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綏銘 | 在中國發現性革命：一個“自娛自樂”的社會學家自述_風聞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闢“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啓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徵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潘綏銘教授對性社會學研究經歷的講述。

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個高級幹部的家庭，但是9歲時父親就倒黴而且被髮配了，直到我30歲才平反離休。所以我並非高幹子弟，那個圈子也絕不認我。15歲到35歲，我平均3年左右就換一個居住地，所以只能説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當過紅衞兵、農場工人、大集體鍍鋅工、工農兵中專生和機關小職員，所以哪個階層也不像，私下裏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於“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對什麼叫“無性文化”頗有些感受。下鄉等於白下，並沒有真正瞭解農民，也沒有增加任何異性交往的知識和經驗，只是記住了一些東北和內蒙農村的口頭性文學。有一次聽一個不太老的老頭唱“十八摸”，大概學生氣的反應太明顯了，老頭似乎自言自語地説：過去的人太窮了，娶不起媳婦，只好這麼唱唱，快活快活嘴。後來我覺得，這才是我的性學第一課。

1975年以後有幸接觸了“社會棄民”，知道不少當時兩塊錢一次的賣淫和解放後始終沒斷過的工礦區“買雞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現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復燃”或“貪圖享受”這一類關於性服務“小姐”的人造神話。而且，當時沒人聽説過“西方性解放”。

這種經歷在那一代人裏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覺得生活經歷跟日後研究性學，實在沒有太大的關係。壓抑只能產生躁動和盲動，追求知識只能由知識來啓動。

1981年，我在女兒8個月時，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東北師大歷史系的研究生並最終獲得碩士學位。研究什麼？世界中世紀史。為什麼？因為我在自學歷史時（那時還挺時髦），覺得只有這一段最糊塗。上研究生是一種資格，看書和拜師的資格。導師不經意的一句話一直是我的座右銘：“一個人一輩子能幹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該抓緊幹，至少把我佔據的這點時空染上自己的頗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該期望過高，捱罵或無成果是必然的。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開始接觸到性研究。學世界古代史要從原始時期學起，東北師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紮進書庫，馬上就迎頭碰上許多記載原始性風俗與性文化的英文書。第一本看的是什麼已記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書是德國人類學家弗林格爾1921年寫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爾在性學史上沒有多大地位，在人類學史上的作用，我也還沒有考證過。但當年把我“震住”的，並不是他的議論，而是他所記載的、我這個中國已婚男人別説知道，就是做夢也夢不出來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類性行為。例如，直到寫此文之時，我也不能不對爪哇男子在自己陰莖上穿6個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社會地位感到強烈的好奇；不能不驚訝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親，居然會用嘴含着青春期兒子的陰莖，以使他平靜下來；不能不想象南美母親在成年破身儀式上掏出並吃掉女兒的處女膜時，該是怎樣一種情景。

當年的震驚，現在很難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詞，甚至有好多次增刪一個字母再查查字典，因為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錯了或者書上印錯了。再早下鄉的時候，有一個男知青姓焦。別人常故意問他：你貴姓？他總是回答：姓焦。別人就偷笑。直到後來全連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時，我才明白，原來是“性交”！（現在想起來，還為焦某扎心疼。）這就是那時我的性知識基礎，怎麼經得起上述“性描寫”的狂轟濫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寫第一本書時用過和沒用過的資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張，全都是讀研究生時抄錄下來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見我兜裏裝滿卡片的筆記本塑料皮兒，以為是錢，連試4次終於偷走。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對別人進行“性教育”吧，但願他看不懂。

後來又查到一套30卷的《東方聖書》。除了神奇的印度經典（例如《卡馬經》，又譯做《愛經》，我就是在這套書中第一次讀到），我發現居然還有中國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規。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房中術”的皮毛。但當時既不瞭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還有房中術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難返譯成準確的中文原文，因此當時並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學牛津，寄回來國外博物館裏保存的一些中文古代文獻的複印件，我才開始真正瞭解房中術和中國古代性文化。説來有趣，當時海關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討論一下進口郵檢中如何掌握尺度。剛談兩次，表兄的郵件便被檢查出來了。科長哈哈一笑，予以放行。但此後再不為例，還打電話來解釋：即使寄給你，也不行。當然，在那時候，換了我也會這樣做的。

