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貿易戰期間——日立竊取IBM核心技術案揭秘_風聞

　　1982年6月23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播放了一段錄像，畫面中，FBI警員押解着雙手被銬在背後的6名日本人。美國當局稱，這6人是日本日立製作所和三菱電機的僱員，他們因“非法獲取IBM的基本軟件和硬件的最新技術情報，並偷運至美國境外”而被逮捕。

　　諜影重重

　　日本間諜竊取IBM核心技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日兩國幾家大公司圍繞PC機的研發，展開了激烈競爭。電腦工業起步較晚的日本雖然發展迅速，但軟件方面技術水平同美國相比仍有5年時間的差距。為了壟斷世界市場，雄心勃勃的日本電子商團一面集巨資研製新一代電腦，一面派遣大批工業間諜到美國“硅谷”偷竊技術秘密。而IBM公司為了重新佔領市場，開發出了最新一代電腦——308X系列，並將這項技術列為公司的最高機密。不料就在此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1981年6月的一天，日立公司在“硅谷”的代理商——原籍伊朗的巴里·費薩，竟神不知鬼不覺地拿到了IBM公司308X系列27卷絕密設計資料中的10卷，隨後他把這10卷資料的複印件交給了日立公司高級工程師林賢治，並獲得了一大筆報酬。得到這些價值連城的絕密資料後，喜出望外的林賢治又急切地想得到剩餘的17卷資料，從而掌握308X系列的全部核心秘密。於是，他與本公司的一名合作伙伴馬克斯韋爾·佩利取得聯繫，希望後者能夠協助他弄到那批資料。

　　無間道

　　FBI安插雙面間諜欲“釣魚”

　　然而，林賢治的如意算盤徹底打錯了。原來，“柏林電腦公司技術諮詢公司”董事長佩利儘管與日立公司有業務上的往來，但他卻曾在IBM公司工作過21年，還當過該公司先進電腦系統實驗室主任。接到林賢治的信後，大吃一驚的佩利考慮到自身的利害關係，趕緊把此事告訴了他的好友、時任IBM公司負責工程技術的總經理伊文思，並警告他説，“日本人想摘取你們王冠上的鑽石”。

　　接到佩利提供的情報後，IBM迅速派負責安全的查德·卡拉漢會見了佩利。卡拉漢在送給佩利一大筆錢作為酬謝的同時，又請求他繼續與IBM合作。卡拉漢曾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特工。經過卡拉漢的一番説服，針對日本人的一個圈套被設計出來，佩利則同意為IBM公司充當雙面間諜。

　　在安排好一切後，1981年10月，佩利在卡拉漢的授意下飛往日本，在東京帝國飯店同林賢治會面。林賢治對佩利百般討好，懇請他幫忙，並許以重酬。而佩利則不動聲色地確認了那10卷資料，隨口答應幫林賢治搞到剩餘的17卷資料。雖然掌握了這些證據，IBM卻不打算收手，還想釣更大的“魚”，於是找到了美國司法部。IBM和FBI是老朋友了，雙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關係，IBM為後者的特工人員提供職業掩護，培訓電子技術。IBM每年在安全上的花費高達5000萬美元。在那個時期，美國正對防不勝防的日本經濟間諜憂心忡忡。1981年1月，壓力之下的里根政府決定對IBM等美國廠商實行“司法援助”。有着強烈危機感的IBM選擇同FBI合作，FBI則專門在硅谷開設有一個為其反間諜活動提供掩護的“格蘭馬爾諮詢公司”，用於調查電子產品“灰市”。

　　暗戰

　　日本間諜落入陷阱束手就擒

　　1981年11月，林賢治奉日立公司指派來到美國。在佩利的牽線搭橋下，他認識了“格蘭馬爾諮詢公司”總裁哈里遜。有一天，當林賢治表示想聘用IBM公司即將退休的高級經理時，哈里遜乘機推薦了卡拉漢。此後，哈里遜和卡拉漢同林賢治頻頻接觸，並很快成了“好朋友”，幾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當感覺時機成熟後，林賢治便向兩位美國“朋友”攤牌，請求他們設法提供IBM公司最新產品的情報和資料，並許以重金。眼看自己的計謀成功，老謀深算的哈里遜又一再故弄玄虛，在酬金問題上漫天要價，直到林賢治答應給52.5萬美元時才答應成交。

