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彰顯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_風聞

在世界中國學論壇拉美分論壇上的演講，布宜諾斯艾利斯，2018年12月4日

“一帶一路”，全稱叫“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三個關鍵詞。第一個是“21世紀”。“一帶一路”首先是由鐵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氣管道、輸電線路、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其核心詞是互聯互通——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天地一體，鮮明體現21世紀特色。第二個講“帶”，是經濟帶、經濟走廊與經濟發展帶，是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經驗的體現。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第三個講“路”。中國人有句話：“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在中國，“路”還不是一般的路，是道路，“路”只是實現“道”的一種方式。“道”怎麼説的呢？《道德經》第42章説，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今天的道就是命運共同體。中國自近代以來經過艱難的探索，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今天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助推其他國家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一帶一路”不是一條，而是很多很多條，大家都有份，因為它是開放的、包容的。一句話，“一帶一路”的“帶”濃縮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的魅力，“路”濃縮了一百七十多年來現代化魅力，“一”濃縮了五千年連續不斷的中華文明魅力。通過説文解字，就不難明白，“一帶一路”是既有中國文化又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但這個中國特色越來越對別的國家產生吸引力，具有世界意義。近年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西方模式日益失望，乃至絕望，而對中國模式越來越感興趣，讚賞中國脱貧致富、快速發展的奇蹟。過去，中國對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條件，減少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援助依賴；現在，中國投資模式又區別於西方模式，正在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短板。一“一帶一路”所藴含的中國模式包括：

——政府-市場雙輪驅動：像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雙重內陸窮國，按市場經濟是很難獲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的，但獲得了國家開發銀行貸款，彰顯“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的中國模式魅力。印尼雅萬高鐵之所以中方擊敗日方勝出，就在於中方繞開了印尼方政府擔保的前提，背後都是中國國有銀行的支持。雅萬高鐵是中國高鐵第一次全系統、全要素、全產業鏈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示範性項目，全面開工興建意義重大。中國模式在非洲正大顯身手。非洲第一條中國標準跨國電氣化鐵路亞吉鐵路，從設計、施工到運營，全都採用中國模式。肯尼亞的蒙內鐵路和蒙巴薩港口建設，納米比亞的鯨灣港建設，正在打造非洲的長三角、珠三角。

——基礎設施先行的工業化：過去，中國有“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的説法，改革開放又有基礎設施先行、綜合試點開發的脱貧致富經驗，讓世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很容易為“一帶一路”四個字所打動。四十年改革開放將七億人脱貧致富，占人類脱貧致富貢獻的七成，這是激勵許多發展中國家願意跟着中國走，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的最直接動因。沒有基礎設施，就很難實現工業化；沒有實現工業化，民主化就註定失敗。

——經濟走廊：中國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工業走廊、經濟走廊、經濟發展帶模式，先在沿海地區試點，繼而在內陸港口城市和內陸地區試點推廣，形成經濟增長極、城市羣，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現在，“一帶一路”要讓非洲市場以點帶線，以線帶片，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着手，幫助非洲獲得內生式發展動力，形成經濟發展帶（港區鐵路貿五位一體），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共同脱貧致富。

——開發性金融：不同於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不只是金融活動，同時還是一個制度建設的活動。“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的市場經濟制度不健全，中國就希望通過金融服務的推廣來幫助這些國家進行制度建設。這就是開發性金融。

——開發區模式：利用開發區模式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有利於防範風險，抵禦外部干擾，保護開發者和投資者。不僅發展中國家在學習，發達國家也在試點。西哈努克港、皎漂港、瓜達爾港、蒙巴薩港成為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深圳，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改革開放、路海聯通和經濟起飛。

——義烏小商品市場模式：非常適合發展中國家的商業交易平台模式。如今，結合跨境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這種模式在中歐班列中大顯身手，有效推動了中小企業走出去，促進全球化的當地化。

——蛇口模式：以港口為龍頭和切入點，以臨港的產業園區為核心和主要載體，系統解決制約產業轉移的硬環境短板和軟環境短板，打造國際產能合作的平台。這一同步開發“前港-中區-後城”的模式被定義為“蛇口模式4.0”。如今，這一模式正在“一帶一路”上覆制，如招商局在吉布提港口中所顯示的。