畢業後，一切似乎都順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學號召青年教師開設新課，我就報了一門《外國性觀念發展史》。沒想到領導專門在大會上予以表揚。於是就開講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課，罵我“臉皮厚”（首屆學生語），也得聽。此後，副業和隱業變成了正業和顯業，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學期外，一直講到今天，不過已經擴展為研究生課程《對於性的社會學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幹部進修班，聽過我的課的人已經超過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經驗，又是授課法總結，在講一個學期（54個課時）的課時，我總是在第一堂課就狂轟濫炸，把人類性行為的一切細節通通倒出來，否則，聽課的人一週受一次刺激，就根本無法聽其中的學術了。這叫強制脱敏。剛開學時，就連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時，即使純情女生也能討論《金瓶梅》中的性細節了，而且臉不變色心不大跳。當然，如果是一次講座，就要把性細節放到最後，可憐天下害羞心嘛！

還有什麼故事？基本沒了。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洋的）關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難。但其實沒那麼多，更沒那麼嚴重。原先的頂頭上司勸過停課，老一輩先生髮過火，相當高的頭頭下令調查過我的情況，公安和保安審查過我的身份，但是，一來我解釋清楚後就再沒有什麼，二來都是他們的職務使然，三來這些對我並沒有構成壓力，更形不成阻力，説它幹嘛？倒是近年來“性學熱”後，有位記者問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因為新學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説：現在這麼想還差不多，你太年輕，不明白我的那個根本無從選擇的時代。

最大的苦惱是學術進展上的。是不是這塊料的疑問會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

走向“性社會學”

大約從1990年代開始，尤其是開始運用社會調查與統計分析之後，我日益意識到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性的革命。在參考了歐洲1920年代和美國1960年代的性革命的文獻之後，我逐步明確了自己的想法，把中國的性革命總結為：生殖革命（獨生子女政策的嚴厲推行）、性表現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開化）、性關係的革命（各種非主流現象）、性行為的革命（性生活豐富化）與社會性別的革命（性別多元化）。

從2000年到2010年，在連續主持三次全國隨機抽樣的性調查之後，我覺得中國人的性已經出現了質變，所以沿用了英文中的Sexualize（ation），把它作為中國性革命的後續發展。我給出的定義是：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地被與性聯繫起來，日益成為一種很少遭到反對的社會時尚。

這樣的總結，其實沒有多少可以引經據典的學術依據，主要來自我個人對於中國社會的體驗與感悟。“文革”結束的時候，我已經30歲了，整個青少年時期完全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30年來性的變化之劇烈。它已經超出了我年輕時候的任何夢想。我當然歡迎這個劇變，因此把它命名為性革命。但是到了21世紀，我越來越多地看到了一些我不那麼喜歡的變化，也在調查中知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困惑或者反感。這促使我使用“性化”的概念而且認定：性的精神禁慾主義已然逝去，性的時尚則是現在這一代年輕人的主要敵人。

1986年我就開始做性方面的社會調查，因為我覺得，研究性的歷史最終還是為了解釋性的現在，還不如直接去了解現狀。另外，我那時已經看了許許多多關於性的抽象思辨和議論，不免產生疑問：這些議論的依據何在？與其我們互相瞎吵一頓，還不如首先調查一下人們在實際生活中究竟在幹些什麼。

第一次調查603人，都是聽過我講性社會學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學員和幹部專修班的學員。那時我對計算機和統計學一竅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來，後來他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1991年時最終能夠獨立處理和分析調查數據。第二次是1989年初，譚深帶領我和史希來、周孝正去上海，隨機抽樣調查了參觀《人體油畫大展》的19萬上海觀眾。以後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對27城市1279人的調查，對北京市區977人的調查、對全北京所有大學生的抽樣調查、對165名男同性戀者的調查、運用《金西報告》中的問卷對中國讀者的調查、對南方3城市非婚性行為的調查。

觀察也是一種調查。從1985年到1989年，每個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園裏，測定當眾公開親呢的異性伴侶的親密程度和他們當時所處的場景，最後總結為一個數量化的親暱行為與場景的相互關係模式。這個報告在國外發表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但是調查來調查去，我逐漸發現，目前中國的性學研究雖然也很缺乏調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論，尤其是提不出較好的假設，甚至根本説不清自己想調查什麼。例如我的第一次調查，現在看來幼稚之極，把性知識水平、性觀念取向，性行為實況全都混在一起來調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們之間可能有什麼關係。結果只能算出來一些簡單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過色情錄像，有多少人用過後面進入的性交姿勢。但要命的是，這些百分比並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而且根本無法解釋人們為什麼會這樣做。

