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當老財又想立牌坊，是老男人企業家的風度_風聞

最近，俞敏洪就性別問題發表了一通腦子有問題的言論，並在後續針對該言論的道歉中把自己的觀點又反過來重複了一遍。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位的隱含邏輯概括一下：

1.教育是國家重中之重，而公立教育在他看來是有缺陷的，需要新東方這種他所謂對教育有熱忱和精神的人去做。

2.而重視教育是社會公共道德的保障，核心教育責任在他認為是母親那兒（男權日常規訓），而新東方是公共教育的未來，所以女性要給新東方交錢，不交錢給新東方對不起國家。

3.於是鍋莫名其妙就甩給女性了，你們沒承擔篩選責任啊，所以男的就墮落了……額……不是，我是説你們對於社會教育太重要了，所以（還是你們的鍋）。

總之，要給新東方交錢。

不好意思串戲了。

這位把人罵了兩遍，正反各一遍。俞本人在道歉中説之前是由於他沒表達好所以引起誤解，但在道歉中他仍然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説明他並不是沒過腦子就説出那番言論。

除卻他本來的男權歧視，其實他也是一種用社會觀點給自己的商業模式背書的方式，對於女性的歧視是一種羞辱性營銷，而後來的道歉無非是基於同樣邏輯的幼化歧視營銷。**從根子上，他不僅要把他的培訓與公共教育事業捆綁在一起，也要和中產階級在教育投入上的焦慮捆綁在一起，以求趕上教育培訓市場轉型的浪潮。**説到底言論都是為了生意。

以往留學市場作為龐大增量市場具有先發優勢，新東方在語言培訓領域不僅一家獨大，也天然拿下了培訓市場中最黃金的部分。

但現在情況顯然發生了變化，公立教育曾經是我們教育市場的主體，且包乾了我們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但現在公里教育資源開始進一步集中化，可能全省的資源進一步壟斷在幾家學校之間，這造成了中產階級們的焦慮。

其次，公立教育分化之後，很多非核心的公立教育開始只提供基本服務，前段時間在中產那裏炸鍋的“老師讓家長批改作業事件”，也表明了二三線學校的老師不會再像我們那代老師一樣在較低的收入回報下，還保持完全盡責的態度，而傾向於把教育勞動攤派出去。

這兩種結構變化，加上無處不在的中產階級的階級再生產焦慮營銷，使得補充教育市場開始蓬勃發展，不僅集中着傳統培訓機構，還有公立教育老師自己出來合作的教育機構。這是很大的一塊蛋糕，不管是學科補習，早教，競賽輔導還是軟實力訓練等等，已經在從一線到八線遍地開花。而還囿於語言培訓這種紅海市場的新東方，在應對市場需求轉型上顯然慢了好幾拍。

再次，由於市場經濟發展至今的行業不確定性和經濟週期性，風口行業和非風口行業（公務員事業單位不在探討範圍內）之間的勞動報酬差距奇大，其次人力資源集中和大量勞動力滯留造成競爭壓力和知識更新壓力變大。職業補充培訓又是一塊蛋糕，顯然新東方又沒吃上熱乎的。

於是俞敏洪就出來用社會言論，以“立言立德”的方式，試圖做成高品質焦慮營銷來推廣自己對新生市場設置的產品，再加上骨子裏男權，以為女性是話語弱者，就搞出一套羞辱言論來妄圖刺激消費。類似於某些low穿地心的電商品牌説你不塗口紅和男人有什麼區別一樣。

不過聊到這裏，其實我們還要探討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為何改開初期成長起來的商人，都有一股試圖“立言立德”的奇怪精神需求，明明只是為了生意忽悠人，結果説多了似乎自己還真的信了。

實際上，很多時候這些商人還真是這樣自戀。在士紳階級還存在的年代，商人在本地做大，積累田產並且心繫宗族香火旺盛，大概率會去幹兩件事情，一是想辦法捐個員外名頭，二是去傍一些新科舉人老爺，最好能連個宗或者至少世交的程度。

