果把國際體系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導人知道“一戰”結束時世界的模樣，難道他們不會望而卻步嗎？

這樣的共同進化必須處理好三個層面的關係。第一個層面涉及大國正常交往中出現的問題——30年前形成的磋商機制被證明大體能解決這一問題。通過磋商，雙方都很專業地維護了共同利益，如貿易關係和具體問題的外交合作。當危機出現時，一般都通過討論來解決。

**第二個層面是嘗試把對常態性危機的討論提升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緊張狀態背後的原因。**在東北亞整體概念中處理朝鮮問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談判各方無能為力，朝鮮得以保持核能力，那麼事態就到了危急關頭，整個東北亞和中東地區的核武器擴散將成為可能。在共同認可的東北亞和平秩序之下，繼續採取措施處理朝鮮核擴散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為重要的遠見卓識是把世界推向第三個層面，一戰浩劫前各國領導人從未達到的層面。

認為中美註定迎頭相撞的觀點是，太平洋兩岸的兩國像兩個相互競爭的集團一樣對待對方。但這對雙方來説都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

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戰略緊張的一個方面是中國人擔心美國企圖遏制中國；同樣，美國人擔心中國試圖把美國趕出亞洲。太平洋共同體概念能夠緩解雙方的擔心。美國、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屬於這個地區，都參與這個地區的和平發展，這將使美國和**中國成為共同事業的組成部分。共同目標以及對共同目標的闡釋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戰略焦慮。**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其他主要國家因而也將能夠參與這一體系的建設。這將被視為一個各國聯合的體系，而不是一個劃分為“中國”集團與“美國”集團的兩極體系。只有有關國家的領導人高度重視，尤其是堅信這一體系，努力構建這一體系才有意義。

**對“二戰”後重建世界秩序的這代人來説，其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體的概念。**能否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説至少緩和美中兩國之間可能會出現的緊張態勢？這就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美國在亞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許多亞洲國家也需要美國。與此相呼應的是，中國也同樣渴望在全球發揮作用。

共同的區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美國執行對華遏制政策的擔心。瞭解人們所説的“遏制”是什麼意思，這一點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羅斯等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與中國接壤或相鄰，它們所代表的現實不是美國政策造成的。中國有史以來一直與它們相處。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拒絕遏制中國的主張，就是拒絕由美國在反華基礎上牽頭建立一個戰略集團。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美彼此之間以及和其他參加國將擁有建設性關係，而不是敵對集團的成員。

**亞洲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中國行為的依據是其獨特性，它通過文化滲透而非傳教狂熱來擴大影響。

對這兩個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義的社會來説，合作之路必定複雜。一時的感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仍能持續的行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兩邊的領導人有義務建立共同協商、相互尊重的傳統，這樣對他們的繼任者來説，共同建設世界秩序將成為並行不悖的國家抱負。

**當中美兩國40年前第一次恢復關係時，當時領導人的最大貢獻是願意超越眼前的問題而放眼未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因為長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們之間沒有短期的日常問題。這使一代人之前的領導人能夠不懼壓力、謀劃未來，為一個當時難以想象但沒有中美合作便無法實現的世界打下基礎。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自從半個世紀前攻讀研究生時，就研究國際秩序的建構和運作。基於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對於雙方最有善意、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説，文化、歷史和戰略認知上的差異也將形成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複過去，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於勇於擔當，而不是聽天由命。

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其著作《論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這個世界：或者由於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他擇。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的十字路口。

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我就宣佈我秘密訪華的公報達成一致時曾説：“這將震撼世界。”40年後，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來源：摘自《論中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