　　林賢治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的一言一行都在美國人掌握之中。為了取得足夠的證據，FBI對林賢治和哈里遜的每次接頭和談話都進行了錄音監控。1982年6月22日，林賢治興沖沖地帶着電腦軟件專家大西勇夫，趕到“格蘭馬爾諮詢公司”取貨。不料，幾個陌生的彪形大漢突然闖了進來，兩人還沒反應過來，雙手就被緊緊銬住。就在同一天，日本三菱公司的工程師木村也糊里糊塗地落入了FBI的圈套，當他帶着竊取的IBM公司一份高級技術資料準備回國時，在舊金山國際機場束手就擒。

　　這起經濟間諜事件曝光後，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被稱為“20世紀最大的產業間諜事件”。針對日本公司的竊密行為，美國輿論驚呼，日本工業間諜對美國“硅谷”的衝擊不亞於40年前對珍珠港的偷襲，因此稱之為“新珍珠港事件”。

　　日本崛起

　　使美國深感危機

　　“如何對抗在半導體、計算機等電子產業已成為強大競爭對手的日本，是當時美國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課題。”在談到事件的背景時，日本著名IT評論家竹田義則説道。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政府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扶植下，以“電子立國”為國策的官、產、學一體化，使日本電子計算機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通過與生產IBM兼容機的最大製造商Amdahl(於1997年被富士通公司收購)的合作，掌握了IBM核心技術的富士通公司，1979年度的銷售額首次打敗日本IBM，一舉躍居日本市場的首位。

　　對於從1968年以來一直苦於被《壟斷禁止法》扼住咽喉的產業“巨人”IBM而言，日本計算機廠商的奮力趕超讓其深感壓力。面對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發競爭中敗北、世界市場的70%被日本瓜分的嚴峻現實，美國政府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在以標榜“強大的美國”而登場的里根政權任內，1981年1月，美司法部撤回《壟斷禁止法》的相關訴訟，對IBM等美國廠商實行“司法援助”，旨在“官民並舉，驅除東洋”。在這種全美同仇敵愾的情勢下發生的“IBM商業間諜案”，其“政府背景”的存在不言而喻。

　　知識產權

　　信息時代的遊戲規則

　　這場轟轟烈烈的“20世紀最大的商業間諜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平和地結束了。1983年2月，日立公司總部和兩名當事僱員在承認有罪的前提下，與原告方達成和解；三菱公司也在同年10月，以公司總部無罪、兩名當事僱員有罪的條件取得和解。從此，IBM的OS操作系統的著作權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得到了全面的承認。

　　結果，不但日立製作所和三菱電機分別與IBM締結了技術使用費的支付合同，就連在此事件中一向被外界認為是“清白無辜”的富士通公司也在承認IBM著作權的秘密協議上籤了字。僅1983年度，日立公司就向IBM支付了約100億日元的技術使用費，富士通公司的支付額也高達21億日元。至此，世界電子計算機產業的“日本軍團”歸入IBM麾下，曠日持久的“計算機戰爭”以美國IBM的全勝而落下了帷幕。

　　“IBM商業間諜案”，客觀上昭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時代的開端。“事件發生時，很多日本人的第一反應是‘軟件著作權是什麼東西’？事實上，那時，就世界範圍而言，有關計算機軟件的法律體系尚未確立。正是以此事件為契機，遊戲規則得以確立，我們才從真正的意義上迎來了信息化社會；也正是在這個關於信息社會的遊戲規則之上，日美的技術競爭直到現在還仍然持續着。”竹田義則總結道。

　　（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