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今天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法不應該是減税與擴大內需_風聞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一些搞經濟理論的人又開始要求政府大規模減税，並主張刺激居民消費以擴大內需了。今天並在新浪微博看到金融智庫轉發許成鋼的觀點，主張實行“大減税、賣國有資產、擴內需”。

        其實今天的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税收過高，也不在於內需不足，而在於如何更快地實現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而減税與刺激居民消費，正好是會阻礙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的行為。

        中國的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在於因為國際經濟萎縮導致市場有效需求減少，於是出口增長放慢，進而造成國內有效需求增長放緩。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快速造成了中國國內市場上的資本充裕。

        在資本充裕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結果必然是資本利潤空間縮小、資本回報率降低。於是投資意願降低，經濟增速下滑。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找到是資本利潤空間增大的正確辦法。

        如果按照一些人的要求，實行大規模減税，並刺激居民消費擴大內需，確實可以在短時期內擴大資本利潤空間。但是其後果卻是導致經濟在現有水平的盲目擴張。很快又會出現資本的利潤空間縮小的現象。難道繼續要求政府大規模減税，繼續用掏空國庫與民眾口袋的方法刺激內需？        別忘了這樣一個邏輯：即使政府完全不收税，資本利潤空間縮小導致經濟危機的現象也同樣會存在。因為資本利潤空間縮小的原因在於市場競爭，而不是政府收不收税。

        而且，由於減税導致財政收入減少，下一次經濟危機時刻，政府將沒有了調節經濟的能力，資本的被消滅與生產力的破壞將會空前的嚴重。

        更別忘了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國家今天的經濟停滯就是因為過去一直在刺激民眾消費導致的結果。當然更嚴重的現象還在於比如拉美國家，因為不顧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的國情，通過刺激民眾消費，導致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目前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是因為勞動力成本升高，而生產力進步速度不快導致的。

       生產力進步一是要科技進步，二是要經濟結構合理。

        目前中國在這兩個方面都還有很大空間，因此我同意林毅夫關於8%的增長潛力的説法。韋森似乎也意識到了經濟結構調整空間的作用，卻基本忽視了科技進步空間的作用，機械地作歷史分析，結論未必可靠。

        生產力進步最需要的是科技進步。科技進步卻需要比較緊一些的市場環境，也就是經濟增速不能太高。因為過熱的經濟會讓低附加值的經濟獲得太大的空間，不利於資源向高科技經濟傾斜。

        調整地區間經濟結構卻又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才能有較足夠的財力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速既不應太高，也不應太低，我認為還真能做得到。

        其實只要就業問題不嚴重，經濟增速如何並不是一個大問題。學者們對經濟增速問題討論的這麼熱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際上對於中國經濟失速感到焦慮，怕因此導致世界經濟難以恢復，造成全球失業嚴重，導致社會動盪。與中國自身沒多大關係。

        中國目前不需要急於提高經濟增速。生產力進步空間保證了中國不會在短時間裏出現難於克服的經濟困難。

         從邏輯上分析，税收增加而經濟照樣快速增長，説明税收增長合理。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説明生產力進步順利。生產力進步導致經濟附加值增長，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收入增長才不會擠壓資本必要利潤空間和勞動者收入增長。

        而這時政府收入如果不增加，就會導致低級別經濟盲目擴張，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不利於生產力進步，不利於經濟長期健康發展。今天的中國税收已經在減緩增速了，經濟增速仍然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説明中國今天的經濟增速下滑的原因不在於税收過重。

        政府的財富份額越多，就越能保證市場有效需求的穩定，經濟增長就會越穩定；

        富裕人羣的財富份額越多，市場消費傾向就越低，有效需求就越不能滿足供給增長的需要，經濟危機就越容易發生。

        而政府財富份額的增加或保持，是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條件的。只有生產力不斷進步，政府才能夠在滿足資本和勞動者的必要報酬基礎上增加收入。

        事實證明，市場經濟的本質能力在於出口。失去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無論如何做制度創新，最終都將失去增長能力。

        要保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一靠科技創新（發展中國家主要依靠科技更新），二靠制度創新降低生產成本。科技創新是根本。美國如果不能實現科技創新突破，經濟的蕭條將最終不可避免。中國不能被“內需”二字迷失了根本方向 。

        我反對給中小企業減税。中小企業目前要做的是趕快實現產業升級，促進生產力進步。減税會降低產業升級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會讓低水平產業得以苟延殘喘。