——地方合作模式：截至2018年6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量已突破9000列，運送貨物近80萬標箱，國內開行城市48個，到達歐洲14個國家42個城市，運輸網絡覆蓋亞歐大陸的主要區域，運載的貨物品類日益豐富，創造了地方合作的奇蹟。地方領導人的政績競爭及補貼模式，雖然一度造成回程空載率較高現象，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形成規模、系統效應後極大推動了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甚至長遠上優化了產業鏈佈局。“一帶一路”建設正在實現中國模式的當地化，產生諸如“建設一條鐵路，帶動鐵路沿線的經濟發展”的亞吉模式，可謂中國模式的國際版。亞吉鐵路是2016年10月5日建成通車的，這條鐵路對埃塞俄比亞有巨大的意義，這是埃塞俄比亞唯一出海通道的鐵路，對於吉布提來説也意義重大，助力吉布提成為東非的物流中心。這條鐵路實現了中國鐵路全產業鏈走出去，包括投融資、施工、運營維護、設計為一體的運營。

亞吉鐵路實現中國鐵路全產業鏈走出去有兩個關鍵，第一，亞吉鐵路採用了中國標準，這為中國的技術和中國的裝備提供了先決條件。

第二，採用了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融資支持，這個融資支持也是亞吉鐵路實現中國鐵路全產業鏈走出去的關鍵。雅萬高鐵則展示了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簡稱TOD模式魅力。該模式並非中國首創，但是中國獨特的地形結構、人口分佈，催生出世界上最具經驗和競爭力的基建-開發模式和工業化道路，這是印尼反覆權衡最終選擇由中國承建的根本原因。

三中國模式也可稱為中國發展模式，核心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既發揮好“看不見的手”，又發揮好“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創造和培育市場，最終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給那些市場經濟未充分發展起來的國家走工業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選擇，解決了市場失靈、市場失位、市場失真這些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所解決不了甚至不想解決的難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國與世界關係上最鮮明的體現，莫過於“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告別了近代以來中西-體用的糾結和特色-普世的糾纏，而是表明中國本非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共同體，中華文明自古有“天下無外”思想，中國特色不只是自己有特色，也希望各國有特色，最終成就世界特色，還原世界多樣性。正因為如此，習近平主席反覆強調“一帶一路”“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後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示了共產黨人的天下擔當和實現世界大同的初心，均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一帶一路”通過激活“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探尋21世紀人類共同價值體系，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展示了全球治理的東方智慧。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五十五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的社會層面”決議，呼籲國際社會本着合作共贏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加強對非洲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這是聯合國決議首次寫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呼籲國際社會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識，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等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敦促各方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保障環境、加強發展政策戰略對接、推進互聯互通務實合作等。決議強調，應本着合作共贏精神推進地區合作，以有效促進阿富汗及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３月２３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３４次會議通過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糧食權”兩個決議，決議明確表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首次載入人權理事會決議，標誌着這一理念成為國際人權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11月1日，第72屆聯大負責裁軍和國際安全事務第一委員會通過了“防止外空軍備競賽進一步切實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兩份安全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再次載入這兩份聯合國決議。

命運共同體思想繼承和弘揚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核心理念，超越消極意義上“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形成積極意義上的“命運相連，休慼與共”，不僅在物質層面，還在制度、精神層面上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新身份，開創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人類新文明。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天的“合”，就是超越國家的狹隘、利益差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

命運共同體着眼於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推動建立文明秩序，超越狹隘的民族國家視角，樹立人類整體觀，讓中國站在國際道義制高點上。在人類社會處於一個新起點上，世界是朝向開放、包容還是封閉、極端？這是21世紀之問。中國的回答是：世界是通的，提出以“五通”為內容的互聯互通方案。正如當年格勞修斯提出國際法概念，從“海洋是公的”入手，而不是去爭奪葡萄牙、西班牙所瓜分的世界陸地，從而為荷蘭崛起為“海上馬車伕”提出了更加包容性理念一樣，“一帶一路”及其背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成為新的世界領導型國家誕生核心理念，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集大成者。美國戰略家康納在《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互聯互通決定21世紀國際競爭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尤其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公共產品屬性和民生、發展導向。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發展中國家目前每年基建投入約1萬億美元，但要想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速和滿足未來的需求，估計到2020年每年至少還需增加1萬億美元。到2030年，全球預計將需要57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按照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林毅夫教授的模型，發展中國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0.7美元的進口，其中0.35美元來自發達國家。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將增加發達國家的出口，為其創造結構性改革空間。

