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憲 | 改革，沿着它自己的邏輯展開_風聞

陳憲 |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編者按】時值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探索與爭鳴》微信公眾號於2018年初，開闢“一個人的40年”專欄，揭示改革開放40年來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心路歷程，描繪氣象萬千的當代中國，對過去中國以總結、對當下中國以啓示、對未來中國以期冀。專欄推出以來取得良好反響，不少學界人士應徵投稿，本專欄將陸續推出以饗讀者。本期推出陳憲教授從經濟學角度對改革的分析。

從經濟活動的側面望去，40年改革，就是沿着不斷引入市場，不斷擺正政府和市場關係，不斷激發增長動力的邏輯展開的。在未來相當的一個時期，這一過程將繼續下去，其深度和廣度將繼續延伸。我在這四十年中的就學和工作，都與此相關，故有話要説。

話從高考開始説起

1978年，中國改革元年。那年，我和很多想上大學的年青人一樣，在用心備考。

我是69屆初中生，“文革”爆發的那一年小學畢業。上了兩年多中學，1970年4月，還不滿16週歲，就到江西農村插隊了。兩年多後，機緣巧合，我當上鐵路警察，後又擔任公安處團委副書記。在那個年代，鐵路局的工作，又是共青團幹部，的確會被人們羨慕。但是，我一直在惦記上大學。如果我用遠大志向解釋，那真是把自己説偉大了。我覺得只有一個靠譜的理由，那就是從小在大學校園長大，始終以為上大學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只有事實上的小學文化程度，考上大學確實不容易，所以，我從77級開始考，到79級才考取大學。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和改革走得更近了。

1979年9月，我踏入正在覆校中的江西財經學院（現為江西財經大學），開始在計劃統計系國民經濟計劃專業的學習。在當時，這個專業頗受青睞。1985年和1991年，我到中國人民大學計統學院讀碩士和博士時，這個專業的名稱分別為，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和國民經濟管理。現在，它被歸入國民經濟學專業，並已成為一個比較冷門的專業。由此，多少可以看到改革邏輯的一些影子。

鐵路警察時的作者

市場經濟成為改革目標

從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因此，改革就是要引入市場，以解決計劃經濟體制僵化和動力不足的問題。對此，鄧小平的認識是超前的、深刻的。早在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談到：“説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説是資本主義。”1985年10月，鄧小平在回答外國媒體提問時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鄧小平不能説服他身邊的同事，改革共識難以達成。直到改革開放14年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期間，曾有一本書，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受到熱捧。至少在人大，經濟學類的研究生幾乎人手一本。這本書將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歸結為“短缺”。在一個供給短缺的社會，人民嚮往美好生活是無從談起的。儘管我的專業是“計劃經濟”，但對計劃經濟的弊端，有着比常人更多一些的認知。記得當時北京有一家《經濟學週報》，我在上面發表短文，就用了市場經濟的概念，闡發對改革的希冀。90年代初期到人大讀博後，我在導師鍾契夫先生的指導下，將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確定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行為。

到了經過三年“治理整頓”的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度提出市場經濟。他説：“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在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市場經濟”第一次被正式寫入黨的文件。十四大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報告要求，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習近平高度重視黨的十四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探索。他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係，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對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認識在不斷深化。由此得出的重要結論是，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係進一步作出定位，對於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作用。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牢固確立了經濟體制中市場的主導地位。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的“和”改為了逗號，文句更加通順了，二者關係的表達也更加準確了。到這個時候，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及其中核心問題的理論探討，基本可以畫一個句號了。但是，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以及它的動力機制。這個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倒逼下，逐漸顯現並提到應有高度。 

