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永遠在尋找下一場戰爭_風聞

【文/ 殷之光】

1992年3月15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了一篇書評。討論了保羅·霍朗德（Paul

Hollander）的兩本新書。作為一名1956年逃到西方的匈牙利移民，霍朗德對蘇聯的痛恨溢於言表。這種來自個人的仇恨又令他對美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恨之入骨。《紐約時報》中評論的兩本書便正體現了霍朗德的這兩種情感。一本名叫《衰落與不滿：共產主義與今日西方世界》（Decline and Discontent, Communism and the West Today），共300多頁。另一本叫做《反美主義：來自國內與海外的批評，1965-1990》（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厚達500多頁。

《反美主義》出版前不久，1990年9月11日，老布什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於國會發表了其“新世界秩序”的演講；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辭職，蘇聯正式解體。作為堅定的反左翼分子，霍朗德並沒有對這場勝利表示出多大的喜悦。相反，他更關心的是美國實踐全球霸權過程中，在海內外激起的一系列反對聲音。

在《反美主義》出版前的十年裏，美國的帝國主義霸權姿態在尼加拉瓜這一個南美小國裏展現地淋漓盡致。隨着1979年尼加拉瓜左翼政權“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勝利，里根政府便開始對尼加拉瓜民族獨立政府實施一系列顛覆和破壞活動。當1983年底裏根開始調動軍事力量，對尼加拉瓜開始進行封鎖，並逼迫其政府交出權利時，不但尼加拉瓜的政府與人民開始了激烈的反美鬥爭，連美國國內也爆發了一系列示威活動。僅僅在波士頓，就有550人因為抗議美國封鎖尼加拉瓜而被逮捕。

1979年，尼加拉瓜桑解陣奪取政權

里根政府期間，美國國內的抗議浪潮更多針對其削減社會服務開支等服務大資本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基層教師、農民、鋼鐵工人等紛紛起來抗議共和黨政府這種為大資本與軍事集團代言的路線。1983年，在馬塞諸塞州彌爾頓學院的畢業典禮講話中，兒童保衞基金會主席馬裏安·埃德爾曼用這樣的話描述了共和黨的政策。他説：“從1980年起，我們的總統和國會開始把我們的國家之犁變成刀劍，並以犧牲窮人為代價，討好有錢人……兒童是主要的犧牲品”。在他看來，這個國家正在“道義和經濟破產邊緣徘徊”。

即使面臨如此強大的民眾反對聲音，共和黨政府在選舉中仍舊接二連三地獲勝。特別是1988年喬治·布什當選，美國輿論將之稱為“山崩”與“壓倒性的勝利”。然而，興奮的媒體有選擇地忽略了一個重要信息，在里根1980年當選時，有將近一半人口符合投票資格的人口沒有去投票。而1988年選舉時，老布什雖然贏得54%的選票，但卻只佔符合投票資格選民總人數的27%。另一方面，1990年12月《華爾街雜誌》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現顯示，84%的被調查者贊成向百萬富翁加税，51%的人甚至贊成提高資本利得税。然而沒有任何一個美國執政的多數黨樂意這麼做。民意與大資本的意志孰輕孰重，在此表現地淋漓盡致。

在霍朗德的書中，“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指責這些1980年代美國媒體、學界甚至教會批評共和黨社會政策不公正的聲音是受了左翼共產主義影響的結果。霍朗德認為，美國知識分子中的左翼思想是一種“極為危險的不愛國因素”（dangerously unpatriotic elements）。

書中，霍朗德花了很大精力描述尼加拉瓜事件造成的影響。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他對875名大學生進行了“世界觀”調查。他還將考察範圍擴展到了歐洲、中東，以及一些來自加拿大與墨西哥的知識分子。試圖勾畫一種世界範圍內，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傾向”影響的反美浪潮。霍朗德認為，“反美”這種“主義”裏，融合了民族主義、對“現代化”的抗拒，以及馬克思主義影響幾種重要因素。同時，他還將美國國內的抗議聲音描述為一種“令人驚訝”的有悖“真正美國價值觀”（true American values）的錯誤想法。並將美國國內的左翼學者的批評言論描述為“荒謬不堪”。在他點名批評的美國學者中間，便有《美國人民的歷史》作者霍華德·澤恩（Howard Zinn）。

中國讀者可能更熟知1992年出版的另一本書——《歷史的終結》。畢竟在冷戰末期，美國勝利的國際氛圍下，美國製度優越的論調更能讓人嚮往。然而，對美國國內的政治精英來説，霍朗德的危機論調則更具吸引力。霍朗德認為，這種美國國內的“反美主義”，其根源在於美國精神中那種“永恆的敵手文化”（a permanent adversarial culture）。然而，有趣的是，雖然霍朗德將此視為“反美主義”的根源，然而在其他美國保守主義知識精英看來，這恰恰是霍朗德對美國精神的完美刻畫。

