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電子吃肉，搖滾民謠喝口湯行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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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發於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

作者：熊韌凱

編輯：木村拓周

聲勢浩大的《即刻電音》終於在第二期製造出來一個熱點，節目組把馮提莫請了上台——一個很難説跟音樂創作，莫論跟電子音樂有任何關係的網絡主播。

最終剪輯出來的版本里，導師張藝興僵持了八分鐘，最終還是給馮提莫通過了。未被剪入的鏡頭有多長就不知道了，很多號稱參與現場錄製的觀眾説“節目組導演三次喊停錄製，勸張藝興給 pass”，但也無從考證，反倒是張藝興自己發微博説是自己選的，不賴節目組。

這種很顯然是為了“打破次元壁”、吸引目光、製造矛盾點的設置，在一檔以電音之名的綜藝節目裏，其實是可被觀眾接受的。

同理還有《中國新説唱》請土味網紅 Giao 哥去參加海選，或者把一個剛接觸説唱三五個月、卻有很多娛樂圈好友的電影製片人送進正賽好幾輪，還給了很多鏡頭。

這些事情出現在電音、説唱類的綜藝舞台上，其實不太會被苛責。觀眾頂多罵一嘴 fake，然後接着津津樂道看戲聽歌。電子、嘻哈這些音樂流派，和消費文化、娛樂場景之間其實沒有隔閡。反倒是越和消費、娛樂碰撞，它們的發展越興盛，看看這幾年多少電音和説唱的音樂節就知道了。

但你很難想象這些事情被放在任何堂而皇之“以搖滾/民謠之名”的舞台上。

相比起電音和説唱樂，搖滾和民謠在這些年展現出了一種膈應，一種和互聯網生態下的青年人消費文化不相容的狀態。2015 年底，崔健參加《中國之星》錄製，由他推薦的舌頭、痛仰的表演被剪掉，他本人也被樹立成一個頑冥暴躁、與年輕一代流行文化格格不入的形象。崔健在網上恨恨地説：

“小時候我以為世界上最殘酷的是日本鬼子、德國鬼子，現在我發現世界上最殘酷的就是剪輯師。”

所以後來他收到《中國樂隊》導演陳韜邀請的時候，問陳韜:“你是不是要做一檔真的節目？”就這樣，他們做成了一檔沒有海選，沒有對抗，沒有淘汰，也基本沒有任何影響力的“真的節目”。

崔健應該有張藝興的覺悟。就算沒有節目組導演或者剪輯師的殘酷，就算沒有所謂行政力量對文藝創作的橫加干涉，現今這個音樂消費體系下，大眾媒體上的搖滾樂和民謠樂，恐怕只能是汪峯和趙雷了。

前幾天，太合麥田宣佈聯合幾十個廠牌和樂隊發起“獨立音樂聯合體”，一眾獨立音樂圈的從業者、用户驚呼，“這是要和摩登天空正面剛啊”。

把獨立音樂限定在搖滾和民謠的話，這個領域，除了手握音樂節這個離錢最近環節的摩登天空之外，確實很久沒有什麼大動靜了。

民謠和搖滾可能從根上就離錢遠。

1995 年，高曉松、老狼、鬱冬一幫剛剛錄製了校園民謠唱片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討論着要成立個工作室。幾個人為了工作室的名字吵來吵去，最後鬱冬提議叫“麥田”，大家這才一致同意。

這個名字來源於張楚的《冷暖自知》：“我沒法再像個農民那樣善良，只是麥子還在對着太陽憤怒生長。”前一年底在香港紅磡舉辦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剛把“魔巖三傑”抬上 了神位，何勇、張楚和竇唯一時成為大陸青年人最熟悉的名字。