  重要的是微觀基礎重構

 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中國政府為了防止經濟過快下滑，進而導致嚴重失業，採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由於外部需求衝擊比預想的要嚴重，同時，刺激政策將原本已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和債務問題推向了更加嚴峻的地步。所以，在2014-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相繼提出“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戰略和新舉措，“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社會動員和實施途徑也同時提了出來，試圖從激發中長期增長動力的角度，並通過自下而上的力量，實現中國經濟轉型。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提出“新常態”；11月，他在APEC演講時，概括了“新常態”的三個特徵：中高速增長，結構調整優化和創新驅動。2015年年中的一段時間，人們已經熟知的“權威人士”（劉鶴副總理）在考察和會議中三次提到“企業家精神”。文匯報的記者很敏感，問我是否可以寫一篇文章。我在《企業家精神是經濟增長原始動力》一文中提出，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不是所謂“三駕馬車”意義上的來自需求側的動力，而是指供給側動力，主要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到2015年11月10日，總書記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匯報又讓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在文中強調，中國目前還有大量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這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性，或大致的邏輯。至此，以改革的方式培育中長期增長動力，基本達成了共識。

説來也巧，也就在這一段時間，我利用帶EMBA學生去以色列遊學，到深圳為MBA學生上課、面試的機會，對這兩個地方的創業創新做了比較深入的考察和調研，增加了不少創業創新方面的見識。

基於經濟環境的變化，我和許多經濟學者一樣，將目光轉向了總供給、中長期增長這一側。此後，我時常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説過的一段話。他説，“印度政府是否能採取某些行動使印度的經濟像印度尼西亞和埃及的經濟那樣增長？如果能，那麼應該採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那麼到底是哪些‘印度的特性’使其無法這麼做呢？這些問題中間所包含的人類福利含義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就發現很難再去思考其他問題。”像他説的那樣，我發現，開始思考與增長有關的創業創新問題後，我對其他問題都感到興味索然。這是因為，創業創新接近經濟增長的本源和原因。我對盧卡斯這段話的深意有了新的體悟。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我被“冠名”“雙創學者”的趣事。2016年年底，利用在深圳給MBA同學上課的機會，深圳灣創業廣場邀我做了一個講座，當時的講題是《中國經濟的希望在“雙創”》。回來後，講稿發給解放日報編輯。發表時，他們根據文中內容，將標題改為《“雙創”並非權宜之策，而是轉型大計》。我猜想，半是演講內容，半是這個標題，國務院主辦的中國政府網，在網站頭條位置將這篇演講稿掛了十多天。

據説，學者的文章在該網站掛那麼多天，比較少見。期間，國務院有關部門給我打過電話，問我是否還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章被國內各大網站轉載。不知是筆誤，還是其他原因，一家知名網站轉載時標題出了狀況。他們的標題原本應該是，《總理力推“雙創”，學者説“雙創”並非權宜之策，而是轉型大計》，但是，他們漏了前面那個“逗號”，這樣一來，不僅句子是不通的，而且意思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變化：總理力推“雙創”學者……，我就成了總理力推的“雙創學者”。此後，有人給我發郵件，説他有一個好項目，要我向總理推薦，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經濟學同仁的有關會議上，有人戲稱我“雙創學者”。在重本抑末的傳統文化影響下，草根創業本來就不登大雅之堂，現在又被“炒作”得如此熱鬧，確實有人認為，這過頭了。

我不這麼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有着根本性的意義，尤其在最終確立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培育中長期增長動力和新興產業試錯，乃至重構社會主流價值觀等重要方面，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經由無數次創業創新試錯，進而走向成功的企業家，是社會最為稀缺也最為重要的資源。我們今天大力倡導的“雙創”，就是培育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源泉。

我們在講發展方式轉型時，不能忘記中國的體制轉型並沒有完成。厲以寧先生説，我們現在是“雙重轉型”。儘管以國家創業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框架上已基本瓦解，但是，由民間創業構築的，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微觀基礎還沒有建立起來。我在深圳灣演講時，用下面這段話開場：但凡社會在經歷大的變革和轉型的時期，一定會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響甚至決定着變革和轉型的成功。就像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革命，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那麼，正在進行的這場中國經濟轉型，哪件自下而上的事情對其至關重要呢？我以為，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當然，人類社會有許多自上而下的事情也很重要，但更為有趣、影響更為深遠的，總是那些自下而上的事情。自下而上的“雙創”，不就是構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所需要的嗎？

