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勝老師:夫子因何喟然嘆?_風聞
章黄国学-2018-12-08 23:07
夫子因何喟然嘆?
再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的理解
文/秦勝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聽完四子述志,孔子毫不掩飾自己對曾皙的由衷讚賞, “夫子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而對於孔子贊成曾皙的原因,後世頗有爭議,代表性説法有以下幾種:
①這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家的思想;而且這篇文字在《論語》中篇幅亦長,恐怕是戰國時期孔門後學所記。〔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上冊第116頁〕
②“今以《論語》考之,孔子本有行道救世之心,而終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話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説:‘飯疏食(吃粗糙的食物)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先秦文學參考資料》第349頁〕
③“全文突出了儒家的禮樂治國的理想。”〔劉盼遂等主編的《中國曆代散文選》上冊第116頁〕
④“孔子與曾點者,以點之言為太平社會之縮影也。”〔見楊樹達《論語疏證》〕
以上説法,各有側重。因為曾點的政治抱負是通過對春風沂水的描敍而曲折表露出來的,又沒有確切的史料佐證,所以大家見仁見智,難有定論。
説法①在難獲真解的情況下將《侍坐》篇推測為孔門後學所記,頗有些妄加揣度。
説法②認為:曾皙主張消極避世,符合處處碰壁之後的孔子的晚年心態,故獲贊。錢穆先生也持此説,認為“孔門講學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爾之問……三人所學各有所長,可備世用……然孔子則寄慨於道大而莫能用,深惜三子者之一意於進取,而或不遇見用之時,乃特賞於曾皙之放情事外,能從容自得樂趣於曰常之間也。”我認為這並非孔子思想的常態,甚至有矮化孔子之嫌。
説法③則更多地關注了子路、冉有、公西華述志的內容,關注了子路和曾皙述志時的“情境”,而對最核心的曾皙述志的內容缺少必要的觀照。
説法④對原文理解準確深入,但是因為缺少必要的解釋和邏輯説明而使後人難得其要。
要理解孔子贊同曾皙的原因,曾皙所言“異乎三子者之撰”很重要。那麼,異在哪裏呢?
我們先來看“三子者之撰”。子路誌在“可使有勇”、冉有志在“可使足民”、公西華志在“願為小相”。無論是子路、冉有還是公西華所闡述的志向,於他們的能力來説,都是勝任的,這一點,可以在《論語·公冶長》中得到驗證。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也就是説,子路長於治軍,冉有長於經濟,公西華長於外交禮節——這是孔子對三人的評價。這樣的評價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中三子的理想驚人地吻合。所以,孔子不贊同他們,既不會是因為否定其能力,也不會是因為三子“志非其能”。
這一理解,可以在下文孔子對“三子之志”的點評中得到加強。夫子“哂”子路只是因為其“言”不讓而非其“志”不讓;對於冉有和公西華,孔子界定了他們談的理想都是“治國”;最後特別説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表面上只是肯定公西華的才能,其實我們只要推而廣之就可以知道,孔子對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的才能是充分肯定的。所以,孔子不贊同他們,不是因為否定其能力。
既然不是否定“三子”的治國之才,那麼孔子是不是否定三子述志的態度呢?顯然也不全是!因為除了子路,其他兩人回答的態度都是很謙虛的。
那麼,曾皙之撰異在何處?
