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 | 崛起國與守成國狹路相逢_風聞

編者按：

12月6日，加拿大《環球郵報》曝光華為首席財務官、任正非之女孟晚舟於12月1日被加拿大當局代表美國政府暫時扣留。同樣在12月1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會晤，雙方就貿易問題達成共識，將停止加徵新的關税。中美貿易爭端似要柳暗花明，卻又突然急轉直下。

中美貿易戰的根源在於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美國長久以來擁有的全球優勢地位受到了挑戰。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歷史，對理解當下中美關係的發展至關重要。修昔底德在書中指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本文作者艾利森將此定義為“修昔底德陷阱”。同時，艾利森認為，作為崛起方的中國與守成方的美國，應從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妥善處理雙方的利益衝突，從而避免“伯羅奔尼撒戰爭”式的兩敗俱傷。

本文節選自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講述了崛起國的雅典與守成國斯巴達發生戰爭衝突的始末。詳情參見《每日一書》。感謝作者大力支持保馬！

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臘之前，斯巴達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超過一個多世紀了。斯巴達是一個位於希臘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邦，在陸上與幾個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競爭，同時還得應對國內難以訓教的黑勞士（Helots），這些人口與斯巴達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1。

在今天，斯巴達仍然是一種尚武文化的象徵。從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個社會的組織原則就是要將戰鬥的活力和力量發揮到極致。斯巴達的當權者只允許身體條件最完美的嬰兒生存。他們將年滿7歲的孩子從家庭中帶走，讓他們入讀軍事學院，在那裏他們被訓練、磨礪，為戰爭作準備。男子可以在20歲時娶妻，但必須繼續以營房羣居，吃一樣的飯，並且每天訓練。只有到了30歲，為斯巴達城邦服務了23年之後，他們才能獲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及加入議會的權利，這和雅典議會被保守、年長的貴族佔領的情況有所不同。斯巴達的公民直到年滿60歲才能免除兵役。斯巴達把軍事價值觀——勇氣、英勇和紀律——推崇至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如普魯塔克所説，當斯巴達的母親們將自己的兒子送往戰場時，她們告訴兒子們“要麼凱旋，要麼戰死”。

相反，雅典則是一個匍匐在乾燥貧瘠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對自己的文化引以為傲。高聳和人跡稀少的山脈將雅典與希臘大陸隔絕開來。雅典一直以來是個貿易國家，穿過愛琴海來販賣橄欖油、木材、織物和珍貴寶石的商人源源不斷地向這裏提供商品。與斯巴達軍事國家的狀態不同，雅典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它的學校接納來自希臘各地的學生。在幾個世紀的強人統治之後，雅典也開始了一個大膽、新奇的政治實驗，並稱之為“民主”。雅典的議會和五百人會議對所有自由男子開放，並在那裏作出所有的重要決定。

雅典衞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公元前5世紀之前，希臘世界基本是沒有聯繫、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年波斯的入侵讓希臘人前所未有地團結到一起，同仇敵愾。隨後的温泉關戰役，300名斯巴達精鋭戰士以犧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軍隊，為後方的希臘聯軍爭取了寶貴時間。在薩拉米斯海戰中，一支由雅典率領的聯合艦隊戰功卓越，以一敵三擊敗了波斯艦隊。公元前479年，希臘聯合軍第二次以絕對的優勢擊敗了波斯軍隊，而這一次之後，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

意識到自己在希臘勝利中發揮的關鍵作用，雅典立志成為希臘最強大的城邦之一。事實上，緊隨波斯軍隊撤退而來的是，雅典城邦經歷了驚人的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復興。其經濟的繁榮吸引了全希臘的貿易商和海員服務於海洋貿易。隨着貿易量的增長，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艦隊補充其正式海軍，而這個時候，雅典的海軍規模已經是離它最近的對手的兩倍了。較遠的科西拉是唯一一個有相當規模艦隊的希臘城邦，緊隨其後的是斯巴達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這兩個城邦都不會對雅典構成真正的威脅，因為雅典人在波斯戰爭中令人驚歎的勝利已經證明，船員們的技術素養遠比艦隊的規模重要得多。