重要的是可持續動力

美國經濟學威廉·鮑莫爾在將熊彼特的理論範式運用於創新增長的實踐時説過的，市場經濟的最佳形式（亦即微觀基礎）就是大企業型和企業家（創業者）型兩類企業的混合。大公司有專業化和規模經濟的優勢，在經濟體系中處於重要地位。中國的大公司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前者正在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實現動力機制轉換；後者也有在做大基礎上繼續做強的問題，才能形成強大的動力。企業家型企業，就是現在常説的新創公司，它們有着充分的活力，進行着新經濟所需要的各種試錯，進而成為新動力即可持續動力的源頭。這裏，重點闡述三個與可持續動力最為相關的問題：創業創新內涵的變化，創業創新主體的轉型和創業創新生態的作用。

創業創新內涵的變化。創業，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經濟活動。但是，由於創業所處的時代背景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所以，創業的內涵也在隨之發生變化。我們看到，對應中文“創業”一詞，有兩個英文單詞，一個是entrepreneurship，另一個是start-up。長期以來，中文的“創業”都譯為entrepreneurship，它是一般意義上的，包括以前人們常説和常做的謀生型創業。我第一次看到start-up譯為創業、創業的，是在一本書的封面上。這本書是《創業的國度——以色列的經濟奇蹟》。創業的國度，英文是START-UP

NATION。我曾經帶着這本書和交大的EMBA學生到以色列遊學，該書的作者之一索爾·辛格為我們做了一個講座，並給大家贈送了英文版的《創業的國度》。start-up是這本書的關鍵詞，在書中反覆出現。現在，start-up除了譯為創業、創業的，更多的是譯為新創公司，也有譯為初創公司，或者就是創業公司、創新公司。我覺得譯為新創公司最佳，不僅表明公司新，在0—1的階段，而且，做的事也很新。

創新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經濟學家熊彼特最初提出的創新，是指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革命性、破壞性的重新組合。也就是生產函數的改變。他特別強調，他所説的創新不是技術發明。所以，熊彼特創新源於企業家才能和企業家精神，或者説，熊彼特創新是企業家創新。我認為，這個內涵的界定與當時經濟學內在技術中性假設有關。在技術進步如此迅速的今天，創新的內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家創新，二是科技創新。

不同於entrepreneurship，start-up專指以研發新技術和新模式的創業，內在着創新的創業。在以色列，新創公司主要在做新技術，因為基本沒有做新模式的需求；在美國，新創公司大部分在做新技術，也有做新模式的，如亞馬遜和Facebook；在中國，作一個大致的估計，前些年來，做新技術的少於做新模式的，BATJ都是做新模式起家的。這種情形當然與中國的國情有關，但肯定要發生變化，研發新技術也將成為中國越來越多的新創公司的使命。惟其如此，才能把關鍵技術、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

新創公司大量產生，有着深刻的經濟、技術背景。首先，產品和服務全面過剩時代的到來，倒逼創業活動必須致力於新技術、新模式的研發，既供給創造需求，又改變需求實現方式。其次，各領域技術革命的活躍，互聯網平台的出現，使基於新技術和新模式的創業，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間和實現空間。理解這一背景的變化，瞭解今天的創業做什麼，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創業創新主體的轉型。縱觀歷史，早年從事創業的主體是移民。移民行為縱然有許多複雜的原因，但是，移民羣體的一般特徵是，具有冒險精神，渴望成就事業。美國成為創業創新的國家，與三次大移民有關，第一次是英格蘭、蘇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向美國東北部的移民；第二次是向美國西部，主要是今天的加州移民；第三次，就是二戰以後從世界各地向美國的移民。在《創業的國度》一書中，作者告訴我們，以色列成為創業創新的國家，與前蘇聯解體後，那裏的100多萬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有重要的因果關係。再看民國時期的上海，改革開放以後的深圳，這兩個城市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大發展，都是與移民在那裏的創業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移民成為創業創新的充分條件。