後來好多了，調查越設計越合理與精細，許多重要的相關關係被發現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測出來了。但是在基本理論上還是進展甚微，還是無法提出好的假設。逼來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轉回去，重新思考那些當年非常誘惑我的“大問題”。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論模式。

自從1998年去調查紅燈區以來，我對問卷調查的崇拜出現了巨大的疑問。尤其是2000、2006

和2010年主持了全國隨機抽樣的性調查之後，在不斷清理數據與統計分析的過程中，我根本無法把那一個個的數字，還原為我在調查現場所見到的一個個活生生的中國人。由於我從一開始就是“一條龍工作”（從問卷設計到現場調查到統計分析到文章寫作），所以更加感受到問卷調查不但存在嚴重的真實性的問題，而且根本就是在剪裁生活，根本就是無奈之舉而絕對不是最佳選擇。再加上1998年以來，我在多次研究性產業的實踐中開始使用與論説“社區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更加關注社會學調查方法的學術探索。

在1997年裏，我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鎮、中南腹地某工業城市旁邊的開發區和湘黔交界處的某個私人云集開採的小金礦。在《存在與荒謬》中，對於珠江三角洲B鎮的考察報告，篇幅最多。

在接下來的1998年裏，我決定放棄那個開發區和小金礦，集中力量研究珠江三角洲的B鎮。這是因為，在其他那兩個社區裏，“性服務”的形式比較單一，在發展階段上也比較落後，而B鎮的“性產業”則層次更多，社區的聚合程度更高，而且已經發展到市場經濟的自由僱傭制度了。

1998年2月13日到3月5日、7月11日到29日、12月25日到30日，我三次到B鎮和它所屬的S區，進行了總計46天的社區考察。

（一）什麼叫“社區考察”

從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説，所謂社區考察應該具有這樣一些特徵和規範：所研究的社區，應該具有足以説明問題的、明確的時空，既包括確定不變的地理範圍，也包括足夠長的一個時間段。因此，蜻蜓點水式的多地巡遊，顯然不能算作社區考察。所針對的社區，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而不僅僅是一個行政管轄區或者簡單聚合的一羣人。從具體方法上來説，所謂社區考察應該是儘可能多地運用各種研究方法，研究的側面和層次也應該儘可能地多。

一般來説，社區考察僅僅適用於典型調查或者時點調查，無法代表任何一個相當大的總體。同時，從基本性質上來説，它也主要是定性描述，無法進行統計分析。因此，社區考察既不是至高無上，也不是百病包治。但是，由於在方法論上，它處於個案訪談與隨機抽樣調查之間的位置上，因此它也具有一些無可替代的優越性：

首先，社區考察更容易瞭解到某個人類集羣所處的自然環境、歷史背景、人文傳統和心理氛圍。因此，在解釋人類行為或者社會現象時，可以比個案調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環境感；可以比問卷調查獲得更多的相關因素、參考情況和縱深資料。尤其是，如果我們並不那麼追求個人故事的生動與量化數據的精確，那麼社區考察反而可以在確定的時空內，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總體，更深刻地揭示其內外縱橫關係與機制，更貼切地理解人類行為與社會現象的眾多影響因素。

其次，在同一個社區考察之內，可以把定量調查與定性調查、個案與問卷、觀察與訪談、歷史資料與現實資料等等更好地結合起來，形成更為綜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對具體方法之間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第三，在社區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獲得對於該社區的整個生活的直接體驗、感受和理解；更容易發現那些無法量化和統計的、無法在個案中表現出來的、甚至根本無法言傳、無法觀察的活生生的資料。也許，這就是社區考察最大的優點。

（二）社區考察的內容

筆者在社區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調查與觀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定時定點的監測（“蹲坑”）

挨門挨户的粗淺訪查（“問價”）

直接住在某場所裏進行的摸底調查（“入住考察”）

從經營角度訪談老闆（“取經”）

以“閒人”的身份訪談“小姐”（聊天）

模仿嫖友訪談嫖客（“同行交流”）

在社區考察的過程中，筆者主要從事了4方面的工作：

（1）收集官方資料

筆者從各個政府部門和管理機構，收集了該鎮和各個管理區（相當於內地的村）的基本統計資料，尤其是與性產業密切相關的那些統計資料。此外，筆者還訪談了一些官方人員。

還採用了定時定點的監測統計的方法。筆者運用現場觀察的方法，對性產業的多種場所，進行了定點的時段觀察記錄以及時點觀察記錄，然後加以統計處理，以便推算性產業的實際規模，發現其活動特點，確認其活動規律。筆者觀察的重點是“小姐”的情況和她們可見的活動。