在公元前5世紀，雅典逐漸將原來用於打擊波斯人的防禦性同盟網絡轉變成了事實上的海洋帝國。雅典要求同盟們承擔相應的負擔，殘忍壓制諸如納克索斯（Naxos）等企圖擺脱雅典控制的城邦。到公元前440年前，所有的雅典殖民地，除了偏遠的萊斯沃斯（Lesbos）和希俄斯（Chios），都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海軍，轉而付錢給雅典以尋求保護。之後雅典急速擴張在該地區的海洋貿易聯繫（這種新創建的貿易體制讓許多更小的希臘城邦比以往更加繁榮，聯繫更加緊密）。雅典政府資金充足，資助了一大波文化建設浪潮，湧現了很多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化工事（比如帕特農神廟），多次排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戲劇。雖然希臘其他一些城邦對此越來越不滿，但雅典人卻認為他們帝國的擴張竟全是温和無害的。事後雅典人向斯巴達人解釋説：“我們的帝國並非通過暴力獲得，因為盟友們都是自己向我們靠攏的，自發地要求我們領導他們。”

電影《斯巴達300勇士》劇照

斯巴達人對這樣的惺惺作態感到好笑。他們知道雅典人與自己一樣既無情又滿口謊言。但斯巴達的不信任也反映出兩個大國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鮮明反差。斯巴達的政治體制是一種混合了君主制和寡頭制的混合型政體。它較少干預遙遠國家的事務，而是專注於防範自身城邦內奴隸黑勞士的叛變並維護自己在地區內的主導地位。斯巴達人為自己獨特的文化感到驕傲。但與雅典人不同，他們並不尋求其他城邦遵循自己的模式。儘管有着威風凜凜的步兵，斯巴達仍是一個保守的守成大國。正如後來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達議會上所説：“雅典人痴迷於創新，他們的設計不管是在概念還是執行上都以迅捷著稱。你墨守成規，不思求變，當被迫要作出回應時，你就走不了多遠了。”

雖然科林斯人的描述有點誇大了，但雅典的大膽確實反映在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雅典人篤信他們在不斷推動人類的進步。他們在干涉他國事務時毫無顧忌，推翻希臘內陸城邦的寡頭政府並推行民主。他們反覆説服中立國家（比如科西拉）加入聯盟。最令斯巴達感到不安的是，雅典的野心似乎無窮無盡。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戰爭開始前對斯巴達議會直言：“這不是我們開的先例，弱者服從強者，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規律。”

在波斯撤退之後，為了向天下昭告，斯巴達在希臘世界的絕對主導權，斯巴達掌權者要求雅典不得再修建自己的城牆。這意味着斯巴達有意讓雅典暴露於陸上入侵的危險中，如果他們膽敢不服從斯巴達的命令，就要面臨斯巴達的懲罰。但是雅典並不想回到這樣的狀態。雅典人相信他們在對戰波斯中的痛苦犧牲已經讓他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然而這一拒絕卻讓斯巴達抓住了雅典不敬的把柄。其他人甚至把這視為雅典要威脅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

在當時，雅典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對斯巴達並不構成實質性威脅。斯巴達與其同盟者的兵力大約是雅典的兩倍。大多數斯巴達人對於自己在希臘邦聯中無可爭議的軍事霸主地位充滿自信。儘管如此，隨着雅典的力量持續增長，有些人提議要先發制人打擊雅典，提醒全希臘誰才是真正的霸主。這些斯巴達領袖的理由是：再讓雅典這麼毫無阻礙地發展下去，終將會威脅到斯巴達的霸權。儘管最開始斯巴達的議會推翻了最初要宣戰的意見，但隨着雅典的力量與日俱增，斯巴達內部鷹派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有一段時間，斯巴達還是相信通過外交手段可以遏制雅典實力的迅速上升。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兩個城邦幾近陷入全面爆發的衝突——即被合稱為“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一系列衝突——之後，它們在公元前446年簽訂了一個重要的協議來規範它們的關係。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約》為複雜的地區性安全秩序打下了基礎。它防止了成員們從一個同盟關係叛變加入另一個同盟，建立了約束性仲裁和不干預的規則和秩序，設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解決各國間糾紛的先例。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雅典和斯巴達同意通過雙邊談判解決衝突，當談判失效時，由第三方中立城邦，如德爾斐的神諭，進行約束性仲裁。這一和約將雅典視為一個平等方，斯巴達也可以感到很舒服，因為斯巴達掌控之下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的主要盟友科林斯、底比斯、麥加拉等就在雅典的家門口。

對這兩個城邦而言，和平的果實如此之甜，正如戰爭的惡果如此之苦。該和約使斯巴達和雅典得以專注於各自的領域。斯巴達精簡併強化了自己與友鄰的長期同盟關係。雅典則繼續用自己強大的海軍在愛琴海區域對臣服於自己的城邦進行掌控和盤剝。雅典積攢了大量的戰略儲備貨幣，總量達到了前所未聞的6000塔倫特黃金，並且以每年1000塔倫特黃金的速度在增加。即使是斯巴達，這個以堅忍保守著稱的社會，也經歷了自己小規模的文化復興。