《新共和》雜誌的編輯莫頓·康德勒克（Morton

Kondracke）在給霍朗德《反美主義》一文寫的書評中描述，這種反美精神“不會隨着蘇聯倒台而在美國社會中消失”。言下之意，美國則需要時刻準備迎接、甚至主動尋找下一個敵人。不過，作為保守主義知識精英，康德勒克對霍朗德這個新移民過分明顯的緊張態度表示不屑。在他看來，美國完全有能力消化並吸收那些“激進的英雄”（radical

heroes）。康德勒克表示，雖然在美國一些新聞媒體中，左派的思想“逐漸開始獲得了些注意”，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大學校園、新教與一些天主教會的官僚”中間。但是，“今天的美國沒有一家馬克思主義或是反美的媒體，甚至連一個媒體專欄都沒有”。這句話道破了美國少數派統治精英肆無忌憚的自信。評論以這樣一句頗為廣為流傳的話結尾：“雖然有那麼多嘴上抨擊美國的人，但是那些噴子（haters）們少有真正離開美國的。”

這種充滿着實用主義態度的驕傲不但流露出了冷戰結束後美國政治精英們的自信，更表達了對國內反對聲音的置若罔聞。這種少數派執政的特點在美國全球霸權的擴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和黨精英們還未等蘇聯這個敵人正式倒下，便開始用槍炮和彈藥在阿拉伯世界塑造起了他們眼中的“世界新秩序”。一個由石油和軍工資本家們裹挾政治與知識精英們共同掌握的世界。

在這種精英主義的霸權態度背後，潛藏着用反共包裹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暗流。2009年，霍朗德又出版了一本討論“反美主義”的新書《唯一的超級大國》（The Only Superpower, Reflections on Strength, Weakness, and anti-Americanism）。書中他開篇便將“反美主義”稱為“世界級的仇恨罪”（world-class hate crime）。書中他繼續十多年前的基調，將所有現存社會主義國家視為道德與國家安全的雙重威脅。並將伊斯蘭激進主義、納粹與共產主義共同列為“反美主義”的三大敵人。而對於美國國內的種族壓迫與經濟危機之後出現的大量失業情況，則不僅僅視而不見，甚至繼續將那些美國國內微弱的批評聲音視為受蘇聯影響的“激進反美主義”（radical anti-Americanism）的產物。與“納粹”與“阿拉伯恐怖分子”同類。

在保守主義政治精英對“反美主義”威脅的鼓吹中，反共始終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宣傳工具。它通過抹黑社會主義政治實踐，達到將美國的霸權主義訴求包裝成為道義衝突的目的。同時，也能掩蓋在這種霸權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的底色。並將其表述為“文明的衝突”。其潛台詞是支持“紅色”的“非西方”世界，永遠在密謀着要破壞“西方世界”的自由。

與霍朗德相比，新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類似論調更為人所知。在《致命中國》（Death by China）中，他更明確地將中國視為美國21世紀世界經濟霸權的頭號敵人。雖然，在近些年美國年青一代公共媒體中流行的自由派論調下，納瓦羅老派保守主義的威脅論觀點在其2011年發表之初招來了不少奚落。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在美國政治的幕後，恰恰站着的是納瓦羅這羣保守主義老派政治集團精英。

納瓦羅和《致命中國》封面

美國始終在尋找下一個敵人，試圖用用“美國價值”和軍事擴張主義，來掩蓋這個由少數人領導的世界帝國內部的種族與階級矛盾。這種戰略，在保守主義者亨廷頓2004年的《誰是美國人》（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得到了很好的敍述。

在《美國人民的歷史》的結尾，澤恩寫到：

麥迪遜就曾對“多數派”感到害怕，並希望新憲法能對其加以控制。他和他的同僚以這樣的一句話作為憲法導言的開始語：“我們人民……”，並……用包羅萬象的實物和口頭的象徵物如國旗、愛國主義精神、民主制度、國家利益、國家防務、國家安全等等來支持這種矯飾之詞。這些口號和説法已深深地滲入了美國文化。這就像西部平原上圍成一圈的大篷車，白人和多少有點特權的美國人從裏面射殺外面的敵人——印第安人、或是黑人、或是外國人、或其他也想擰開車門擠進去的白人。商隊的老闆們則在安全距離之外，遠遠地觀望着，當戰鬥結束原野上擺滿了雙方的死屍時，他們就衝過來奪取這塊土地，並準備另一次的遠征，去爭奪另一塊土地。

然而，澤恩並不相信這就是我們人類歷史的全部。少數派的霸權終將讓位於覺醒的多數人。1979年《洛杉磯時報》上報道了這樣一幅場景，一位美國記者在埃及阿斯旺大壩基址前為一位“衣衫襤褸的工人”拍了一張照片，隨後，記者要給這位工人小費。工人立刻感覺受到了侮辱。記者寫道：“許多埃及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一種民族尊嚴，一種全民族正在有所作為、有所向往的感情。”

對於被壓迫者而言，沒有什麼能比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更能給我們帶來自豪與尊嚴。戰爭已經到來，帝國終將倒掉，我們只需要——丟掉幻想，準備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