中醫説，“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當今世界的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難題，多體現“不通”之痛。習近平主席指出：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隻翅膀，那麼互聯互通就是兩隻翅膀的血脈經絡。世界發展情勢表明，“五通”承載着經濟發展、全球治理、全球化的希望。總之，我們要自信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自覺抵制唱衰“一帶一路”論，自覺踐行“一帶一路”，自覺以“一帶一路”統籌各項事業，以“一帶一路”深化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推進形成更加寬廣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渠道地位，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全力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四  當然，我們必須辯證看問題。

一方面，“一帶一路”彰顯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另一方面，對“一帶一路”的質疑也集中在對中國模式的質疑上。而且，質疑還往往是內外聯動的，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國內外典型的質疑有：國內質疑“一帶一路”建設造成“戰略透支”，主張“新韜光養晦”、“緩稱王”，反映國內西方思維對“一帶一路”的典型誤解；國外質疑中國模式本身能否持續，在國外能否推廣？如能推廣，則在挑戰西方模式，將冠以推翻國際秩序、建立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罪名。十九大後，一帶一路被寫進黨章，更讓西方民粹主義找到了轉移視線、轉嫁矛盾的靶子，典型的是美國特朗普總統前戰略顧問班農在日本演講宣稱中國發起對美國的五大核心挑戰：中國製造2025、5G、“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模式，其中“一帶一路”是中國稱霸世界的大戰略，將三大地緣政治理論：麥金德的陸權論、馬漢的海權論及斯派克曼關於從海洋向內陸的溝通線理論運用到極致。其他的質疑還有：國有企業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競爭？中國國內經濟降速，能否玩得轉“一帶一路”？比如，國內金融風險、債務風險，人民幣國際化降速的情況下，向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增資的做法能否支撐“一帶一路”建設？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曾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理論，該理論認為，美國作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主導國家，在自身衰落之際，新興大國中國無法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產品，從而導致全球治理領導力真空。

隨着中國實力的增長和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近年來以約瑟夫·奈為代表的美國學者重提“金德爾伯格陷阱”，這實際上是對中國能力的質疑，認為中國在過去一直是屬於“搭便車”的角色，如今要從國際公共產品的受益者轉變為提供者，中國無法承擔責任。一帶一路強調“企業為主體、市場化運作、政府服務、國際標準”，為什麼西方人感覺是中國政府工程？這是由一帶一路初期階段的沿線國家國情及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特殊性決定的。“一帶一路”之六大經濟走廊沿線65國中，有8個最不發達國家，16個非WTO成員國，24個人類發展指數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如何能一刀切實行歐洲倡導的高標準市場原則？如同將小孩與運動健將一同賽跑，脱離實際。因此要實事求是，實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機結合。中國主張，發展是解決所有難題的總鑰匙；規則當然重要，但要不斷成熟、循序漸進形成。

中國改革所探索出的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短板，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的第一桶金，通過養雞生蛋而非殺雞取卵，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同時培育了新的市場。中國改革開放探索出一條工業走廊、經濟走廊、經濟發展帶模式，先在沿海地區試點，繼而在內陸港口城市和內陸地區試點推廣，形成經濟增長極、城市羣，帶動整個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完全依賴市場，好比把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結果可想而知。中國通過開發區，先讓孩子在游泳池裏學會游泳，再暢遊大海。這就是一帶一路的做法。