在這一框架下，希臘世界，從蔚藍海岸到黑海，經歷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但是《三十年和約》並沒有解決引起緊張關係的背後原因。它只是將這些根源問題暫時擱置。在這種環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幾乎是不費什麼力氣就被點着了。

戰爭的火花出現在公元前435年。起初，一場地方性的衝突看起來並未對雅典的利益產生太大的影響。斯巴達的一個主要盟友——科林斯，與一箇中立城邦——科西拉，為了埃庇達諾斯（位於現在阿爾巴尼亞境內的一個偏遠地帶）而兵戎相向。科西拉剛開始看起來佔據優勢：在第一次對峙的時候，120艘戰艦開到了科林斯。但是受辱的科林斯馬上開始準備第二次對戰。科林斯人迅速擴大了自己的海軍，從全希臘徵募海員，並且很快聚集了一支擁有150艘艦船的聯合部隊。儘管科林斯還是無法與雅典相提並論，但科林斯當時指揮着希臘第二大的艦隊。因此，中立的科西拉聞風喪膽，向雅典尋求幫助。

科林斯對遠方埃庇達諾斯的舉動引起雅典對於斯巴達惡意的恐懼，也讓雅典身處一個戰略困境。雅典有兩個選擇，無論選擇哪一個都一樣糟糕。幫助科西拉會直接激怒科林斯，並且可能違反《三十年和約》。但是如果什麼都不做又會有放任科林斯征服科西拉艦隊的危險，進而造成海軍力量危險地向斯巴達傾斜。

雅典議會的氣氛很沉重。雅典人仔細聽取了科林斯和科西拉外交官對於各自情況的陳述。這一辯論持續了兩天，直到修昔底德所説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雅典將會派遣一支小型、象徵性的艦隊到科西拉，並下達命令，除非遭到攻擊，否則絕不輕舉妄動。不幸的是，這一防禦性的威懾嘗試事後被證明微不足道，不足以起到威懾的作用，但卻大到足以挑起爭端。雅典人採取武力的方式徹底激怒了科林斯人。

伯利克里塑像

斯巴達面臨着相似的戰略兩難境地。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對科西拉的攻擊，雅典就可能認為斯巴達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量，可能在準備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斯巴達保持中立，它就將冒着雅典成為衝突中決定勝負一方的危險，這將威脅到斯巴達在其他伯羅奔尼撒聯盟盟友中的威信。這觸及了斯巴達的底線，因為維持與其直接毗鄰的周邊的穩定對斯巴達控制國內的黑勞士威脅至關重要。

斯巴達和雅典在斯巴達的盟友麥加拉的問題上也有齟齬。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頒佈了《麥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經濟戰爭，通過禁運來懲罰麥加拉對雅典神廟的不敬以及收容逃跑的雅典奴隸的行為。儘管這樣做並不違反雅典與斯巴達的和約，但《麥加拉法令》無疑具有挑釁性，被斯巴達解讀為另一種對斯巴達所掌控體系的不敬。當斯巴達要求雅典廢除《麥加拉法令》時，伯里克利將此視為對自己個人威信的挑戰。如果就此妥協，會助長斯巴達打壓雅典崛起的勇氣。而且，它也將激怒雅典公民，因為他們認為頒佈這一法令是國家特有的權力。

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二世與伯里克利私交甚好。阿基達馬斯二世能夠從雅典的角度理解當下的情況，他也明白自己的人民更多的是被情緒而非理智驅動。阿基達馬斯二世呼籲斯巴達人展現剋制的美德，力勸斯巴達議會不要將雅典妖魔化，也不要低估斯巴達政府的回應：“我們一直都是按照敵人已經做好充分計劃進行備戰的。”

但斯巴達的鷹派不同意。他們辯稱，雅典的傲慢無禮已經對斯巴達的安全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脅。他們提醒議會雅典對其他希臘城邦頻繁的干預——從納克索斯（Naxos）到尼坡帝(Potidaea)，再到在麥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機，並引發人們對斯巴達同盟要崩潰的恐懼。他們要求議會作出強硬回應，強調雅典“應當受到‘不再做好人’和‘變成壞人’的雙重懲罰”。

斯巴達的“主戰派”觀點更簡單，並且他們的觀點得到了科林斯大使的力挺。科林斯大使在斯巴達議會發表演講時將雅典不受約束的崛起怪罪於斯巴達的自滿：“你們要為這些負責。是你們最先放任他們強化了自己的城邦……是你們等着自己的敵人長到原有的兩倍大，卻沒有將其扼殺在襁褓中。”當科林斯人威脅説如果斯巴達再不作為自己就將退出聯盟時，在場的每個斯巴達人肯定都被驚嚇到了。它所傳達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那個讓斯巴達百年來免受威脅的主要聯盟可能因為雅典的崛起而毀於一旦。