歷史發展到今天，再希望通過大量移民謀求大規模創業，已幾無可能。創業創新人才是今天的創業主體。創業創新人才成為創業創新的必要條件。他們當然可以從一個國家或城市到另一個國家或城市去創業，但這已經是個體的行為，而不是羣體的遷居。創業創新人才來自於高等教育機構，特別是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就像斯坦福大學、MIT、特拉維夫大學等，被公認為是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未來中國也會出現一批這種類型的大學，在培養創業創新人才方面產生獨特的作用。當然，唯有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才能產生中國自己的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

如果我們把勞動人口分為創業者和打工者，那麼，他們各自的本質性差異在哪裏？在《硅谷生態圈——創新的雨林法則》一書中，作者觀察和研究了創業者的行為，進而挑戰了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説，提出高於短期理性動機或超理性動機的創業者行為。“在對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人類行為建立一個自下而上的新闡述時，我們質疑經濟學家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一些基本假設。”他們認為，創業創新需要個人超越短期個人利益，並關注於長期共贏。作者説，在熱帶雨林（指創新生態）中讓人們從事創新的動機是超理性動機，是指競爭的刺激、人類利他心理、渴望冒險、探索以及創造的喜悦、為後代做打算、渴望實現生活的意義等。超理性動機是基於創業者和創新文化，提出的對人類行為的另一種假説。

觀察雨林，這裏有一個令人驚奇的現象：雖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與需要，但是創新卻要求巨大的自我犧牲與自我約束以實現成功。這正是內在超理性動機的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有人認為，企業家精神並不是通常所謂的企業家所特有的，究其本質，社會中任何個體，只要是願意通過承擔風險而獲得超額回報，都可以認為是有企業家精神的。這其實還是在講經濟理性，任何謀求最大化的行為，都有程度不同的風險。根據我的觀察和有限的訪談，不難看出創業者身上那種堅持、堅毅的品格，這些用最大化是解釋不了的。

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具有企業家精神，並最終成為成功創業者和企業家的人為什麼少之又少？這取決於他或他的團隊是否為“對”的創業者，是否在滿足“對”的需求。經驗表明，是否為“對”，是試錯的結果，為“對”概率很小的試錯。當然，他（們）是否處在一個“對”的地方（雨林）也很重要。然而，是“對”的創業者，又找“對”了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答案是否定的。還有第三個試錯，“人格試錯”，亦即企業主能否在激勵和約束之間找到平衡，既能夠直面挑戰，贏取各種商機，又能夠克服自我膨脹、過度投機和不良習性等人格缺陷，進而，人格試錯為“對”，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完成這個平衡的創業者和企業主，一定具有超理性動機的特徵。

因此，今天是創業創新人才在創業；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超理性動機的行為特徵；他們中的成功者，一定是出於超理性動機，在做他們的創業創新事業。

創業創新生態的作用。對於創業者來説，好的創新生態系統是“對”的地方，能夠提高試錯為“對”的概率。首先，創業活動比產業發展更需要集聚，也就是説，稀缺的創業者和其他各種創業資源，需要集聚在一個類似生態圈的地方，才能提高創業的成功率。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硅谷、硅溪和深圳灣，正是因為那裏的創新生態系統優於其他地方，所以，那裏出現了更多的新創公司，更多的成功企業。

2017年7月6日，我出席了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在發言的最後部分，我着重談了創新生態系統的問題，並提出了建議。總理當即感興趣地説，“關於‘雙創’生態系統，你有沒有對國內一些地方做過比較性分析？如果有系統性報告可以給我們，謝謝你。”總理給我佈置了“作業”。當年暑假，我撰寫了《基於硅谷與深圳灣比較的創新生態系統研究報告》，完成了這個任務。