西方認為中國推過一帶一路輸出模式，解構普世價值，凸顯西方模式之囧，不僅挑戰其軟實力，且動西方奶酪。於是，集中質疑“一帶一路是否能遵守開放、透明的國際規則”、“一帶一路如何處理債務、環境、勞工等問題”。要致富，先修路。發展中國家自己沒錢修路，也無法從國際市場融資修路，無法實現工業化，惡性循環。中國通過開發性金融提供貸款，通過資產抵押和開發區建設，幫助它們修路，中國企業長期經營，實現雙贏。這就是一帶一路的普遍做法。如果市場規真的那麼靈，當今世界為什麼11多億人沒有用上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讓七億人脱貧，佔聯合國脱貧貢獻的七成以上，證明中國方案是有效的。脱貧致富、消除貧富差距尤其是沿海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這就是一帶一路所要做的。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西方的質疑也影響到、甚至代表了西化世界對中國和“一帶一路”的態度，這些國家的二元性非常明顯：經濟基礎是發展中國家，而意識形態、思維方式是西方國家的那套。西方對“一帶一路”的規則或模式質疑，反映的是宗教文明與世俗文明的分歧。

宗教文明強調教義，演繹為規則，規則是人與神的契約，不可輕易改動——單一神論建構普世價值觀；世俗文明強調實事求是，認為規則是人定的。中國自古以來儒道釋並存，兼收幷蓄又融會貫通，開創了中國發展的奇蹟，並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在世界再現奇蹟。這演繹為中西方“一帶一路”規則、模式之爭，不僅是誰的規則、模式之爭，對規則、模式本身理解就不一樣，中國文化自古是取經文化，不是送經文化，不會輸出中國模式。中國願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1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指出的，“我們也要通過推動中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機遇，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並同世界各國分享。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中國的成功裏面已經包含了西方的因素，馬克思、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憲政，這些都是西方的。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裏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源於西方，但成功實現了中國化。“一帶一路”激活了古絲綢之路記憶，正在復興絲路精神，而“絲綢之路”概念就是德國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國的成功折射了西方的成功。中國崛起的軍功章，有西方的一半。一帶一路也一樣，強調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只是中國的倡議，而不是中國的工程，正如當年美國倡議成立聯合國一樣，只有大國一起參與才可能成功。一帶一路不可能閉門造車，它是與西方的資金、技術、意識形態、價值觀等等合作的產物。

“一帶一路”是推動全球化更好實現本土化，而非被全球化。生活觀察就給我們啓示。尼康相機不行了，打敗尼康相機的不是佳能相機或其他相機，而是智能手機；康師傅方便麪也不行了，打敗康師傅的不是統一方便麪或其他同行競爭，而是新的業態網購。

“一帶一路”正在催生中美歐大三角的文明創新而非相反。世界上有三大原力：美國所代表的創新力，歐洲所代表的精神力，中國所代表的應用力，只有這三力結合，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一帶一路”為中美歐大三角文明創新展示了希望。

“一帶一路”是人類的大創新，克服傳統創新陷阱：美式節省勞動力型創新、歐式節省資源型創新，摧毀了南方國家的比較優勢，形成創新陷阱；同時超越創新悖論，即以創新名義圈錢，導致富者更富，窮着更窮，有增長無就業，人工智能駕馭不好的話可能加劇這一趨勢。民粹主義興起充分揭示了政治-經濟悖論：政治是地方性的，經濟是全球性的；政治是週期性的，經濟是長週期的。“一帶一路”試圖消除之，着眼於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有利於引導美國投資實體經濟而不再繼續製造金融泡沫。

“一帶一路”推行包容性創新，超越傳統大國博弈，旨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人類新文明。

五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周易-繫辭下》這句話來形容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是再恰當不過的了。窮則變的“變”就是改革開放，拿小平同志的話來講就是“不搞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變則通的“通”就是“一帶一路”主張的互聯互通（五通）；通則久的“久”，就是成久遠，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全方位開放的需要，也是推行新型全球合作的需要。十九大報告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同時，一帶一路的內涵與外延是不斷深化、拓展的，來源於世界的期待、時代的需要。概括起來有三大演繹階段：一是區域性合作架構：主要“基於歐亞大陸又不限於歐亞大陸”，以六大經濟走廊建設為重點，“經營歐亞大舞台，世界大格局”；二是全球產業鏈佈局，開創開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贏的新型全球化，融通中國夢與世界各國夢；三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合作平台，開創人類合作新時代。習近平主席強調，“在‘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不斷朝着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這是我提出這一倡議的初衷，也是希望通過這一倡議實現的最高目標。”作為聯繫改革開放讓中國富起來，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中國強起來的紐帶，“一帶一路”彰顯了改革開放的世界意義，不僅彰顯了中國的“四個自信”，也在助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四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