這樣商人搖身一變，成了地方禮制的鄉賢，於是就會去幹兩件事情：

1.如果宗子能讀書，就盡一切資源去培養他，往科舉家族轉型。

2.積極參與“鄉議”，從族內的立威立信，到對於鄉里“立言立德”。

《虞洽卿傳》這類作品被視作社會史的原因，是這類微觀史很大程度體現了千年來我國商人的共同處境，雖然時代不同具體的處境和政治結構不同，但是面臨的自我矛盾有很大相似性。

但是我國存在一個很不一樣的時期，那就是90年代末開始的之後十幾年，商業發展和媒體發展同步，互聯網初起和產業變革同步，整個這段時間是我們經濟大發展的時期，也是各個行業起於草莽的造富神話。媒體業也推波助瀾，大量給成功商人鑄言立傳的節目和出版物，大量給商業故事包裝的紀錄片和訪談節目，富豪排行榜不遺餘力地宣告新的時代來臨。

整個這十幾年，商業週刊進入了普通百姓的閲讀表，商業偶像們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商業哲學”和“處事哲學”，並跟真偶像一樣有意無意地表達着“你也可以”這樣幻覺。最後，這些商業偶像在集體做發財夢的時候開始表達自己的人生世界觀以及社會觀點，驚世駭俗地抨擊社會主流，開始製造努力神話。

媒體業也繼續炒作這種商人實業神話，那段時間，卡內基xxx人生哲學，範德比爾特家族史，福特的奮鬥，比爾蓋茨的處事原則，巴菲特的價值世界，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的天才，恨不得把上海三大流氓也要捧成商業偶像，在他們那裏找到人性的善惡糾葛和恢宏的利益取捨。男性雜誌xx關注，各種放送商業偶像的八卦段子讓你琢磨裏面的處事哲學，連李開某和唐某這種不怎麼成功的人士都成了商人時代的絕對傳奇，凝聚着世人尤其是準備踏入社會的某些大學生死鴨子一般地仰望。

這些無非讓人想到一個來自馬克吐温的槽：鍍金時代。

而這個鍍金時代中，我們的商業偶像跟當時熱衷於娶歐洲破落貴族和製造家譜的美國商業偶像一樣，開始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立言立德的需求。某位房地產商攀登高峯，沒經過學術教育卻在後期商業乏善可陳之後自我追尋“生命的意義”，在節目上大談集體主義時代的壓抑和他個體解放的精神需求；另某一對開發商，開始代表人民在外媒那兒談民主；又某互聯網巨頭給你談“我最討厭錢”，對外“為了世界貿易的共贏和穩定”，宛若我國對外總代表；又另某人代替我們思考隱私和權力；又某人雞血和大餅化得比誰都大，形成了“良好”的行業規則；還有人比較另類，成了鬼畜區的常客。

所以，除卻生意以外，在鍍金時代的神話催動下，俞敏洪出來立言立德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不過問題在於，鍍金時代已經結束了，爵士時代來臨了，在長島瘋狂的樂隊爵士和舞會，flapper和紳士們的歡聲笑語之外，在曼哈頓居住的中產階級視作不潔的地方，是所有被遺忘的“其他人”。沒人記得布魯克林的工人，沒人記得用過期碎絞肉果腹的小市民。但在這個時代這似乎顯得不重要。

所以暢飲吧，迷醉的人們，假設自己生存在後工業的公正世界中，假設你自己能夠和其他人手拉手保衞自由，假設我們的價值觀信仰讓我們在酒精中到達彼岸，別管喪鐘為誰而鳴；

築起隔離“不潔者”的高牆，在撕心裂肺的爵士樂中，將酒杯化作厄焰擲向天空，那是屬於此岸的榮耀與資本主義自我續命的一種僅存於酒液的圖景。

大白艦隊會有的，我們會把英國趕出加勒比海的，我們會用一場美西戰爭立威的，我們會替代英國人主導全球貿易的，未來是華爾街，底特律和芝加哥，而不是破落的倫敦。整個南北美洲會是我們的。

會有的，一切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