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錄：《初使泰西記》與《瓜種蘭因》中的概念挪用_風聞

歌德有言稱：不瞭解外語者，對自己的母語也一無所知。反過來看，我們也必須通過母語來學習外語（至少學第一門外語時是如此）。若擴大到以語言為基礎的整個文化交流過程來看，用自己的文化概念去理解他者文化，或者以他者文化為鏡反觀自身都是很自然的事。近日翻閲幾本清人首次出訪外國時留下的遊記，作者為了將自己所見西方之物為中國讀者所理解，他們挪用自身文化的某些概念並加以重新詮釋。觀察這些概念如何被挪用和再詮釋，便是相當有趣的工作。一下我舉志剛《初使泰西記》兩個片段為例。

1868年，志剛作為隨員同蒲安臣一道開始了對歐美諸國的正式訪問。他在日本換上了前往美國的大輪船“齋那”號（我不確定是不是“China”的音譯），這是一艘蒸汽動力船，其運行的原理自然引起了志剛濃厚的興趣。他花了相當的篇幅詳細描述了輪船蒸汽驅動裝置如何運轉，尤其是對於水汽循環裝置的靈巧設計頗有讚賞，但是雖感洋人設計精巧，但他卻總結説：“然作用縱多，皆秉於一氣，而一氣生於水火。雖雲機事，亦不能不法自然也”[1]。從這個“不能不法自然”出發，志剛開始了挪用中國概念的解釋：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腎水升，則水含火性。熱則氣機動而生氣，氣生則後升前降，循環任督，以佈於四肢百骸。苟有阻滯則為病，至於閉塞則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機關也。識者體之，其用不窮。此機事之所祖也。”[2]

於是中醫的概念被挪用到蒸汽機遠離的解釋中，而同時代中國的醫術也從西洋，甚至日本汲取新概念和新知識。日本人對於西方解剖學的瞭解較早，1774年日本人杉田玄白就翻譯的德國醫學家J. Kulmus所著的Anatomische Tabellen 為《解體新書》，其中許多人體器官名稱的翻譯如“神經”、“軟骨”和“動脈”都影響深遠[3]。中國最早的類似譯著是陳修堂與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體新論》（1851年），其對名詞翻譯的猶豫，Larissa在The Afterlife of Images 中有詳細的論説[4]，這裏就不提了。

回到志剛的《初使泰西記》，挪用中醫的理論來解釋蒸汽機的原理雖然顯得怪異，但並無價值判斷於內。志剛在瑞典得到接待時，描述其禮節“作樂侑食，皆近古禮”，故有“禮失求諸野，不其然歟”的感嘆[5]。志剛在此把中國文化中常見的崇古傾向和自己對外國禮節的良好印象結合在一起，認為西方良好的社會風俗其實是中國古禮的復興，這使得在褒揚的同時為己文化保留了足夠的面子，但又隱含着對中國現狀擔憂之意，將崇洋與好古結合一體，不知是該稱讚巧妙還是視作一派胡言。

志剛所處的時代是中外關係緩和之後的蜜月期，蒲安臣使團正是這一時期中外友好關係的代表。不過1870年代開始，隨着阿禮國休約的失敗和天津教案的爆發，中外關係再度緩緩走向動盪與不安[6]，而到了世紀末，更是伴隨着庚子拳亂而陷入無可挽回的境地。而這一時間段內，隨着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瞭解的加深，概念的挪用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帶有更加明確的目的。1904年，上海上演了由汪笑儂創作的新風格京劇《瓜種蘭因》，這部劇的主要情節挪用了瓜分波蘭的歷史事實，但是沙俄、普魯士和奧地利這三個歷史上真正瓜分者在劇中並非波蘭滅亡的元兇，作者認為的和波蘭“同種”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才是屠滅波蘭的國家。在劇情中，由於一場外交侮辱，土耳其決定懲罰波蘭。在一個受過教育並不滿於波蘭現狀，希望用自己的背叛換取利益的波蘭人帶着土耳其軍隊越過了一位自以為握有天險而傲慢無能的將軍所守衞的邊境。在戰爭中，波蘭貴族院的不團結和皇帝的無能導致了戰敗[7]。

《瓜種蘭因》因其巧妙的劇名而帶來豐富的暗示，“瓜”既可以理解為一種相對於“種”的“結果”，也可以解讀為動詞“瓜分”；“蘭”顯然是“波蘭”的音譯而“因”和“種”都有解釋原因的意涵，瑞貝卡還認為這裏的“種”暗示人種，即汪笑儂認為正是“同種”的土耳其人滅亡了波蘭[8]。劇名中所隱含暗示符號的多義性與模糊性同樣反映在對於其象徵意味解讀的多元性上，劇中的波蘭既可以被認為是被日本瓜分的朝鮮，也可以看作即將被瓜分的中國，而波蘭和土耳其“同種”的設定自然讓人聯想到被認為是“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這無疑相當程度上反應了甲午戰爭對中國知識界帶來的衝擊。

總之“波蘭”這個概念在20世紀初，被挪用成為一個固定的象徵話語，即中國最不堪的將來：被列強瓜分，而最大的威脅，正如汪笑儂所暗示的，正是來自“同文同種”的日本。為此，他不惜挪用歷史上的成例，強行把根本沒有關係的波蘭和土耳其加上了“同種”的設定，以達到自己戲劇所需的寓言效果，概念挪用的目的性昭然若揭。

因此，無論是翻譯，還是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交流過程，都難免帶有有意無意的概念挪用或誤用。如何挪用，又如何詮釋，滲透着相當程度的主觀性質，甚至明顯的惡意和權力訴求，這也是翻譯過程難以避免的信息減損和冗餘添加的雙重過程。所以儘管明知中文的“是”和英文的“is”,德文的“ist”或日語的“です”絕非完全相等，可還是不得不建立起彼此的對應關係，可是若無此代價則翻譯便不可能。

於是，我不得不對那些超越語言邊界的真理的存在產生了懷疑。既然如此，那人類社會的理解又將立於怎樣的基礎之上呢？大概巴別塔毀滅之後，這個問題就永遠得不到解答吧。意大利語有諺曰“traduttore, traditore”（翻譯即背叛），即是如此。

[1] 志剛，《初使泰西記》，見鍾叔河 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一）》，長沙：嶽麓書社，2008，頁256。

[2] 志剛，《初使泰西記》，頁256-257。

[3] 順帶一提，新房昭之的動畫作品《再見！絕望先生》第二季的開頭OP的畫面大量引用了《解體新書》裏面的畫面，由於其怪異的表現風格和OP音樂（空想ルンバ）而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 Larissa N. Heinrich, 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3.

[5] 志剛，《初使泰西記》，頁327。

[6] 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7] 瑞貝卡，《世界大舞台：19、20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40-41。

[8] 瑞貝卡，《世界大舞台》，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