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權日，聽哈佛教授講述它是如何誕生的，以及中國人在其中的貢獻！_風聞

題圖｜《宣言》起草小組第一次會議現場（UN Photo/MB）

1947年初，應剛成立不久的聯合國的要求，一羣傑出人士帶着對於兩次世界大戰記憶猶新的恐懼，共同起草世界上第一份“國際權利法案”。美國戰時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遺孀埃莉諾·羅斯福、中國外交家張彭春、法國法學家勒內·卡森、黎巴嫩哲學家查爾斯·馬利克以及聯合國人權司司長約翰·漢弗萊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引領各國代表羣策羣力，克服政治、文化、宗教與意識形態上的諸多差異，把握短暫的時代機遇，最終制訂出一份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權標準。《美麗新世界：

張彭春與那偉大的一代人

——《美麗新世界：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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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安·葛蘭頓

劉軼聖 譯 

**作 者 小 傳：**瑪麗·安·葛蘭頓（Mary Ann Glendon）， 哈佛大學勒尼德·漢德（Learned Hand）法學講席教授、美國前任駐梵蒂岡大使、著名比較法和人權法學者，著有比較法經典教科書《比較法傳統》（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論壇與象牙塔》（The Forum and the Tower）、《混亂的傳統》（Traditions in Turmoil）、《法律人統治的國度》（A Nation under Lawyers）、《權利話語》（Rights Talk）、《家事法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Law）、《西方法律下的墮胎與離婚》（Abortion and Divorce in Western Law）以及本書。葛蘭頓教授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員，曾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的學術團體“法律科學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的主席。

雖然今日世界有關人類自由與尊嚴的跨國界討論都會提到聯合國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但是圍繞其三十個條款的解釋、範圍與限制，爭議始終在繼續。

正是這些爭論的持續促使我展開了研究，並最終寫成了《美麗新世界》一書。我很好奇，對於回答諸如《世界人權宣言》是否只是一項“西方”發明這樣的問題，這一劃時代文件的起草歷史是否能提供任何啓示？對於參與創作這一文件的人們，我也想了解更多：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會認為《宣言》大膽斷言其內容具有普遍性是正確的，也想知道他們如何思考“政治與公民權利”以及“社會、經濟與文化權利”兩部分內容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前往哈佛法學院圖書館，計劃讀上一兩本關於這一文件起源的書。出乎我意料的是，幾乎沒有這方面主題的書。即便是創作者的身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謎：一些美國人説，這是埃莉諾·羅斯福起草的，她擔任主席的委員會負責主持這一文件的準備工作；一些法國作家聲稱，這一榮譽歸於傑出的法學家勒內·卡森；還有一些加拿大人則堅持認為，文件是聯合國首任人權司司長約翰·漢弗萊腦中的產物。然而，我所發現的事實真相遠比這有趣得多：我的研究顯示，這一文件其實是多種文化交融的獨特成果。

《美麗新世界：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記》

[美] 葛蘭頓 著 劉軼聖 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我要特別感謝劉軼聖律師，他將創作《世界人權宣言》的精彩歷史呈現在了中文讀者面前。我也感到很榮幸，傑出中國外交家張彭春的成就現在可以在他的祖國為更多人所知。張彭春不僅是《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工作的關鍵參與者，還在促使這一文件被聯合國大會接受的團隊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儘管生活在暴政下的經歷已經提供太多對人間產生絕望的理由，但是具有遠見的人們仍決心幫助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安全，而張彭春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個時期曾與張彭春一起緊密工作的人們對於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別是他能消除誤解、減緩焦慮。起草過程中時常會發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進共識。約翰·漢弗萊在他的回憶錄中將張彭春描述為人權委員會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協藝術大師”，也是一位務實的思想家，他“表面上是在引用儒家格言，實際卻經常提出可能讓委員會走出僵局的方式”。

1947年6月，《宣言》起草小組第一次會議。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在會議前向羅斯福夫人致意。（UN Photo/MB） 

張彭春作為“妥協藝術大師”的能力毫無疑問要歸功於他對多元文化的廣博學識。自成年後，他的多數時間均致力於讓西方更瞭解中國，同時讓中國人熟悉其他傳統的理念。張彭春於1940年至1942年擔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1942年至1945年擔任駐智利大使。在此期間，他對伊斯蘭文化產生了興趣，並系統地認識了南美國家存在的問題。作為中國高雅文化的愛好者，他還曾倡導將中國戲劇、戲曲和文學的財富呈現給西方的觀眾。 

對於所承擔任務的難度以及該任務未來將要面臨的挑戰，張彭春與他的同事們並非不清楚。是否存在着地球上每個人只要“生而為人”就應當擁有的權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些權利又都是什麼？這些問題從一開始就困擾着這一雄心勃勃的後二戰時代人權項目。新創立的聯合國剛宣佈計劃制訂一部“國際權利法案”不久，懷疑者們便提出疑問：協議的內容是否有可能在聯合國多元化的會員國中得到實施？