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後雙方各自在陸地與海上開始了攻勢

在激烈的辯論後，斯巴達議會投票贊成。正如修昔底德所説：“斯巴達投票決定應該宣戰，因為他們害怕雅典力量的繼續增長，因為他們看到雅典已經控制了希臘越來越多的部分。”現在看來，斯巴達的恐懼其實是沒有必要的。但是，當時斯巴達的大部分領導人相信，雅典的強大威脅到了他們的權力和安全，而且幾乎沒有任何人——甚至包括他們自己的國王——能夠勸服他們不要擔心。

那麼雅典人為什麼沒有預料到斯巴達人會如何反應呢？修昔底德自己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伯里克利沒能阻止雅典因為麥加拉和科西拉的衝突而最終與斯巴達兵戎相見。但是後來的國際關係史提供了蛛絲馬跡。當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為了真正的國家利益而採取行動時，這往往是因為其政府內部各方沒有達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協結果的政策，而不是因為某個連貫一致的高見。儘管伯里克利多次當選，但他並沒有多少正式的權力。雅典的法律體系有意被設計成限制任何單個個體的權力，以防止暴君的出現。因此伯里克利是一個政治家，也是個政客。他的影響力也被侷限在他遊説能力的範圍內。

儘管《麥加拉法令》明顯導致了雅典與斯巴達關係達到沸點，但伯里克利認為禁運並不是一種挑釁，而是一個必要的妥協，退縮並不可取。由於雅典的民意並不願意向斯巴達的要求低頭，伯里克利意識到廢除禁運法令可能比堅持禁運法令更加危險。因此，伯里克利聽從了民意，十分不情願地開始準備戰爭的計劃。

兩邊都沒有明顯的軍事優勢，但兩邊都對於自己的能力自信過了頭，而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達最近並沒有軍事上失敗的記憶，也因此對於雅典的海軍實力沒有一個明確的認知。其中一個發言者在斯巴達議會上説，斯巴達的士兵可以把雅典的土地和糧倉付之一炬，從而餓死雅典人——但他完全忽略了雅典艦隊可以通過海上快速補給的事實。與此同時，在花了數十年囤積黃金後，雅典政府堅信自己勝券在握。伯里克利的估算是，雅典在敵人突襲的情況下可以支撐三年——他認為這樣的時間要打敗斯巴達已經綽綽有餘了，比如通過煽動一場奴隸起義就可以置其於死地。在所有的觀察者中，只有斯巴達國王阿基達馬斯二世有先見之明，他預見到雙方都不會有決定性優勢，而且雙方之間的戰爭將持續長達一代人的時間。

的確，正如阿基達馬斯二世所預料的那樣，這場戰爭具有毀滅性。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三十年的血戰將希臘文化的黃金時代帶到了盡頭。在波斯戰爭後發展起來的、基於共同約束基礎並由均勢而強化的秩序崩塌了，希臘城邦被拋入了暴力的深淵，這恐怕是希臘的戲劇家之前也無法想象的。比如，當雅典攻下彌羅斯後，雅典的士兵屠殺了所有的成年男性，並奴役了女人和孩子——這對於希臘已經遵循了數百年的戰爭規則而言是一種赤裸裸的違背。這一事件的發生讓修昔底德的《彌羅斯對話》成為不朽名篇，這位雅典大使準確地抓住了現實主義的精髓。“我們不必拿冠冕堂皇的套話來搪塞你——我們在帝國中擁有權利，並不是因為我們打敗了波斯人原文the　Mede指米堤亞人，是生活在伊朗高原的一個民族，在公元前7世紀曾統治伊朗西部等廣大地區，但在公元前6世紀被居魯士所領導的波斯所滅，最終成為波斯帝國的一部分。該句中雅典人所説的是指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希臘戰爭中作為希臘城邦聯軍的雅典打敗對手波斯人，這裏的米堤亞人代指波斯人。；或者説，我們現在攻打你們並不是因為你們做錯了什麼。”相反，他解釋道：“你們和我們一樣明白，只有在勢均力敵的關係中才有權利可言。在現實世界裏，強者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則必須忍氣吞聲。”

最值得注意的是，戰爭敲響了雅典帝國滅亡的鐘聲。這場戰爭雖然以斯巴達的勝利告終，但斯巴達的力量大為削弱，其同盟網絡遭到破壞，財富也大大減少。直到兩千年後，希臘才重新統一，重振鬥志。伯羅奔尼撒戰爭——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案例——是一道分水嶺，不僅在希臘歷史上，而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也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