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三國故事（五）引發黃巾之亂的前因是什麼_風聞

通過前文介紹，大家應該明白了：所謂“戰亂”、“天災”等因素並沒有具體的史料支持，因此並非引發“黃巾之亂”的主因。

若要強調某些社會因素促成“太平道”的發展壯大，我們不妨把眼光集中到其他社會問題上來。本節的主要話題就是“土地兼併”。

漢末著名思想家仲長統在《損益篇》中就對這個社會問題做了系統性闡述，他認為“土地逐漸集中在地方上少數權貴手裏”是造成社會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

仲長統説：井田制【商周時所推廣的土地國有制度】被廢除之後，土地兼併沒有被限制而是任其無限發展，致使地方上豪族做大做強，甚至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範書《仲長統傳》：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佈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仲長統又在《理亂篇》描述了漢末地方豪族的奢靡之態：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

其次，仲長統在《損益篇》中還認為分封到各地的郡王也是社會不穩定因素，説他們對朝廷有圖謀叛亂之心，對地方有魚肉百姓的殘暴行徑。

範書《仲長統傳》：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奸，下有暴亂殘賊之害。

地方上有豪族和郡王等權貴們掠奪百姓財富，追根溯源，這是東漢帝國開國時就有的事，而在桓、靈二帝執政時期進入朝廷高層的宦官們，也在地方上加入了掠奪百姓財富的隊伍之中。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領兵進京時向朝廷上書，其中內容就有彈劾張讓等宦官亂政斂財，並説甚至連雒陽周邊的大量沃田都被宦官霸佔了。

陳志《董卓傳》裴注引《典略》：臣（董卓）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窵起。

綜合起來，我們可見在漢末之時，“郡王+豪族+宦官”成了掠奪、聚集地方財富的主力，甚至弱化了國家權力。

何茲全教授在其著作《三國史》開篇介紹黃巾起義的時代背景時，對“土地兼併”問題做了引申，認為“農民失掉土地，在農村沒法生活，只有遊蕩於社會，麇集於城市。從西漢開始，流民問題就是社會上的大問題。”這個觀點，我僅是部分贊同的。

何教授認為“官商勾結”導致了農民失去土地，農民因此被迫轉移進城市，以手工業、從商謀生；當城市的飽和度達到上限（生產力過剩）時，又有大量城市人口被迫走上了流亡的道路，這時候唯一的生路就是做強盜。

《漢書·鮑宣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

何教授為了強調“土地兼併”和“流民問題”是個頑疾，寫道：

自東漢建國，流民就一直不斷。安帝以後，越來越嚴重。“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棄捐舊居，……窮困道路”，“老幼相棄道路”，“人庶流進，家户且盡”，“萬民飢流”，“民多流亡”，“百姓飢窮，流冗道路”（《後漢書》和帝以下各帝紀）這一類的話，真是史不絕書。

實際上，何教授舉例的這七條關於“流民”的記載是有斷章取義的嫌疑，我們來看看原文究竟如何。

範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100年）三月丙申，（漢和帝劉肇）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原來是連年歉收，百姓缺糧而走上流亡討飯的道路，劉肇下詔給饑民放糧賑災。

範書《安帝紀》：（永初元年，107年）（十一月）戊子，（漢安帝劉祜）敕司隸校尉、冀、並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原來是司隸、冀、並三州百姓聽信謠傳而走上流亡之路，劉祜下詔讓地方政府官員親自去安撫百姓，勸其返鄉。

範書《安帝紀》李賢注引《古今注》：（永初二年，108年）時（正月）州郡大飢，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棄道路。——這是饑荒引起的流民，甚至出現了“人相食”這樣的人道主義災難。

​範書《樊準傳》：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户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期年間，谷粟豐賤數十倍。——這是樊準擔任冀州鉅鹿郡太守期間的記載，約在永初二年（108年）之前，鉅鹿郡因為饑荒導致百姓流亡。

範書《安帝紀》：（永初二年，108年）秋七月戊辰，（漢安帝劉祜）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琁機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這裏記載的“萬民飢流”就是本年正月出現的饑荒事件。

何教授舉例之“民多流亡”，我檢索整本範書，未發現出處。

範書《桓帝紀》：（永興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户，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這是因為蝗災和水災引起以冀州為主的流民事件，有數十萬户背井離鄉。