        在低級別水平待得越久，與發達國家的高級別產業的距離就會越大，將來追趕起來越會吃力。不如趁現在經濟增速降低，但就業問題不嚴重的時候，逼迫中小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加快升級速度。

        目前中國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不是税收太高，而是成本上升。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生產力進步，從而降低成本，保持並提高市場競爭力。

        如果沒有了科技更新的空間，成本上升導致的困難就只好用減税來解決。可是現在中國的經濟水平離發達國家還很遠，也就是科技更新的空間還很大。減税只會降低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的必要性。

       當前一批經濟學家又一次積極主張中國大減税，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美國大減税了。        

        可是，減税是為了什麼呢？他們説，減税是為了加快經濟增長。

        可同時他們又説，減税有助於改變中國現行的高投資經濟增長模式。

        也就是説，減税會讓民營資本利潤增加，而民營資本利潤增加的結果，並不會導致經濟活動中的投資增加。

        這就是悖論了：經濟發展是必須以投資增加為前提的。資本利潤增加不一定會導致投資增加，當然就不一定會導致經濟增長加快了。

        有人用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現象舉例，説大減税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泥潭。        

        雖然在邏輯上，減税政策確實可以讓經濟走出“滯脹”，因為“滯脹”指的是經濟停滯的同時物價上漲，而減税如果導致了經濟衰退下的物價下跌，當然就走出了“滯脹”——沒有通脹了嘛。

        事實上，導致當年美國經濟走出“滯脹”的真實原因，是互聯網新經濟的形成，與以美國聯邦債務大幅度增長為代價的財政支出擴大。        

        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高投資模式也是所有經濟增長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看看沒有高投資的國家，哪個的經濟增長快起來過？問題在於人們往往只看到高投資的現象，沒看到高投資的條件。

        一個國家要進行高投資，必須以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為條件。

        因為如果沒有宏觀經濟的效率提高，經濟附加值必然會迅速降低，國家財政收入就會減少，誰來做基礎設施這樣的短期沒有財務回報的投資？所以，中國的高投資模式能夠持續的前提條件就是經濟效率（相對）夠高。這也就在邏輯上否定了中國經濟效率低的論斷。

        事實上，高投資率不是經濟增長的桎梏。相反，政府必然地不能持續高投資，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無法繼續高速度增長的原因。資本利潤率往往與政府投資率的變動正相關。

        所謂“投資率過高”，必然講的是國家投資。民間投資沒有不關心資本利潤率的，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不可能過高——只有因為投資能力不足導致過低。

        投資帶來市場有效需求，更是有效推廣與佈局先進生產力的手段，也是淘汰低水平生產力的必須。因此，高投資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邊際效用與市場規律，決定了政府從市場分割財富佔比必然趨於減少、以及財富必然向少數私人集中的趨勢，也就決定了政府投資能力的必然降低和高投資率現象的必然消失。也就決定了到一定經濟水平以後，經濟增速的必然降低。

        經濟價值分為工資、利潤、税收三部分。政府的各種收費及國企利潤，本質上也屬於税收範疇。税收是否合理，以它是否影響了經濟正常發展為標準。

        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正常，就證明税收合理；如果經濟發展太慢，就證明税收擠佔了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如果過熱，則證明税收水平太低，延緩了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進程。

        在經濟規模偏小的時候，因為就業問題嚴重，政府會降低税收佔經濟價值的比重，增大資本利潤空間，以促進經濟發展；

        當經濟規模擴大，勞動力供應趨於緊張的時期，就會導致工資佔經濟價值比重升高，擠壓資本利潤空間。這時候資本家會要求降低税收。然而在發展中經濟體，這時候應該做的是促進產業升級、提高生產力水平，而不是減税。

        不過度搞福利、適當限制公務開支、給創業減免税都是應該的。但是一般地給企業減税，則不應該。當前中國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不足。給企業減税，就是人為減少政府在經濟價值中的分割比例，擴大資本利潤空間。結果將是資源過多流向低效率產業，不利於產業升級與生產力進步。

        而且勞動力成本會在經濟水平不高的基礎上過快上升，對以後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利。

        有人會説，資本流入過多，會導致資本利潤空間減少，資本會主動進行產業升級。如果真是這樣，因為產業升級會導致利潤空間擴大，資本利益羣體就不會要求減税了。

        發展中經濟體相對於發達國家，還有科技更新的空間，應該通過科技更新實現產業升級，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不降低工資絕對水平的同時擴大資本利潤空間。