生態系統是生態學的概念。借用到創新領域，是指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各個創新主體、創新環節和創新因素之間組成的，相互聯繫和依賴的生態鏈。不同要素和行業間創新鏈的組合，形成區域創新生態圈。創新生態是一種嶄新的創新範式。與此前的機械式、靶向式和精準式創新範式不同，這種範式具有多樣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動態性的特徵。如果將之前的創新範式比作目標明確的“市場”或“工廠”，那麼，創新生態這種範式就是眾多“物種”雜居，有可能產生新“物種”的“雨林”。在“雨林型”創新生態中，新的科技創新成果就會在一定的概率下產生。創新生態的質量往往就是由這個概率的高低體現出來的。

觀察和數據均表明，創新成功的絕對數與創新主體有關，所以，要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創業創新成功的相對數（概率）與創新生態有關。當創新生態為既定，創新主體數量越多，質量越高，成功結果就會越多；當創新主體的數量和質量為既定，創新生態就決定着創新的成功率。人羣中風險偏好高、組織才能強、性格特質適合創新創業的人，是一個小眾人羣，近似於常數。因此，對於創新成功來説，創新生態是一個相對更加重要的問題。對於政府和社會有關方面來説，在做人才的文章的同時，也要關注創新生態。唯有在一個好的創新生態，創新意願才能得到增強，創新的成功率才能得到提高。我這些年在深圳灣調研多次，那裏的創新生態在中國堪稱一流，所以，那裏已經誕生，並將繼續誕生偉大的企業。

創新生態有多個層次。如果説一個企業構建了內部創業的平台，那麼，這個平台上的主體、要素和相關環節就構成創新生態。現在比較流行的創客（眾創）空間，有各自的創新生態。這些是微觀層面的創新生態總是存在於不同的區域中。在區域層面，分別有街區（小鎮）、城區和灣區（城市羣）的創新生態。它們既獨立存在，又交互作用，共同影響着創新的效率和成功率。灣區現在是全球區域創新中心的代名詞，新經濟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策源地、集聚地的代名詞。它是從一個或若干個增長極開始，從“點”到“帶”、到“片”而形成的。目前，被公認的這樣的灣區，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一經提出，就被稱為是全球的第四大灣區。所謂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以深圳的科技創新資源和香港的金融資本資源為主導，並整合區域其他各種優勢資源，沿珠江口和深圳灣形成的都市圈意義上的“大灣區”。

為什麼科技創新、新經濟的集聚地都在“大灣區”？除了灣區特殊的區位條件，這也只能用創新生態和其中的人才集聚來解釋。“大灣區”有着積澱起來的創業和產業的創新生態，其中，以舊金山大灣區最為典型。創新生態中的資源集聚，以人才集聚為主要內容。科技創新的發現、發明，最終能否產業化，靠的是什麼？投資家的眼光，創業者和企業家的試錯。也就是説，新經濟最終是創業者和企業家試錯的結果。其人才集聚，主要是創業者、投資家和企業家的集聚，還有大量科技研發人才即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集聚。這些人才對生活品質有較高的要求，大致包括氣候宜人、環境優美；多樣化需求的滿足，如教育、醫療和文化；生活和交通的便利性等。同時具備這些條件的地方，非“大灣區”莫屬。

優質的人才、生態和空間，事關創業創新的成功和成功率。新創公司（創業創新團隊）的成功，就孕育着可持續動力，乃至新經濟即新興產業。

重要的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硅谷生態圈》一書的兩位作者指出，凡是與創新有關的地方，市場都是非常低效的。這個觀點會令許多人震驚。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認為政府是創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公共機構承擔了遠比一般思維中所認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據以上對創業創新人才、創業創新生態和空間的討論，我認為，在教育體制改革、創新生態營建和區域發展規劃等三個方面，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值得深入討論的。