是出發點不同。
三子談理想,都是從自我的角度,考慮如何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就是如何大展才能。原文中,“可使”“可使”“願學”“願為”均可作為子路、冉有、公西華有志於“治政而自顯”的明證。而社會,只是他們大展拳腳的背景,至於是什麼樣的社會,什麼樣的統治者,人民在這樣的社會里過着什麼樣的生活,都無所謂,起碼不在三者的考慮範圍,甚至還有那種人民越苦難,越能彰顯自己才能的心理,比如子路。子路施展才能的背景是:中等國家(千乘之國)、夾縫中求生存(攝乎大國之間)、外遭侵略(加之以師旅)、內遇荒年(因之以饑饉)。這樣的一個內外交困的國家,子路自言只需三年便“可使足民,且知方也”。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子路述志之時的自信與得意。可不可以做這樣的假設:這樣的人,當他的意願和人民統一時,那當然好;但如果違背呢,就有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他有可能成為英雄,當然也有可能是奸雄。
曾皙則不同,他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考慮了廣大人民的幸福與快樂。而這正是儒家“仁”的核心價值所在。曾皙描繪的“暮春圖”將本人隱於畫卷之外,卻恰恰讓我們看到了曾皙之“異”。參加活動的,有冠者,有童子——老少同樂;參加活動的人數,五六人加六七人——隨意為好;活動內容,有洗澡,有吹風,有唱歌——高興便好。這幅“暮春圖”儼然就是一幅“樂民圖”。正如朱熹在《四書集註》裏所言:“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如果真的能達到他所説的“春風沂水”的大同境界,那麼是否能逞個人之智、之能、之勇,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裏是有類似於莊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想法的。只有真正把天下蒼生放在心底之人,只有對整個人類抱有慈悲之心的人,才會有對這個世界懷有深深的憂慮,也才會在需要他擔當之時,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因為,不是我非要去做什麼,也不是我有什麼高人一等的思想。只是我覺得,這天下事,也許既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當然,既屬於你,也屬於我。如果你不做,我不做,那誰去做?所以我必須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春秋亂世,亂世需要英雄,可亂世如果變成了治世,我是不是英雄又何妨?儒雅的孔子更是勇敢的孔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這勇敢有點堂吉訶德的味道。
回到前面《論語·公冶長》的這段引文,孟武伯問的是“‘仁’乎?”,孔子的回答,在分別肯定了三子才能之後均以“不知其仁也”結束回答。這就表明,三子雖才能出眾,但還遠未達到儒家的最高追求——仁。而曾皙之志,則以形象描述為儒家之“仁”作了詮釋,是以獲贊。孔子曾經告誡子夏:“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簡而言之,君子儒就是道義儒,小人儒就是職業儒(錢穆《孔子傳》第8頁)。孔子的教導,是讓弟子把生民疾苦、社會道義放在第一位,不以成就自我作為人生目標。
所以,孔子在面對禮樂崩壞的社會時顯得有點“迂”(執着),有點“惶惶”。孔子自己深知:哪怕是邦國無道,自己也無法做到隱藏智慧,袖手置之。因為,黎民之苦皆入我心,家國之痛皆在我懷!這在一個以自保和自顯為人生理想的“智者”看來,是很難理解的。孔子之“仁”使他不能“守拙”,所以只能一邊説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一邊如別人所鄙棄的那樣,如喪家之犬奔走於茫茫天地之中,留下的只是孤獨的背影。孔子自言:“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這聲“其愚不可及也”的嘆息中,飽含了酸楚和血淚,更飽含了屬於天下蒼生的忘我與堅定!
孔子對社會有擔當精神,對人民有悲憫情懷,既理解與尊重別人的“邦無道則愚”“邦無道則隱”,又不允許自己在“邦無道”時置身世外,這就是胸懷和境界。希望“克己復禮”,雖知世不可治,仍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於是,只能以入世的悲劇英雄的身份表達。孔子比當時的人們,還多了幾分苦難。天下蒼生的苦難,就是孔子的苦難;但是,孔子的苦難,又能成為誰的苦難?甚至,又有誰能理解?哪怕是螳臂當車,哪怕是飛蛾撲火,也當仁不讓!這樣的堂吉訶德是苦難的,又是幸福的;擁有這樣的堂吉訶德的社會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孔子的悲劇,雖是時代的悲劇,卻不是歷史的悲劇。一個個的擔當者在當時或許微若塵埃,但我們卻願意,這樣的塵埃落滿華夏的史冊。
回到題目上來。夫子之嘆,既是對曾皙勾畫的理想社會的嚮往;更是讚賞曾皙在述説自己志向時心懷天下的境界,讚賞他不着意於個人才智抱負的施展,而致力於以天下為己任的勇敢擔當的情懷。因為,在夫子的身後,有一個令他寢食難安的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的亂世!
所以,孔子,我不願只是膜拜你,因為僅供人膜拜的形象再高大,再偉岸,卻難免孤獨,寂寞,“高山仰止”的敬意往往也伴隨着難以逾越的距離感,而我,更想有越來越多的人能擁抱你!
文章作者
秦勝,北京十三中語文教師,從教二十餘年,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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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號主編:孟琢 謝琰 董京塵
美術編輯:張臻 孫雯 高佳玉
專欄畫家:黃亭穎
責任編輯: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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