（2）個案訪談

筆者對許多性產業的當事人和直接相關人員，進行了非量化的個案訪談，對其中的重點人物，還進行了追蹤訪談、客觀觀察和蒐集旁證。

顯然，這樣的個案訪談與目前所發表的大多數個案研究有所不同。筆者的研究重點並不是當事人的個人歷史或者從事這個職業的個人原因，也從來不想僅僅靠這些個案來推斷性產業得以產生與發展的原因。筆者只是試圖是通過這些當事人，這些直接就業者和親身體驗者，從內部來了解和分析整個性產業的狀況。這樣一個研究角度，是這次社區考察中的個案訪談的靈魂與最重要價值所在。

（3）訪談調查

筆者對當地居民（包括流動人口）中的各個不同階層分別進行了訪談調查。訪談的主要內容是：

①瞭解整個社區的綜合情況，從局外人的角度上，瞭解當地性產業的發展史和現狀；瞭解當地一般公眾，尤其是婦女，對於性產業的認識、評價和可能做出的選擇；瞭解性產業與整個社區之間存在着何種關係與相互作用；

②社區內的分層。筆者的基本假設是：在一個社區裏，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動人口）都可以根據他們與性產業的關係，劃分成5個階層：性產業的直接從業者；客觀上從性產業的存在中獲得好處的人；與性產業毫無瓜葛的一般公眾；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產業損害的非直接從業者；作為集體和制度的各種官方人員（當他們作為個體存在時，則可以歸入前4個階層）。不同的階層在看待和評價性產業的時候，由於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擁有不同的價值觀和參照系。

（4）考察側重點

首先，考察不同階層對性產業的不同態度，分析他們各自的態度對性產業發揮了何種作用。其次，分析不同階層的不同態度之間，存在着哪些差異、矛盾甚至衝突，以便深入理解整個社區在性產業這個問題上，究竟是如何構成以及運行的。第三，針對同一個問題或者同一個現象，對照比較和互相檢驗不同階層的不同説法，以便儘可能地獲得整體的認知。

尤其是，在5個階層中，第一個（性產業的直接從業者）所描述的性產業的情況，與第五個（集體的官方人員）所描述的，簡直有天壤之別。因此，筆者極其重視對於一般公眾的訪談調查。這是因為，在5個階層中，一般公眾這樣一個羣體處於中間的位置之上。訪談他們所獲得的資料，可以用來核實與檢驗那些從社區管理機構獲得的各種統計資料；同時也就對性產業參與者的主訴中的有關方面，進行了測謊。

從事後的系統分析結果來看，上述對於研究對象和考察方法的設計，保證了研究者能夠獲得足夠的、全面的、更加真實的資料，證明這些設計是成功的。

在同時進行全國問卷調查與性產業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在黃盈盈博士的合作下，我終於在2007年發表了《“主體建構”：性社會學研究視角的革命及本土發展空間》一文。這種“性的主體建構視角”可以初步表述為如下兩個方面：

（1）建構的視角反對把“性”視為“天然的靜態存在”，強調對於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和解構，尤其重視社會、文化、政治、歷史等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它至少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建構的基礎、動機和意義；第二層次，建構的過程和方向；第三層次，建構的機制及其所藴含的權力關係。“主體”的視角反對研究的客觀化，主張從“主體”出發。它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強調被研究個體的“主體性”和體驗性；其次，在自己的文化中，側重的是個體之間的互為主體的機制；第三，在多文化中，我們所處的文化就是一個主體。

（2）“主體建構”視角可以説是這兩個方面、三個層次的融合所形成的更大的總體。儘管這一學派其實很反對把自己“定義化”，但是還是可以把主體建構視角集中表述為：把現象作為主體自己建構的結果（而不是天然存在的或者僅僅環境決定的），以主體的感受和體驗（而不是研究者的認知）為基礎，更加側重去研究主體自己的建構過程（而不僅僅是建構結果及其作用）的諸方面。

在進行20年的問卷調查與10年的定性研究之後，2006年上級強加給我一個“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重大課題，使我獲得了一個“計劃外”的機會，到現在終於出版了專著《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昇華》。