高曉松是清華子弟，老狼父親是航空航天部總工程師，這些知識分子家庭的小孩，接觸到搖滾樂的途徑和大院子弟是不同的。崔健的那股叛逆勁，即使不是承襲自林立果，也是在 “陽關燦爛的日子”下薰陶出來的，是一種“動物兇猛”；何勇在採訪裏也説，自己是拿了父親文工團裏的電吉他，再到大院裏呼朋引伴，亂嚎亂彈摸索出來的。

至於老狼們，則是在外國進口錄像帶裏看到了 Bon Jovi，在印有“內部研究資料”的《光榮與夢想》裏第一次系統瞭解 Rock N’Roll，在這個 1979 年商務印書館版裏，剛剛從“五七幹校”出來的董樂山先生還以為這是一種舞蹈，翻譯成了“搖擺舞”。

在知識分子家的孩子們看來，何勇太躁狂，竇唯太陰鬱，張楚那種娓娓道來的唱法，極具人文主義關懷的歌詞才符合他們的調性。《春風十里，不如你》中張一山飾演的文學青年秋水放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也是張楚的歌，很大程度上就凝聚了原著作者馮唐的青春記憶。

工作室創辦之後，美國回來的宋柯又幫助其商業化成立麥田音樂公司，發了三張唱片都取得極大反響，2000 年就賣給了華納。高曉松後來回憶説:

“這是因為盜版猖獗，所以才做不下去了。那時候窮的連工資都發不出了，我也有點心灰意冷，就環球旅行了兩年，我這才意識到，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遠方，行萬里路，才能回到內心深處。”

説得多好啊，只是一點沒提，工資都發不出來了，他漫行遠方的錢是哪裏來的。

畢竟 90 年代初高曉松就自辦廣告公司，開上林肯了。後來幾個人在一起搞音樂，老狼耳根軟，老聽別人和他説校園民謠多沒勁啊，你應該做搖滾。他和高曉松説，兩人在酒吧裏喝酒，吵了起來，桌子都掀翻了，高曉松還差點拿椅子砸老狼。

其實高曉松沒説錯。不久，竇唯就出了那張《豔陽天》，在商業化和自我表達中掙扎的他選擇割裂與過往的所有聯繫；何勇在演出時暗諷全國勞模李素麗，慘遭封殺；而不識譜的創作人張楚也陷入靈感枯竭，再出一張專輯後回西安隱居。

但是決定命運的是性格，而不是做對了個別選擇。後來“張楚死了，何勇瘋了，竇唯成 仙了”，老狼聽從高曉松的建議堅守民謠，也淪落到在酒吧賣唱。

高曉松卻樂樂呵呵地改做影視、當快女評委。2016 年，老狼搭民謠熱末班車才重回大眾視線，酒駕之後的高曉松則已經憑藉《曉説》和《奇葩説》成為半個全民文化 idol，又高調退出娛樂圈做阿里娛樂戰略委員會主席，給馬雲寫歌去了。

今年 7 月，新融資 10 億的太合音樂宣佈原創廠牌麥田音樂迴歸，沒高曉松什麼事，但重新把老狼請出山擔任主理人了。太合從去年起和竇唯合作，又開始着手佈局 live house。麥田音樂重啓後，9 月辦 了首屆麥田音樂節，10 月挖來李志，12 月 3 日又發起那個聲勢浩大的“獨立音樂聯合體”。

只是，讓這幫不會掙錢的獨立音樂人來幫你掙錢，現實麼? 

在老狼沉寂的這段時間裏，大陸最火的獨立音樂人是李志。

扎克伯格説過，很多歷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的小資舒適生活里長大，然後將這些優勢轉化為變革力量。但這是就安逸穩定的社會形態而言，就企業家而言；對於變化中的社會形態， 往往是處於變革之中通達墮距兩端的人，可以把握住更為廣泛的情感。

1999 年，李志從東南大學輟學。這個農村來的年輕人小時候只有一個夢想“長大以後不種地”。對於李志而言，城市象徵着無限的可能性與自由，考上重點院校不過是逃脱故土的契機而已，一紙文憑沒啥意義。