大家看到了吧？何教授舉例的“流民事件”實際上都是因為天災、饑荒、謠言等因素導致的，並非“土地兼併”所致。

同樣的，何教授在範書《靈帝紀》找不到“流民”這兩個字，於是將（181年）司徒楊賜與掾吏劉陶商議的內容作為佐證，何教授以“簡別流人”這四個字認定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並反證流民是參與太平道的主力軍，至此形成其觀點鏈：官商勾結→土地兼併→流民→太平道（黃巾之亂）。

範書《楊賜傳》：（楊）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

我在前面已證明了何教授所列舉的史料有斷章取義的問題，他認為“土地兼併→流民”這個因果關係並沒有具體的史料依據，甚至其收集關於“流民”的史料都是來自於西漢、東漢早期的記載，卻無法找到靈帝執政時期（172-183年）的記載，只能拿幾十年、上百年前的記載充數，這樣很難讓人信服。

當然，我不能説因為何教授沒找到“靈帝時的流民”記載就等於靈帝時沒有流民。我終究還是找到了一條：

在《北堂書鈔·卷39·政術部13》收錄了蔡邕為潁川郡太守王立所作的頌詞，題為《潁川太守王立義葬流民頌》。事情緣由是王立收葬了客死潁川郡的流民遺體。蔡邕是靈帝時人，這件事自然就是靈帝時事了。

漢靈帝

我以為：在靈帝執政時期，流民這個社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土地兼併→流民”這個因果關係應該是產生流民原因的其中之一（天災、饑荒、謠言、土地兼併這四種情況均會導致出現流民），而不是何教授那樣把流民的產生全部歸咎於“土地兼併”。

至於何教授提出“流民→太平道”這條觀點鏈條也不全面。

退一步説，我也不否認有失去土地的農民參與太平道的可能性，我只是否定這條觀點鏈為“太平道發展壯大”的主因。

可能是何教授對宗教發展的傳播方式感受不深，簡單的認為太平道教徒中有流民，就認定流民為其主力。實際上，大家都應該知道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會有“傳道人”的存在，哪怕是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很多宗教傳道方式，仍然是靠人力流動傳播的。

範書《皇甫嵩傳》：（張）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

所以説，有部分太平道教徒離開原籍，去全國各地傳道，這是宗教活動的具體體現而已，並非因為教徒本身為流民所致。我甚至可以説：反而是太平道的傳播發展才產生了一部分的流民。

範書《皇甫嵩傳》：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

如《搜神記·卷6》記載：小民相向跪拜趨信，荊、揚尤甚，乃棄財產，流沈道路，死者無數。——這正是“宗教產生流民”的真實寫照。

所以我認為：宗教傳播導致流民，流民導致宗教傳播，這兩種情況應該是相互並存的。

最後談談“解決之道”。

從上述史料來看，當大量土地集中在地方權貴手中，擺在失去土地的農民面前的生路是：

①依附地主，繼續務農。

②從商。

③成為流民。

④造反做賊。

前兩條路還能維持社會穩定，而後兩條路顯然對社會穩定不利了。

對於造反的人，政府的解決之道自然是率軍討伐或招安，而對於解決流民問題，政府的舉措就是派官員勸説流民返回家鄉，或出錢糧賑災，或鼓勵開荒務農。

前文介紹的鉅鹿郡太守樊準，就大力“課督農桑”，安定了一方百姓；漢末的鄭渾在擔任地方官時，為了發展農業，甚至去奪走漁具獵具，鼓勵開荒屯田。

陳志《鄭渾傳》：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鄭）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再到孫吳帝國時，大批依附地主的佃户也放棄務農，轉為商人。這裏的原因是：來自地主的田租和政府的税賦太重了！導致務農的利潤太少，所以農民寧可放棄務農。

陳志《孫休傳》：（永安二年，259年）（三月）（孫休詔：）……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

對此，孫吳帝國皇帝孫休提出改革建議是：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税，差科強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户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

當然，在土地資源仍然富餘的情況下，由政府牽頭，組織失去土地的農民開荒種田，並降低税賦，安撫農民，是可以緩和社會矛盾的，但並不會破壞現有的“土地兼併”制，治標不治本。

又如果讓地方豪族、世家這些既得利益者把兼併的土地贈還給流民，這又無異於與虎謀皮。所以説，開荒勸農、降税安撫都只是當時緩和社會矛盾的必經之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