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每年砸數億來培育這種戰略資源，卻成了致命隱患，為什麼歐日印澳還要跟進？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18-12-09 09:33
今年11月6日，美國海軍立法事務研究員傑夫•韋伯發表題為《數據氾濫但信息匱乏：致命的對手》的文章，深入地分析了美軍數據堆積成山、但信息匱乏的現狀，並將其視為美軍信息時代作戰的致命隱患——美軍正面臨着嚴峻的數據開發困境。
美國真的正在面臨一場數據困境嗎？
誰要安全？誰要霸權？
在“全民國防”的時代，強化對數據的理解、認識和運用，是保障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
文 | 易芳 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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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世界經濟論壇科學與社會發展負責人戴維·格里謝爾表示，世界上最有前景的四項技術之一，就是小規模數據機器學習。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發明新的系統，無需海量訓練數據即可像人類一樣迅速地學習，將會徹底改變AI行業。甚至改變未來戰爭形態。
確實，數據，開闢了一個新的戰爭空間。
在信息戰爭中，數據是最珍貴的資源！
有人將之比作“21世紀的石油資源”，絲毫沒有誇張——它已經滲透到戰爭預測、軍事訓練、武器裝備研製生產、作戰的指揮控制與決策等幾乎所有領域。
AI等眾多“顛覆性技術”的核心根基就是數據。
在“超限戰”的信息時代，數據已經成為國家安全和未來戰爭的制高點！
1
數據如何決定戰爭成敗？
軍事思想家毛澤東對此早有論述：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他進一步指出：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
換言之，毛澤東戰略哲學的三大要素可以歸納為數據、信息和情報。
數據
這是對客觀世界最直接的記載，以數字的形式出現，是個別的、零散的原始資料。比如説武器裝備的性能參數、兵力規模等。
數據地球的數據並不承載任何信息，只有“可視化”之後才承載信息
信息
這些反映客觀情況的數據，經過我們的收集、歸納、總結等處理過程，就形成了信息，具體來説，如圖表、技術標準、指令，等等。一般來説，信息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判斷的色彩。
數據只有賦予信息才具有意義
情報
能夠作為判斷、決策和行動基礎的信息，即有價值的信息，就是情報。
在傳統戰爭中，信息直接經過指揮員的判斷，被過濾、詮釋成為情報。
舉個例子，1948年的錦州之戰，聽了胡家窩棚戰鬥的彙報，林彪卻連續問了三個“為什麼”：
為什麼那兒繳獲的短槍與長槍的比例比其他的戰鬥略高？
為什麼那兒繳獲和擊毀的小車與大車的比例比其他的戰場略高？
為什麼那兒俘獲和擊斃的軍官與士兵的比例比一般殲敵略高？
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林彪得出一個重要情報：敵人的野戰指揮所就在這兒。
他下達指令一舉摧毀敵指揮所，抓獲了國民黨第9兵團中將司令官廖耀湘，成為決定遼瀋戰役成敗的一個關鍵判斷。
上世紀60年代，世界知名軍事歷史學家杜普伊教授就創立“歷史評價與研究組織”，終於創新發展了一種與軍事運籌學媲美的定量判斷模型和定量判斷方法。
他利用定量判斷模型檢驗了世界軍事史上數以百計的戰例，得出的結論是計算的戰鬥結果與實際戰鬥結果基本一致，正確率達95%以上。
2
戰略目標轉變催生數據戰場
信息化戰爭的出現源於國家戰略目標的變化——現代戰爭不再以摧毀一個國家的軍事集團為目的，從整個系統中尋找薄弱環節下手，摧毀敵人國民和軍隊的意志，這麼做性價比更高。