那一年，同樣是大學輟學的朴樹在麥田音樂發佈了第一張專輯《我去 2000 年》，一下子就賣出了 30 萬張。但朴樹的父母是北大教授，1993 年輟學後供他在家全職創作，每晚都可以在家門又的小運河邊彈琴唱歌；李志的父母是文盲，他只能一邊瞞着父母，一邊找些零工供得起自己的基本生活和讀書、聽歌、上網的愛好。

在網吧裏泡着的李志通過聊天室認識了一個鄭州的女孩，通過網絡給人家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又逃票坐火車去見了她。這段網戀經過，最後被李志寫成了《關於鄭州的記憶》。  

其實，你很難想象今天的創作者會把跨省約炮的故事寫成歌。對於李志來説，那是現代化生活給予他的自由，因為突破禁忌，才帶來朦朧的美感。

但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多了 5 個億的城市人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在千禧年之後十幾年的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浪潮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城市對年輕人而言是透不過氣的水泥叢林，他們需要的出口，要不然指向虛無，要不然是徹底自然、真實的表達。但無論是足夠思辨性的還是足夠娛樂性的，李志似乎都給不了了。

不過在這個層級的文化消費市場極其匱乏的情況下，雖然李志新專輯的評分越來越低， 三三四還是能辦下去，跨年的票還是能賣出去。這有賴於李志團隊領先行業的專業化、職業化的操作。

所以李志的前經紀人遲斌才説，“李志江湖義氣弱，但執行力特別強”。

真正讓遲斌火起來的是他追問《明日之子》侵權行為的電話錄音。對於學計算機出身的遲斌來説，他一直在用及其細緻、全面的幕後工作，來維持李志率性、獨立的形象，即使是面對高度專業化的綜藝團隊也不在話下。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無論加盟太合的決定，和遲斌離開李志團隊兩件事之間誰先誰後，其實都可以看出李志已經認為，自己的勢能應當由更大的團隊、更商業化的運轉來維護。

雖然遲斌和李志分手了，但兩人共同締造的這段旅程，還是為中國獨立音樂起到了不錯的示範作用。“獨立音樂”這個 title 可以這麼叫，但是音樂行業要真的進步和發展，靠的不是每五年八年能蹦一個不世出的天才，不是“獨立”，而是完善、專業、職業的分工和協作。

前兩年的民謠熱，撞上了一個城市青年人普遍焦慮的時期，民謠的意涵也被電視屏幕侷限在了詩和遠方。在聽眾的反向要求之下，民謠變成了“一個人，一把吉他，一杯酒”。

但要持續創造高品質的音樂作品，不管什麼流派，好的團隊協作、分工是必然的，用影視圈常用的話術叫“工業化”。即使是科恩這樣的音樂人，也只能歸類為 singer-songwriter，更何況後期的優秀作品也是在 Sharon Robinson 等優秀製作人的操刀下完成。

客觀來説，目前國內民謠人在普遍音樂底子有限的情況下，持續創作能力有限。過度依賴個人靈光而非體系，會發生什麼情況？宋冬野談自己吸毒的時候説過了，“掙錢掙多了之後，實在寫不出來了”。

馬世芳説過，李志的歌是屌絲文青和詩人憤青的結合體，呼應了十幾年中國社會尤其是離鄉打工的知識青年。遲斌説，這就叫“城鄉結合部搖滾”。

這意思就是，中國本土音樂的表達重心轉移，和改革中突出人羣的重心轉移是一致的：最先是舊政治權力掌控者的後代，這些“忠臣逆子”們玩的是搖滾；然後是城市知識分子的孩子，他們身上混雜了小布爾喬亞情調和傳統文人特質，吟唱着校園民謠；接着是從鄉鎮、小城走出來的新知識青年，他們在快速城市化中既受益又迷茫，把大陸的搖滾和民謠一同引向 了 indie 時代。

