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民主黨太虛偽，具有欺騙性_風聞

“現在美國有一個婦女解放運動，規模很大，她們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現在不可能吧？”這句話似乎觸動了毛澤東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煙，點燃，青煙縷縷，從指間飄騰，猶如他冉冉升騰的思緒。突然他掉轉話題：“今天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兩國人民的，寄大的希望於美國人民。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毛澤東一連講了幾次寄希望於美國人民。

　　斯諾一時不明白毛澤東的含意，只好聽他講下去。“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過來。”

　　斯諾驚訝地睜大幽藍的眼睛。

　　“為什麼右派讓來？我是指尼克松嘛，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決。他早就到處寫信説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説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

斯諾後來回憶道：毛澤東對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驢象之爭”，也有深邃的思考和獨到的看法，並曾毫不掩飾的談到，他更喜歡美國的共和黨，不喜歡民主黨。原因是民主黨太虛偽，具有欺騙性，而共和黨更能暴露“美帝國主義”侵略、好戰的本性。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諾再一次作了長達5個小時的暢談。

　　因為晚上加班整理採訪筆記，斯諾夫婦那天睡得很晚。第二天一大早，毛澤東的翻譯唐聞生突然來叫斯諾，説：“毛主席要見你。”

　　斯諾夫婦立刻乘車來到中南海。毛澤東已經坐在餐桌旁等候他們了。見斯諾進來，毛澤東微笑着示意斯諾就坐，然後他們一邊吃早餐一邊談話。餐桌上有饅頭和一些小點心，自然少不了辣椒。斯諾看到毛澤東仍然喜歡用饅頭夾着辣椒吃。

　　斯諾説：“現在中國的農業情況很好。”

　　毛澤東實實在在地説：“中國的農業還是靠兩隻手，靠鋤頭和牛耕種。”

　　吃完飯，斯諾跟隨毛澤東來到他的書房，繼續進行談話。

　“斯諾先生，我不喜歡進行接見記者式的談話。今天我們進行的是一次交談，老朋友式的談心。我不反對你在寫文章時可以用我的話發表我的一些意見，但最好不要直接引用。今天，我們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於這兩國人民的。我寄很大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人民將是一支有益於世界的潛在力量。”

　　“據説中美之間已經在進行這方面的溝通和聯繫。”斯諾説。

   “我們之間已經多次交換信件，他早就説要派人來，我們也正在考慮怎麼接待他們。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所以我説尼克松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我看我不會和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抽了起來，神態安詳。

　　“前幾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時，他曾對我説：尼克松是毛澤東最好的代理人。他對柬埔寨炸得越兇，他就越使更多的人變成共產黨人。他是他們最好的彈藥運輸人。”斯諾説。

　　“是的。我喜歡這種人，喜歡這樣的幫助，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麼社會民主黨，什麼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他欺騙的一面。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歡迎尼克松上台。因為他較少欺騙性，硬的多軟的少。”毛澤東説。

　　“主席先生，兩個月前在天安門上，您曾告訴我您不滿意目前的情況，您能給我解釋嗎？”斯諾問道。

　　“其實我是非常討厭個人崇拜的，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有必要採取這種討人嫌的做法。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説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毛澤東説。

　　“我記得在1965年我採訪您以後寫到了這個問題，有人批評我。那麼現在呢？”斯諾問道。

　　毛澤東説：“現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過分了，一些人在那裏搞形式主義。搞所謂的‘四個偉大’，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討人嫌的，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Teacher這個詞，就是教員。我本來就是當教員的出身，在我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稱號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主席先生，俄國人害怕中國嗎？”斯諾問道。

　　“有人是這樣説，但是他們為什麼要害怕呢？中國的原子彈只有這麼大。”毛澤東伸出他的小手指説。“而俄國的原子彈有那麼大。”毛澤東又伸出他的大拇指説，“俄國和美國的原子彈加起來，”毛澤東把兩個拇指並在一起説，“有這麼大。”

　　“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中國和俄國是誰打了第一槍呢？”斯諾問道。

　　“在這個問題上，俄國人説我們是教條主義，後來我們叫人家修正主義。我們發表了俄國人的批評文章，但是俄國人不敢發表我們的批評文章。他們後來就派古巴人，隨後又派羅馬尼亞人來要求我們停止公開論戰。我説，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話，要爭論一萬年。後來俄國人自己來了。我對他説，我只能減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減了。”説着，毛澤東笑了。大家都笑了。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是下午一點了。斯諾起身告辭，臨行前他提到愛潑斯坦先生被關進了監獄，希望毛主席能關心一下

　　“好，我知道了。”毛澤東站起來和斯諾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門，“斯諾先生，我跟你反覆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這時，毛澤東又想起了什麼似的説，“在北京的那幾位外國朋友是不是跟你談起了個人崇拜問題呢？”

　　“是談了一些，但沒有您這麼坦率。”斯諾説。

　　“他們還有一點恐懼，怕説錯了話，我不怕説錯了話。我是無法無天。”接着，毛澤東又補充了一句，“這叫和尚打傘——無發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

　　大家都被毛澤東的幽默逗笑了。就這樣，斯諾結束了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斯諾夫婦乘車離開中南海時，毛澤東穿着一件毛呢大衣站在冬日午後的陽光中向他們揮手。

——《毛澤東最後七年風雨路 · 再次與斯諾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