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漢族的？什麼又是中國的？讀兩宋史_風聞

西方關於“民族國家”形成與“近代歷史進程”的理論，曾經被我們不加分別地接受。

其實這一理論有西歐特別的背景，而中國歷史有中國歷史的解讀方式，宋代“中國”意識的形成就是一個例子；同時，我們的視野不必侷限在歷史學家通常使用的資料範圍中，宋代的一些特別的文化現象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宋代"中國"意識的形成。　　

第一個例子來自詩歌史。在唐代詩歌中也有大量關於中外戰爭的作品，這些作品往往被稱作“邊塞詩”，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在這些唐人的邊塞作品中，無論傾向戰還是傾向和，政治立場並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非正義的差異。

可是在宋代，堅持主戰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確”的立場，宋代對異族和異國的警惕，使得“愛國”主題真正佔據了文學主流。立足“中國”和討伐“番胡”的立場，在宋代詩歌中似乎成了唯一的正義。第二個例子來自小説史。

研究小説史的人注意到，唐宋傳奇雖然常常被算在一起，但是唐宋小説卻大不一樣，如三國故事大量產生於宋代，這並不一定僅僅因為宋代有城市、有瓦子，有《東京夢華景》説的“霍四究説三分”，其實，自從歐陽修等討論正統問題以來，這個“正閨”的話題下面，就隱藏了宋代文人對於國家的焦慮，為什麼是蜀漢？

宋代之東京夢華

為什麼不是曹魏？這背後其實是為什麼是大宋，而不是遼夏的問題。特別是南宋，那麼多人討論，而且都幾乎一致地帝蜀寇魏。當宋代人再度強力肯定了蜀漢的歷史正統位置，即使從金到元外族當政，一艇思想世界還都是這種觀念佔了上鳳，而且左右了後來所有關於三國的小説、戲曲和講書的感情向背，這表明了思想史上已經確立了關於“中國”與“正統”的觀念。

第三個例子來自宋元之際的知識分子歷史。儘管古代已經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等，但是，無論是秦漢、漢魏、隋唐還是唐宋之間，都不大有成為文化羣體的“遺民”，也不太會有堅持民族傳統本位的理念，更不曾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普遍現象和成為關於“道統”的普遍思想，但是在宋元易代之際，知識分子中“遺民”羣體的出現和“道統”意識的形成，在某種意義上説反映了“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儘管在他們心目中，“王朝”與“國家”始終沒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統”與“政統”也始終糾纏在一起，但是，畢竟“中國”在“外國”的環繞下凸顯出自己的空間也劃定了有限的邊界，從而在觀念上開始成為一個“國家”，“漢文明”在“異文明”的壓迫下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傳統與清晰的歷史，從而在意識上形成了“道統”。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到了南宋，**“中國”已經從八尺大牀變成三尺行軍牀了。**在不同政權的控制區域內，不止是服裝，文化、語言、習俗都開始出現了差異，本來是同一王朝下的同一民族,在異族控制下卻成了異國異俗，那裏的人們或許還有一些歷史記憶。但是，歷史記憶會隨着時間漸漸消失，連原同屬宋朝的相州人看見使者,也“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雖有欽慕之色，但言下之意，自己卻已經是另一國人了。

殘酷的現實畢竟比傳統的觀念更能移人心神，這讓到北方出使的人感到相當震驚。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那個時候，也許人們的觀念世界裏面，中國還不是後來那個多民族共同體的“中國”，但是，漸漸也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以我為中心藐視四夷的“天下”了。

這個漢族中國，在越來越變得龐大的四夷的壓迫下，顯出中國有限的邊界和存在的緊張來。

在關於"中國"的各種觀念和話題裏面，我們很可以看到當時人的感受、焦慮、緊張、情緒,而這些感受、焦慮、緊張、情緒所呈現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觀念和經典思想的一個背景與平台，使他們總是在試圖證明“中國(宋王國)”的正統性和“文明(漢族文化)”的合理性，而這種觀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