這種轉向大大提高了未來戰爭的複雜性，不僅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民生的社會領域，也涉及到陸、海、空、天、網、電、地下空間等諸多作戰空間。
1986年，美國著名軍事家沃登上校提出頗具影響的**“五環”目標**打擊理論，奠定了美軍對戰爭的認知基礎。
“五環”目標打擊理論
2001年，美軍推出**“全維作戰”理論**，將戰爭框定在陸、海、空、天、網等多維作戰領域。
這就帶來了非常之大的戰場即時信息量。
比如，美軍在阿富汗戰場的情報、偵察和監視系統每天獲取的情報信息數據量高達53TB，與戰爭初期相比，情報信息蒐集能力提高了15倍。
在伊拉克戰爭中，美中央司令部聯合作戰中心，每2.5分鐘刷新一次戰場情況圖像。
僅空中偵察一項，美英聯軍就蒐集了約4.2萬幅戰場圖像，提供了2400任務小時的信號情報覆蓋，3200小時的全戰鬥任務錄像，1700小時的運動目標指示覆蓋。
2008年，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經驗的基礎上，將“全維作戰”升級為“全譜作戰”，把傳統的、破壞性的、災難性的和非正規的威脅結合起來，戰爭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軍事領域，而向非傳統軍事領域包括非軍事化的民用空間延伸。
為了應對更加多元的安全威脅，2011年，美軍用“混合戰爭”取代“全譜作戰”，全面提升非正規作戰能力。
信息化戰爭的複雜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爭迷霧”
2011年，美軍成功擊斃本·拉登，就是在對10年海量信息的進行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實現的。
擊斃本拉登的自信來源於數據的備及在此基礎上的針對性訓練
此後，美軍又提出“統一作戰行動”，把非正規作戰與傳統作戰樣式統一起來。
3
數據成為重要戰略資源！
如上文所述，由於戰爭空間的拓展，戰爭可能發生在政治、經濟、民生等任何一環，隨着先進武器裝備的列裝，瀰漫各國的“戰爭迷霧”更趨嚴重。追求戰場的透明度、零傷亡，追求戰爭的“以快吃慢”、速戰速決等目標和需求，促使數據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藉助大數據的幫忙，戰場指揮者能撥開“戰爭迷霧”見識到戰場本來面目
首先，為預測戰爭提供了分析方法和手段。
面對海量、天量的數據，依靠人工和簡單機器進行處理，顯然無法滿足現實需要。當前，戰爭仿真已經成為一種大趨勢，美國等國均正在致力於運用計算機準確模擬和分析戰爭。
兵棋推演（作戰仿真）已經成為研究戰爭的重要手段
其次，引發情報分析革命。
不用再花費大量人力關注信息之間的內在邏輯，通過數據統計、分析與判斷的方式，軍方就可得出可靠的戰場情報信息。
2017年，美國一個研究團隊通過AI的數據分析，僅42分鐘就對東亞某國方圓90000平方公里一塊區域內所有地對空導彈陣地分佈位置進行分析並標記，準確率達到98%以上。
美方訓練有素的情報分析人員找到這些新的導彈基地需要3天以上。
美軍進一步提出目標，要通過大數據將其情報分析能力提高100倍以上。
圖為美軍謀秘密軍事基地
靠情報人員從衞星圖中分析出可靠情報可謂費時費力，而將其還原成數據，並通過AI分析，可以大大提高情報獲取效率。
第三，數據激活了武器裝備系統。
受益於數據技術，作戰半台從戰場上的信息使用者角色升級為高度智能化和自主化的系統。指揮控制系統、空中作戰平台、精確制導彈藥等完成由精確化向智能化過渡。
比如，現代“蜂羣技術”，本質還是大數據支撐下的人工智能；數字地圖不僅成為了民用導航的先進技術，更成為指揮控制系統的核心支柱。
2016年底，美軍無人機“蜂羣試驗”
2018年7月5日，美國國防部正式對外發布“國防部數字工程戰略”，將國防部以往呈線性、以文檔為中心的採辦流程，轉變為動態、以數字模型為中心的數字工程生態系統，可能促使美軍武器系統發生革命性變化。
數字工程生態系統支持採辦的完整視圖
（航空工業發展研究中心劉亞威編譯）
第四，引發指揮決策革命。