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部分城市出現的人才“大戰”，一方面佐證各地對創業創新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凸顯各地在人才集聚上面臨的困境。“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創業創新人才的培養應當提到更加重要的議事日程。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經濟在“新常態”引領下，逐步進入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的新發展階段，經濟活動的投入要素正在發生重大的歷史性轉變，人力資本和技術、企業家精神一起，成為中長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這個關鍵時刻，有必要作出與這一轉變相適應的前瞻性調整，將教育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重點。教育體制改革決定着中國能否有自己的培養創業創新人才的大學；在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形成的人才培養模式，決定着中國人力資本和創業創新人才的數量與質量。

我在上面講到的各層次創新生態，它們所處的宏觀空間就是城市羣。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已經表明，在基礎設施便利、環境氣候宜人、思想觀念開放和經濟優勢先發的灣區或半島形成的城市羣，例如，世界著名的紐約灣區，東京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城市羣；又如，正在中國規劃建設的粵港澳大灣區，環杭州灣大灣區和山東半島的城市羣，都有着新動能集聚、新經濟策源的創業和產業創新生態。人們現在似乎更關心灣區、半島這些地理描述，而不是城市羣這個落腳點。率先提出粵港澳、環杭州灣城市羣，是因為這裏有着更加成熟的城市羣發展需求和條件。根據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城市羣發展推動城市化，並推動中長期持續增長，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下創新驅動新階段的必然要求。發展粵港澳、環杭州灣城市羣，意味着以城市羣方式推動城市化發展，將極大地拓展和優化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中國更多的城市羣不在灣區和半島，在未來不同的時期，將陸續提出內陸地區的城市羣發展規劃與建設。所以，率先提出灣區城市羣建設規劃表明，在我國先發地區的城市羣，聚集新動能、發展新經濟，對於引領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有着重要作用，同時，城市化道路也在相應地升級和優化。這是規劃和建設大灣區城市羣的一般意義。

在經濟社會動態發展的過程中，區域規劃一方面不斷調整原來的不合理設置，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就是將體制創新、制度創新的新元素，放到一個或若干個特定的空間，或先行先試，或重組融合，產生增量意義上的動力和價值。現在提出的大灣區城市羣規劃，將突破單個城市的行政區劃，以打破行政區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束縛，進而產生積極的作用，如減少土地低效開發，提升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的功能等。與產業規劃相比，政府編制區域規劃的作用相對正面。其原因是，區域規劃和發展的主導者和行動者，本來就是各級政府。產業規劃則不是，它的主導者和行動者是企業家、投資家和創業者。尤其在新興產業領域，大量的新技術、新模式的試錯都是在上述主體的主導下進行的。政府可以通過區域規劃，為科創資源和新興產業的集聚和輻射，產生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政府是創新生態中的一個機構，是服務鏈上的一個環節，肯定要有所作為，但是，還要進一步問的問題是，作為什麼？如何作為？例如，在我國的研發經費中，用於基礎研究的佔5%左右，而在美國、日本等國家一般在20%左右。基礎研究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這一點説明，政府應該對基礎研究加大作為，以往政府作為還不夠。過去，補貼和扶持基金是政府主要的對創業創新的作為方式，而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更多的則是政府購買。二者的效果如何？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有一點是必須的，那就是不斷改革和優化政府對創業創新的行為方式，以謀求更好的效果。

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碩期間，《資本論》課程108個課時。留下很深印象，也終身受用的，是方法論，尤其是歷史與邏輯一致的方法論。40年改革的歷史起點是農村改革，它所改變的，是從集體經營到個體經營，即建立家庭（農村的基本生產單位）聯產承包經營制。這個變動觸及了計劃經濟體制集中決策這個根本，開啓了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歷史從這裏開始，邏輯也從這裏開始。改革的邏輯起點就是引入市場，市場主體和市場機制。當然，40年改革是一個“龐然大物”，在它的面前，每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是“盲人摸象”。可能的區別是，在把握它的邏輯時，研究者有各自的判斷。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