        如果用減税的方法擴大資本利潤空間，資本將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與壓力，會導致經濟在低水平盲目擴張，而且競爭過度的結果，是利益外流與資源浪費。

        發達經濟體科技水平已經是一流，要進一步提升科技水平，需要等待科技創新的突破，這個相對於科技更新難度很大。

        因此他們的產業升級必然很慢。在工資水平上升擠壓資本利潤空間的環境下，要保持資本不因為利潤空間太低而流出、導致經濟規模偏小，就只有減税了。減税則財政趨弱，所以政府投資能力降低是必然規律。

        在生產力進步停滯的條件下，增税減支導致的經濟萎縮幅度會大於增税減支的額度。增税減支不但會導致同等額度的有效需求減少，還會引發悲觀預期，導致本來可能的支出受到抑制。於是市場的有效需求進一步減少。

        有效需求減少，自然導致投資增長減少。GDP增長不萎縮就沒有道理了。收富人的税雖然未必直接減少消費，卻會導致資本外流、失業增加。因此，發達國家沒辦法提高財政投資能力。

        西方發達國家的低投資率，正是因為他們的政府投資能力必然地降低了的結果，而不是什麼經濟發展的要求。

        如果説，過去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水平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時候，還有人會錯誤地以為，是發達國家沒有了政府投資空間，那麼，奧巴馬的高鐵設想成為笑柄，更證明了他們的問題在於政府投資能力降低，沒辦法提高投資率，而不是需要低投資率。

        發達國家因為財政能力的降低，當科技創新必然地經常遇到瓶頸而導致資本利潤空間縮小的時候，不再有通過擴大投資增大資本利潤空間的能力，決定了資本必然流出，到發展中國家尋找有必要資本利潤空間的市場。

        於是發展中國家有了經濟增長所必需的投資資本，從而可以實現較快增長；發達國家的增長卻必然地放慢。

        有一種説法，高投資率會導致消費偏低。他們不知道投資最終都會形成民眾的收入。而民眾勞動收入的增加才應該是消費增長的條件。

        如果國家財政都被用於支持民眾消費，先進生產力的推廣與佈局就會受到阻礙。民眾不是因為從工作中獲得收入而增加消費能力，必然導致“養懶漢”現象的蔓延。人懶了，生產力水平沒上去，對經濟的危害才是可怕的。

        另一種説法是，高投資會導致資源供應緊張。

        投資並不僅限於一般製造業，也可以是原材料行業，還有高科技行業。 即使是在一般的製造業，新的投資也會盡量提高科技水平，從而淘汰掉原來效率較低的生產力，有利於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因此導致資源供應緊張的不是高投資率，而是投資失誤。這是不同的兩回事。以此理由批判高投資率，顯然是沒有把科技更新的作用與投資聯繫起來。

        還有一種説法是，高投資會加大金融風險。如前所述，投資會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提高生產力水平，從而也就會降低經濟成本，增強經濟競爭力。經濟競爭力提高了，應該是會降低金融風險才對。

        然而人們應該明白的是，伴隨高投資而產生的金融風險，其實是因為新的生產力淘汰舊生產力的過程中，導致部分不適合市場需要的企業倒閉造成的。這部分企業遲早要倒閉，與其等到外部競爭迫使它倒閉，導致金融風險，不如用自己新建的高水平生產力主動淘汰掉他們，金融風險還可得到控制。

        所以，如果減税的結果是導致中國的高投資模式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也就是確定了，減税會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而主張減税的人們恰好同時也是主張減少投資的；並且減税會導致投資減少，不但在邏輯上沒問題；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史商業是明確無誤的事實。

        所以説，減税除了給資本家帶來短期利益以外，對於國家與民眾都必然是不利的結果。而主張通過減税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理論，根本就是建立在悖論邏輯上的胡説八道。        

        經濟領域的自由派論者對於國企現象深惡痛絕。指責國企壟斷市場，是社會不公正和經濟低效率的源頭。其實他們沒有真正懂得經濟原理，尤其沒有懂得市場經濟原理，才會如此反對國企現象。這也是許成鋼之流主張賣國有資產的理由與出發點。

        國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它的本質目的不在於獲取財富，而在於根據市場情況靈活調節經濟運行。

        當市場或行業過熱的時候，它可以提高供應價格，實際上起到增税的作用，防止經濟或行業擴張過度；

        在某些因特殊情況而資源供不應求的行業，它可以相對低價供應資源，起到降低經濟或行業成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這時候它的實際作用就等於財政支出。