傳統指揮決策更關注因果聯繫。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波斯貓曬太陽的故事”**就是個典例：
通過一隻波斯貓，德軍分析它與法軍高級軍官、指揮所的關係，最終打掉了法軍指揮所並擊斃了很多法國將領。
現代的指揮決策，在數據的支撐下，通過彙總、聚類、因子分析、清洗等統計方法，甚至能夠實現自主決策和指揮。
比如今年曝光的美國AI間諜發起宣傳戰，就是通過數據的積累、配對等方式，最終自主地決定對什麼人（政要、軍人、平民等）、運用什麼手段（短息、郵件、電話等）、採取什麼方式（恐嚇、策反等）……
美國中央情報局計劃用AI取代間諜
4
美國正在面臨數據困境？
與此同時，全球數據量幾乎呈幾何級數增長！
2010年，世界在正式進入ZB時代；
2012年，全球數據量達到5.2ZB；
到2020年，預計全球將總共擁有35ZB的數據量！
美國國防情報總監稱，2017年，國防部每天收集22TB的數據。
人類存儲着海量數據
可以説，數據已經成為搶佔未來戰爭制高點的基石，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甚至超越了那些“顛覆性”武器！
然而，現實情況是，相對於總量，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數據和信息是極其有限的。巨大的數據規模增加了技術和數據準備、清洗和分析的難度，這就是“小規模數據機器學習”能夠成為前沿技術的一個原因。
美軍要求戰場上每小時傳輸2000個目標數據，並提供500個打擊目標的情報信息；10秒鐘內將特定目標數據和己方部隊的配置數據傳輸給10萬平方公里範圍內的用户。
信息-數據-信息-情報-決策-指揮-行動的運作流程
因此，如何辨別數據的真假優劣，如何使用數據，如何圍繞海量數據展開的爭奪與反爭奪、欺騙與反欺騙、攻擊與反攻擊，就成為戰爭需首要解決的問題。
為了將這些情報信息帥選出來，相關人員不得不通過數據融合、清洗等方式，進而詮釋出真正有效的戰場情報，為作戰決策、作戰指揮和作戰行動提供情報支撐。但是，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難度仍然相當之大。
2012年，美國政府啓動了“大數據研究與發展計劃”，希望通過改進從大量複雜數據中挖掘知識、獲取情報的能力；2013年，發佈了第二輪大數據研究項目，以刺激大數據產業的發展。據統計，美國國防部每年投資2.5億美元用於大數據建設。
但是，至少在美國人眼裏，情況仍然不太樂觀。
今年11月6日，美國海軍立法事務研究員傑夫•韋伯發表題為《數據氾濫但信息匱乏：致命的對手》的文章，深入地分析了美軍數據堆積成山、但信息匱乏的現狀，並將其視為美軍信息時代作戰的致命隱患——美軍正面臨着嚴峻的數據開發困境。
5
沒有硝煙的四場戰爭已經打響！
很顯然，當數據成為一種戰略資源，必然帶來圍繞數據的競賽和博弈，世界各國紛紛開展國防大數據項目，為了爭奪數據資源，四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打響。
之一：數據收集和保護之爭
數據泄露給世界各國各界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
根據維基百科的統計，當今世界從政府新聞稿和主流媒體報道中能夠梳理出的數據泄密事件就30000多起。僅在2018年上半年，大約有45億條記錄被泄露。
據估計，到2020年，北美數據泄露的平均成本將超過1.5億美元，全球年度成本預測為2.1萬億美元。
自2009年以來，美國海軍利用水下無人潛航器收集水下鹽分與温度數據，每隔1小時左右短暫浮出水面，並通過衞星迴傳數據，這些數據將提高友軍使用聲吶系統的有效性，更易於偵察和跟蹤敵軍潛艇。
2018年初，一名澳大利亞學生根據健身追蹤器的GPS位置信息，製作了世界各地用户的運動軌跡“熱圖”。
該圖暴露了美軍官兵的活動軌跡，並且，發現了一些敏感軍事基地的輪廓，俄羅斯駐敍利亞基地部隊的巡邏路線暴露無遺，就連中國台灣地區機密的導彈司令部也未能倖免。
運動“熱圖”泄露了軍事秘密
之二：數據存儲之爭
這是一項技術活。