我以為，除了性社會學之外，這可能是我足以留給學生們的最佳遺產了。

現場調查中的倫理衝突

我剛開始考察紅燈區的時候，首初遇到的道德問題是自己的操守。但是後來考察多了才明白，最大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一個根本道義上的問題：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那些“小姐”和“媽咪”呢？

這裏面又有3個層次：

第一，我究竟應該不應該去研究她們，這本身就是一個道義問題。

在西方激進女權主義者中，有些人認為，任何對妓女的研究，只能是利用她們為自己牟利，因此只能給她們帶來損害。如果真的是關心她們，就請收起憐憫和託辭，去幫她們建立一個工會。我不能否認，像我這樣大談性產業和紅燈區的情況，有可能使得“小姐”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所需要和所期盼的，其實只是像小草那樣不顯山不露水地生存下去。在不能“非罪化”的時候，過度的關注就可能像過度的鎮壓一樣，危害到她們的現實生活的質量。

可是，我是凡人。雖然我並不認為研究“小姐”就一定會損害她們，但是我也不想天花亂墜地打扮自己，因為這個紅燈區裏的某位老闆一語道破：“你是教授，總要找些事情做嘛。”（因此，他並不害怕我摸他的底）。不過，我仍然承擔着道義上的責任。因此我只能遵守中國人的兩條古訓：在精神上堅持“將心比心”；在行動上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我跟“小姐”是生而平等的。

首先，我匿掉任何具體的地名和人名，而且像在性諮詢當中一樣，努力去真的忘記所有人的真名實姓，因為這才是最可靠的保密。我希望，這樣可以減少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小姐”可能造成的傷害。其次，我努力“學術化”，寄希望於大多數各級決策者都不會看我的書，看了也會無動於衷，惹惱了也只來處罰我一個人。這樣，也許可以在整體上避免危害“小姐”們。

當然，這是遠遠不夠的。這仍然會使我居高臨下。還是嚴月蓮女士説得更加透徹：怎樣才能真正平等地對待“小姐”呢？只有4個字，就是“自甘墮落”，就是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裏裏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否則，請離“小姐”遠一點，讓她們過自己的生活吧。

第二，我能不能為了研究的需要，就去挖掘對方所不願意暴露的隱私呢？

例如：萍姐（“媽咪”）已經回家鄉結婚了。這是研究“小姐”“轉業”和“退役”的罕見好機會。可是，我還能再追去找她聊天嗎？甚至，如果我再遇到她，還能表示我們曾相識嗎？顯然是不能，哪怕我的記錄極不完整也罷。再如，我曾經偶然遇到過一位現在已經被包做二奶的前“小姐”。這是研究“小姐”的“業內上升”的絕好個案。可是，既然她並沒有主動跟我打招呼，那麼我就只能視而不見，擦肩而過。我堅信，任何社會調查都不能搞“逼供、誘供”，哪怕是使用最最温柔的手段，也不行。尊重對方的“隱私屏障”，就是尊重對方的整個人格，也就是尊重調查者自己。

第三，我應該從什麼角度上去幫助她們呢？

在西方，從19世紀起，就一直有許多善良的人們試圖“拯救”妓女，哪怕僅僅拯救她們的靈魂也好（勸她們入教）。現在，中國的許多機構也在大張旗鼓地拯救“失足婦女”，甚至關押她們的地方的名字，也與關押嫖客的地方不一樣，不叫“勞教所”，更不叫“監獄”，而是叫做“婦女收容教育所”。但是，人們的這一切良苦用心，其實都是建立在同一個前提之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如若不然，那就必須“抗拒從嚴”。馬玉珍，一個北京的“媽咪”，不就在春天即將來到1999年的時候被槍斃了嗎？也許我應該虔誠地相信：她的罪惡已經等於真的殺人了，已經大於那些貪污受賄上千萬元和鯨吞公款近兩億元的人了。

可惜，我所見到過的所有“小姐”和“媽咪”，雖然都表示自己願意退出性產業（轉業或者退役），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有什麼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沒有一個認為自己現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什麼拯救或者“收容教育”。她們認為那僅僅是“被抓”，是“勞改”，是自己從事這個職業所不得不面臨的諸多災難之一。結果，按照通行的説法，她們也就自絕於所有那些準備教育她們的機構，自絕於主流文化。可是，她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最底層、最弱小、最無望的人。她們確實需要幫助，需要一些對她們自己有用的具體幫助。