        自由派要説了，市場會自動調節經濟運行，為什麼要國企來做這個事情？

        在沒有政府與國企參與下的市場，經濟水平低的經濟體會讓國際壟斷資本居於操縱地位，使被操縱的經濟體成為經濟殖民地，只能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利潤來源。

        當世界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與所在國可以實現雙方共贏；世界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國際壟斷資本會及早脱身，把危害留給被操縱經濟體。

        當國際壟斷資本抽身的時候，沒有本國的資本能夠頂上去，經濟危機就會比發達國家更嚴重。而在危機面前能夠頂上去的資本只能是國家資本。因為這時候的民間資本也只會退避三舍。國家資本因為從政府的本質職能要求出發，必須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家資本從哪裏來，當然是從税收和國企經營收入中來。由於國企必須支撐經濟的平穩發展，所以在經濟或行業不好的時候，不能為自己的利潤要求提高價格或者裁減成本，那麼，當然就只能在經濟或行業好的時候，提高資源供給價格或者裁減經營成本。

        這裏所謂裁減經營成本，就是利用市場行情好的時候，適當提高資源供應價格、把一些非核心資產上市，提高國家資本效率。

        在發展中國家，國企還有一個重大作用，就是相對不顧成本的科技更新。即在超越本國市場要求的水平上，用民間資本不可能花費的成本，從國外引進或者模仿國際先進科技成果，實現科技更新的跨越式進步，為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進步要求儲備先進科技手段。

        這就是中國這幾十年經濟能夠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關鍵原因。

        經濟領域裏的自由派論者反對國企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所謂的產權界線不明確導致腐敗和低效率。

        這些人很明顯是對於西方股份制企業的現象故意失明。西方現代大型企業多為股份制公司。經理人也往往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或者大股東。

        從這個角度説，也存在產權界線不明確的問題。因此在邏輯上同樣存在腐敗與低效率的可能。所以美國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也曾經因為效率問題瀕於破產境地。可見這不是國企獨有的問題。

        國企有沒有獨有的問題·？有！那就是他肩負着政府維護社會穩定的部分責任，不能像其他企業一樣完全根據市場要求作出有利於公司利潤的反應。

        比如當市場看壞，民間資本逃避風險的時候，國企不但要挺住，還可能要追加投資，以防止市場崩潰。他們因此向市場注入的有效需求，未必能給自己帶來利潤，卻是防止市場崩潰、維持市場資產價格和利潤空間的重要條件。對於防止民營企業大規模破產、提升民間資本投資信心，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

        那些盲目批判國企現象的人們，被民企經營者以為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其實沒有國企的作用，他們會死的很慘。

        印度沒有中國這麼多的國企。按理説那裏的民企應該經營的很好了。可是2012年，中國民企一年的出口額比印度整個出口額多出4700億美元！這説明印度的民企發展的遠不如中國的民企好。原因之一就在於中國的國企提供了中國經濟——當然包括民營經濟在內——發展所需要的重要條件。

       中國經濟幾十年的快速成長，伴隨的是民營經濟的更快成長。所以今天才會有眾多的民營企業在世界上展露頭角。沒有國企壟斷現象的很多國家比如印度，他的總體經濟規模都不如中國的民營經濟規模大。目前中國民營經濟規模比印度整個經濟規模大出兩倍有多。

        要知道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中包括國營、民營、外資等部分。印度的總體經濟規模不如中國幾大經濟成分中的一個成分大，説明國企壟斷在中國沒有成為民營經濟增長的阻礙。相反的是助力。作為國企一部分的國有銀行當然更是這樣。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速較快時期，也正是他們國企大發展的時候。當國企私有化以後，西方國家的經濟當然包括他們的私營經濟增速，就再也沒有快起來過。

        因為當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有國企在私人資本躲避風險的時候力挺市場，才能夠保證就業的基本穩定、社會安定，才能夠向私營企業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才能夠為私營企業提供必要的資源供給，才能夠維持市場的資產價格，防止私人資本大量破產，從而防止生產力的毀滅。

        因此，一個國家在有能力的時候，應該努力實現國企的做大做強，以儘可能的延長國企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今天的中國還處於經濟成長中後期階段，還有這通過積極引進與模仿國際先進科技，促進生產力快速進步的空間。還可以在生產力進步快速的時期，通過在滿足資本必要利潤空間的基礎上，增加財政收入，支持國企發展。而國企經濟的積累就是以後抗禦經濟危機的必須條件。所以現階段中國應該努力做強做大國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