當前，全球的數據中心數量正在持續增長，同時也在進一步整合，2015年達到855萬個，到2021將整合成720萬個。
眼下，美軍信息系統運行的數據中心超過772個，服務器超過7萬台，還有約700萬個計算機終端。
據最新消息，美海軍數據中心和應用程序優化（DCAO）項目辦公室經過6年時間，整合了133個數據中心，關閉了其中57個，並遷移了2504個服務器和系統，影響了超過70萬的海軍最終用户。該辦公室在完成其使命後於2018年9月30日正式關閉。
數據中心的整合腳步從未停息
之三：先進芯片之爭
眾所周知，芯片是數據處理的核心。
1957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塊集成電路產生之後，對世界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美國至今保留着在諸多核心領域的霸權。
全球三大巨頭應用材料、泛林和ASML，美國獨佔前兩席。20大半導體公司中，美國依舊獨佔八席，處於絕對的霸主地位。
X86、MIPS和ARM三種主流的芯片架構，前兩種都是美國血統。ARM架構雖然是英國血統，卻離不開安卓和iOS系統的支持。
對於想要發展芯片的國家，西方通過出口管制、發動專利戰，以及利用高價壟斷、低價傾銷的方式，不知道打掉了多少企業。
如MOCVD（MOCVD是製造LED芯片的設備）設備商，曾經的數十個中國“玩家”，如今只剩下中微、中晟光電等少數幾家。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國內還有龍芯和申威擁有自主架構，前者用於北斗導航，後者用於神威超級計算機；而華為的AI芯片已經異軍突起。
2017年9月，餘承東發佈麒麟970
之四：算法之爭
“算法戰”是美國近些年提出的“專利”，“外殼”是軟件系統，核心是對數據資源的運用。
2017年4月，美軍宣佈成立“算法戰跨職能小組(AWCFT)”，標誌着美國軍方對“算法戰爭”概念的正式認可。
2018年5月，美空軍稱“軟件”將決定誰贏得未來的戰爭。美國空軍採購、技術與後勤助理部長羅波指出，未來為了克敵致勝，可能有必要每天改寫軟件。
當前，美國的輔助美軍指揮官決策的指揮控制系統“深綠”，海基宙斯盾第10版基線系統，第3代通用式地面分佈系統（能夠在1秒鐘內處理600萬份戰場情報報告，而其新一代大數據系統會將現有的信息處理能力再提高100倍）等等，都是算法之爭的典範。
F-35的“感測器融合”(Sensor Fusion)軟件技術，從不同感測器收集來的相關戰鬥信息，都能融會在駕駛前的單一熒光屏上
6
誰要安全？誰要霸權？
數據資源決定着一國未來的發展前途，在其他國家正在絞盡腦汁地惡補硬件短板之時，美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數據霸權”國家，已經在謀劃軟件體系支撐，不能不引起各國重視和警惕。
以我們的鄰居為例，2013年，韓國政府開始着手大數據應用研究，並基於研究結果從2015年起推進國防大數據示範項目。
韓國國防大數據示範項目
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和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大數據標準工作組編寫的2018年版《大數據標準化白皮書》，目前還有美國、歐盟、英國、法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都出台了自己的大數據政策。
2017年，中國發表《大數據應用藍皮書：中國大數據應用發展報告No.1(2017)》。其中明確提出：
大數據是制訂國防和軍事戰略計劃的基礎，是構建國防和軍事大數據技術平台，是科學制定國家戰略的重要環節；
大數據時代的國防建設需要新的國防戰略思想體系來指導，國防大數據將成為搶佔未來戰爭制高點的基石。
這也是我國提出“全民國防”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全民國防”的時代，強化對數據的理解、認識和運用，是打贏未來戰爭、保障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