1950年4月，羅斯福夫人（左二）、張彭春（右二）與馬利克（右一）共同出席聯合國舉辦的一項人權展覽的開幕式。羅斯福夫人身後懸掛的便是《世界人權宣言》。（UN Photo/MB）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以無反對票的形式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對《宣言》的制訂者們而言，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八張棄權票（分別由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六個蘇聯陣營國家投出）的存在也是一個警告信號，預示前方道路不會平坦。即便在投贊成票的國家中，很快就能明顯地看出，正式批准一份不具有拘束力的文件與完全接受其內容還是兩回事。鑑於各國、各民族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與政治差異，是否存在可以普遍適用的國際標準？這一問題的答案自始並且持續存在着分歧。 

在這一點上，回顧張彭春促進普遍性原則達成的方式是有益的。他的觀點最早顯現於人權委員會的一次早期辯論中。辯論的主題是《宣言》的第一條是否應有如下表述，即所有人都被“上帝”或生而賦有理性和良心。張彭春反對上述提法。他提醒每個人，《宣言》的設計應旨在使其適用於世界各地。他指出，他的國家擁有佔到整個人類相當大比例的人口，他的人民擁有不同於基督教西方的理念與傳統。然而，作為委員會中的中國代表，他卻並沒有提議將這些都包括在《宣言》中。他説，他希望他的同事們也能有類似的考慮。

作為《宣言》經濟與社會條款的堅定支持者，張彭春總是支持《世界人權宣言》應當與盎格魯—美利堅傳統國家更具有個人主義色彩的權利文件有所區別。在一次調停中，他強調，要理解權利就必須將其與義務相聯繫。一個人只有意識到他的義務，他的道德水平才會進步。而聯合國的目的應是增加人們的道德高度，不是促進自私的個人主義。以上對於權利與義務之間關係的強調最終被體現在《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九條中。在另一個場合，當討論到是否刪去《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中“親如兄弟”般對待他人的表述時，張彭春又成功地説服大家接受將這一表述置於文件開頭，避免讓《宣言》中的權利看上去顯得具有個人主義色彩。 

尤其與今日爭議相關的，是張彭春對基本人權普遍性的精細理解。在有關普遍性的論爭中，批評者與支持者中間都廣泛存在着這樣的假定，即接受特定基本權利的普遍性就意味着要接受以單一方式將這些基本權利引入生活。上述假定產生了不必要的困惑，持續性地困擾着論爭。作為一名教育家和作家，張彭春憑直覺抓住了《宣言》各部分文本之間的關係。而作為一名老師，他又很享受向他人解釋文本的含義。這就使他能夠成功地消除上述困惑。張彭春與《世界人權宣言》其他主要制訂者的看法是明確的。他們一致認為，普遍性並不意味着同一性。在《宣言》的“宣示性條款”中，他們清晰地指出，這一文件將是一份“努力實現的共同標準”，各個國家及其人民可以將之視為標杆，衡量其邁向一系列理念的進展程度，但是這些理念還未曾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全面實現。

起草者們從未預期這一“共同標準”能夠以相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適用，也從未指望其產生完全統一的實踐。1948年12月9日，在呼籲聯合國大會通過《宣言》的發言中，張彭春就譴責了認為可以強迫人們採用標準化思維或者單一生活方式的觀點。他説，那是殖民者用的辦法。那種統一隻能通過武力實現，或者以犧牲真理為代價，是不會長久的。

1950年12月10日，美國紐約，膚色各異的孩子打開了“美麗新世界”的藍圖。（UN Photo/MB）

張彭春以及與他一同參與起草工作的同事們確實預見到了《世界人權宣言》豐富的原則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合法方式被賦予生命。正如法國哲學家馬其詹曾經指出的，這一文件的三十根弦可以演奏出許多不同的音樂。起草者們認為，當各個地方的傳統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實際時，地方傳統將更加豐富，而所有國家都能從這些不斷積累的經驗中獲益。 

起草者們希望他們塑造的結構具有足夠彈性，可以允許實施這一文件的側重點與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不至於軟弱到允許任何基本權利被全面侵蝕，或者使得某項權利不必要地從屬於其他權利。1993年的《維也納人權宣言》明確重申了上述對於多元主義的承諾，宣稱“必須考慮到國家、地區的獨特性，以及多樣的歷史、文化與宗教背景”。 

不幸的是，隨着時光流逝，《世界人權宣言》起草者們的上述理解已然時常被忽略或遺忘，而許多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解釋已經產生。儘管《維也納宣言》重申了《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基本權利具有“普遍性、不容剝奪性和不可分割性”，但如今多數人都採用了“擇其所需”的“自助餐”方式，選擇性地運用《宣言》三十個條款中包含的原則。

鑑於此，我希望本書呈現的歷史可以豐富其讀者的視野，讓他們，以及我們這個世界，從那偉大的一代人的智慧中有所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