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思辨缺位的台灣，反智主義是如何流行的？_風聞

價值思辨的缺位與社會的困境

韓國瑜當選以後，我們看台灣的局面，也是充滿諷刺意味的。

如英國公投脱歐以後人們才去查Brexit，也正是在台灣的“韓流”盛行以後，大家才去看看什麼叫做九二共識。轉引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張鐵志的研究報道，超過一半的台灣民眾對九二共識的理解是錯誤的，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九二共識是“一邊一國”。這與九二共識的真正內容，相差甚遠。真正的“九二共識”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其核心意涵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箇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這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

這種常識的缺位讓我們覺得可笑，而可笑的背後，是智識消亡與思辨缺位的悲哀。

宏觀來看，民進黨的執政不理想導致民怨，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所謂的“韓流”背後，究竟到底也不過是一場反智情緒的勝利，而不是一個理性的、關於政治的、基於民生的、深思熟慮的結果。在“高雄發大財”的口號背後，是“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的吶喊。但無論宣傳和包裝如何，在這種狂熱的背後，本質上是一種聰明的技巧，而非有智識的觀點。這是一種政治的營銷和包裝，而非一種有見地的政策。

因為退一萬步來看，無論如何冷靜地説，任何的政策選擇也都是政治。

而所謂的經濟政策，無論其具體形勢如何，它們都是政治選擇的一種。

有評論認為，台灣的反智主義傳統來自於戰後國民黨的威權發展主義。他們以經濟勝利為第一指標，打壓政治異議與自由思想、控制教育和媒體傳播，集中所有力量，全力推動經濟發展。工程師和技術官僚固然促進了經濟成長，但讓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成為這個社會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機巧成為了最主流的認識形態，“聰明”遠比“智識”更被社會與家庭重視。

民主化進程開始以後，商業主義依然是社會主流，“錢”依然是這個區域向“前”發展的方向。經濟衝鋒一直到現在，都是政治領域裏簡單而不變的戰術。民進黨雖然比國民黨在環境、勞工、性別議題等更“進步”一些，但是隻關心利益得失，又能"進步"到哪裏?但以這次台灣縣的市長選舉來説，選綠”和“選藍”在城市發展的願景上已經沒有根本上的差別了，唯一不能的只有候選人的個人形象。這樣的民主，又有何價值？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崛起，更是把原來台灣政治論述中重視的務實主義與解決問題的技術凸顯為一種治理的意識形態。實務問題是解決了，但是價值和道德的問題呢？

選擇比聰明更加重要

什麼是聰明？

“聰明”是要達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標時所需要的能力，它可以讓人們掌握、安排與調整事務。簡單來説，聰明是讓人最能夠獲得利益的能力。

而智識不一樣。“智識”強調的是“批判、創造與思索的能力”，是更廣博地理解和反思世界的能力，是內在的，內向的，基於理性和道德的。

快速反應，去獲取利益，這是一種聰明，是一種能力，而能夠深入地思考，冷靜地選擇，這個才是有智識的行為。

智慧比聰明可貴，選擇比努力更加重要。

對“聰明”的鼓吹和對“智識”的貶抑，呼應的是一個社會對實用性和功利性的強烈執迷，將金錢極其商業價值視為至高標準，簡而言之就是“拼經濟”。但是這是不是偏離了政治的宗旨呢？是不是讓政治治理與真正的百姓民生極大的割裂呢？

這次台灣的公投結果和部分選舉結果，不得不引起我們關於台灣在智識缺位方面的反思。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更加註意反思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