這樣一來，我就很難辦了。雖然我可以不去拯救（抓）她們，因為我沒有領那份工資，也沒有人給我授權。但是我是一個人，理應奉獻愛心。可是我仍然沒有做多少。因為我的活思想剛剛冒頭，一位老闆就藉着議論一個嫖客的機會，洞若觀火般地説：“你給多少錢都沒有用，都給（她們的）雞頭拿去了。”當然，原因也不是這樣簡單。我從小就知道“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我還看過不下六次電影《大浪淘沙》。在那裏面，主人公想給一個乞丐一些錢。一位地下黨員教導他説：天下的乞丐那麼多，你一個人能管得過來嗎？只有推翻萬惡的舊社會，所有人才能都幸福（大意）。於是主人公就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也就是説，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者們，成功地使用了“為了整體的長遠利益”這樣一個信仰，使得他們最初發源於深切人道同情的個人義舉，成為偉大的事業，並且最終成功。筆者屬於“老三屆”，就這個問題而言，在我的人文精神儲備中，這是唯一可供選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理論。所以，35年之後，我在S區面對乞丐般窮困的“小姐”時，這就成了我不施捨的理由。不過，最近15年來，我又總是被教導應該“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所以我也總是在懷疑：我的上述理由是不是怯懦和逃避？是不是“先當救世主，再做人上人”？這搞得我着實困惑了好多天。

最終，我所能找到的存身夾縫是：儘可能多地給她們講一些預防性病的知識、給幾個人一些不要吸毒的忠告、幫幾個人辦一些與她們的業務無關的事情、資助一個人回家。此外，我也許是老糊塗了，所以還儘可能多地陪她們呆坐、打撲克、逛街、吃飯，哪怕這些對我的研究毫無意義也罷。因為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她們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測的枯燥、乏味與寂寞；還因為她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説過，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和“外人”這樣對待過她們呢。結果，有一次下雨時我要出門，在場的4位“小姐”一齊幫我到處找傘，令我十分感動；因為她們自己沒有傘，也從來不用傘。當然，我知道，這一切肯定會被一些人斥罵為“物以類聚”。可是，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連將心比心的同情都要被指責，那我們還活個什麼味道呢？

專業知識分子與犬儒主義

我的外表年齡比實際年齡至少大15歲。這對我的工作有利。世界上只有兩種職業是越老越受人歡迎，一是醫生，二是教師。我不是醫生，但是總有些朋友來找我，幫他們解決一些隱私問題，所以也算跟“醫心者”沾邊。我常做調查，外表老一些更好。年輕的覺得可信賴，年老的覺得有共同語言，女同志有安全感。

我的性格至少是有一些孤僻，寧可獨處，不喜歡聚，因此得罪過一些朋友。我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好的調查專家。除了調查任務逼迫之外，我基本上是呆在家裏看書、寫東西和想。過去一直住在父母家，只有10.5平方米的一間屋，1993年春節才分到兩居室的住房。

我和妻子是毛主席做的大媒，即“文革”中因下鄉而相識相愛。她是鄉鎮的店員之女，我從她和她家獲得了許多鄉鎮生活的知識。她現在是會計，自從我上研究生開始，她掙的錢就一直比我多。她並不想搞學問，但她始終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經事和好事。直到今天她也沒有逼我下海撈錢，而我的兩位很有前途的小師弟，恐怕都要因後院起火而事業夭折了。

1994年的時候，有一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法國博士曾對我説：“現在你可能是最激進的，但到50歲時，你會變成一個儒家。”中外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氣，不願辜負當年把我引向性學的那種激情。我會一直告誡自己的。當然，如果劇變的歷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拋棄了我，我會欣慰的。從否定傳統開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這就是研究者的“命”。

可惜的是，到了現在的2011年，我卻發現自己在心態上確實變成了一個“儒家”。在社會實踐層出不窮、多元思潮風起雲湧的今日，我還一直堅持着自己的這“一畝三分地”。這究竟是專業知識分子的操守，還是犬儒主義的生存？我自己也沒有答案，只好找到最方便的解釋：我一輩子走到現在，已經沒有參與社會的能力與資格，只能追求善始善終了。

最後，我想説一點，在中國，尤其是最近十年來，各種各樣的草根組織風起雲湧，我們非常尷尬。很多年輕人當着我的面罵：“你們就會自娛自樂。”我想我要是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也會這麼罵別人的，不稀奇。可是做一個研究，如果不是自娛自樂，它一定做不到今天。 

文章來源：本文系潘綏銘先生2011年在“台灣中央大學”研討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