按這個邏輯推導，在城市白領與小鎮青年的文化娛樂消費傾向日益彌合，大家都一起看《中國新説唱》、刷抖音、打王者榮耀的今天，李志恐怕也會很快變得不合時宜。

今天的年輕人，無論來自北上廣深，還是“新津青年”孫笑川這樣的，所有文化娛樂精神需求基本上都由同樣的幾個平台解決。長視頻看“愛優騰”，短視頻刷抖音快手。娛樂平台完成了一波更新換代，流量集中在少數幾個頭部平台上，於是大量的用户喜好反過來指導了內容創作。

這麼説吧，仔細想想，過去這兩年能被稱為全民傳唱的爆款單曲，有沒有一首是沒經過抖音、快手發酵的？從“陪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想摘下星星給你”到“人在廣東已經漂泊十年”。

甚至，今天那些“神曲”創作者，可能在寫歌的時候，就要想好這首歌裏哪幾句歌詞應該寫得具象化一些，或者情緒明顯一些，方便給網紅們拿去拍短視頻了。

渠道之外，電子、嘻哈在線下的消費場景裏，也比 indie 適應得更從容。從工體夜店、酒吧到郊外大型場地，party 型的電子音樂侵食了大量市場空間，與之相對的是從前為民謠、搖滾樂服務的 live house 因為收入匱乏從二環內往外節節敗退。

唯一一家還是成規模的獨立音樂公司就是摩登天空，前面説過了，它擁有者最好的音樂節品牌，而這個環節是獨立音樂離錢最近的地方。

沈黎暉 1997 年創辦摩登天空的時候是為了給自己的樂隊發唱片，頭幾年還是很看重兄弟情誼的。那時的摩登天空簽了不少沈黎暉的朋友或他欣賞的音樂人，結果就是不掙錢。為了能讓公司堅持下去，沈黎暉把北京的 4 套房子全都賣了。最慘的時候，公司需要把一半的辦公場所租出去，換點錢給員工發工資。

但摩登天空早就把自我認同更換為“互聯網思維的音樂公司”了。沈黎暉也説“在今天這個時代裏，科技就是搖滾樂，而喬布斯、扎克伯格則是這個時代裏真正的搖滾明星，他們用科技的手段顛覆了世界原來的遊戲規則。”

説明白點，就是搖滾樂的故事講不下去了，接下來講的是互聯網的故事，搶佔市場，快速擴張，贏家通吃。但這在很多獨立音樂人眼裏，就變成了過於商業、吃相難看。

《有嘻哈》火了之後，坐擁紅花會和 Tizzy T 等嘻哈歌手的摩登天空被視為這波熱潮的最大贏家。那時的沈黎暉對媒體説：“如果説嘻哈都會死，那真的沒得聽、沒得看了。”言下之意，是他之前一直扶持的 indie 已經差不多死了，已經沒什麼好聽，沒什麼好看的了。

但當嘻哈被嚴控之後，沈黎暉一點都沒表現出痛心：“對我們而言會有自己的路線圖， 相比看所謂的趨勢，摩登天空更傾向製造趨勢。”

沈老闆畫起餅來，是連郭廣昌的復星集團都願意吃的。但無論太合還是摩登，恐怕都很難憑一己之力，去消除搖滾樂、民謠，在這個消費時代之下，和移動互聯網一代中國年輕人市場之間產生的膈應。這種膈應包括“懷疑”、“批判”為主的精神內核和現今年輕人普遍生存狀態的鴻溝，以及他們形態與傳播渠道、消費場景之間的鴻溝，等等等等。

臧鴻飛説過這麼一件事：他和李志、宋冬野一幫人在東直門一個飯店吃飯，一個男的拿着箱琴推門進來説哥們，聽歌麼。那男的抬頭看了下在座的人，一愣，轉頭出去了。

微博下面全是調侃，只有老狼哀嘆人生不易。也許經歷過人生起伏的他知道，很難説在座的各位不會有淪落至賣唱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