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轉載！有些時候，民主不是好東西——西方國家治理體制的敗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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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時候，民主不是好東西——西方國家治理體制的敗壞

（轉自飛揚論壇  http://www.fyjs.cn/thread-191672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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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認為西方民主已經敗壞，我認為金融壟斷寡頭責任最大，作者認為制度設計者、執行者、羣氓也負有責任。作者有獨到見解，一家之言，錄此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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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是經濟形勢日益敗壞的同時，以歐美髮達國家為代表的“政治正確”的“自由民主”國家治理模式也在隨之敗壞。

       美國是白左跳梁、票蛆橫行、選舉舞弊越來越肆無忌憚，直接砍倒西方票選民主的根基；

       歐盟五大國也是內亂不止分崩離析——英國脱歐之後，因國內意見無法調解，極可能不得不硬脱歐；

       法國暴亂，國民不願犧牲自己的畸高福利而寧願坑死國家；

       德國綠化導致國內矛盾終於到達臨界點，白蓮花聖母默克爾在數次地方選舉慘敗後終於不得不放棄連任執政黨領袖，準備下台；

       意大利極右翼政府上台執政，導致歐盟直接拒絕批准意大利的財政預算，意大利議員脱下皮鞋怒拍歐盟財政預算案，大有昔日赫魯曉夫風采；

       西班牙則是遇到加泰羅尼亞公投獨立，無奈之下只能撕破“普世價值”的顏面偽裝，斷然出動軍警武力鎮壓，結果加泰羅尼亞再次大選，獨立派照樣執政，而鎮壓獨立的西班牙政府反而垮了台……這就給人們一個非常大的警示：在錢包縮水、生計日窘的同時，可能在相當數目的國家中，連基本的社會穩定和人身安全都難以保證了。

       之所以歐美的國家治理體制出現崩壞的局面，主要有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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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嚴重】

       首要原因就是綠化嚴重，極端伊斯蘭的入侵，破壞了文化的認同。

       任何國家，人心統一的基石，是文化認同的統一。以中國為例，自古以來區分“華夏”與“蠻夷”的最重要標準，不是血緣，而是文化。唐朝文學家韓愈在《原道》中提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即：只看文化，不看血緣，只要採用中國文化，哪怕不是中國血統的外族人，我們也把他們當成中國人，而中國人如果不尊重中國文化，哪怕血緣是中國人，我們也把他看成外族人。

       無論幾千年的歷史輪迴，近百年的痛苦波折和歐風美雨，忠孝仁義的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一直深藏於每個中國人心裏，重家庭、重教育、重集體、重秩序、重儲蓄的傳統行為模式一直未變。

       世界各國也大多如是，都是根據各自具有的固有傳統文化作為立國根據。比如號稱文化多元化種族大熔爐的美國，核心文化認同一直是盎格魯-新教文化；歐盟各國的核心，這一直是傳統的基督教文化；日本儘管西方化了，但是神道教和儒家的文化內涵一直保持不變。

       無論一個國家的文化多有包容性，無論文化多元化給帶來多大的物資或者精神財富，但是有一條鐵律——任何國家的文化多元化，都是以堅持加強本國根本的傳統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否則必然造成國內動盪。

       歐美國家治理體制崩壞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國內引入了太多合法的或者非法的穆斯林移民，將中東僵化落後的極端伊斯蘭文化引入了各國。

       這些穆斯林移民來到歐美國家後，非但只想白吃福利而拒絕勞動，而且頑固地拒絕融入當地社會，堅持自己的宗教教規和生活習慣。而且非但自己不融入當地社會，反而開始強制當地本土居民回到中世紀，必須按照落後的伊斯蘭教規和生活規則生活，強制當地人伊斯蘭化，甚至要求執行伊斯蘭教法，廢除當地國的世俗法律，處死所有同性戀等。

       文化的認同，是國家穩定的根據。

       任何一個引入穆斯林移民佔本國總人口一定數量的歐美國家，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文化認同被撕裂的問題。

（德國難民營）

       歐美國家都是文明的現代社會，對中東落後的社會制度和宗教習俗本來就非常反感，而引入的穆斯林移民反客為主，強制推行伊斯蘭化，公然叫囂要通過多生孩子等手段，將所在國變成伊斯蘭國家，使原住的歐美白人成為少數民族並強制信伊斯蘭教，必然會在當地居民和穆斯林移民之間引發激烈衝突。

       而且從目前來看，這不僅僅是説説而已，穆斯林移民已經將之付諸行動，如法國已經有751個“非穆斯林禁區”，這些區域由伊斯蘭教法統治，法國警察無權進入執法。隨着新難民不斷湧入，“非穆斯林禁區”在法國的數量和麪積仍在不斷地增加。

       特別在巴黎，“非穆斯林禁區”已經成為社會治安的重大隱患。而在丹麥，生活在25個穆斯林居住的所謂封閉社區的人口已經超過全國人口的10%。

       這一文化撕裂的情況，在歐美並非沒有人察覺，如丹麥已經立法迫使生活在這些封閉社區的穆斯林居民的孩子，一旦滿1歲，就必須每週在日託中心生活25個小時（午睡時間除外）。在日託中心，孩子被強制學習丹麥的語言和文化，包括聖誕節和復活節等基督教節日，吃和丹麥兒童同樣的食物包括豬肉等，目的是儘早灌輸丹麥的社會價值觀。如果父母拒絕送孩子到日託中心，就取消他們的福利。如果採取將孩子送回原籍國逃避丹麥的同化教育，將被判4年徒刑。

       但是在大多數國家，並沒有採取類似挽救措施，只能坐看文化認同被破壞這一巨禍日漸嚴重。

       造成這一巨禍的主因是因為歐美國家左翼自由派中盛行多元文化主義，不講文化本身的是非、善惡、優劣、先進落後、文明野蠻之分，只要不是主流文化，就加以褒獎甚至推崇，導致一些對人的基本尊嚴和基本權利都予以否定的落後、野蠻的文化（例如童婚、割禮、強姦犯娶被害人就可以免罪等）大行其道，甚至堂而皇之排擠文明先進的主流文化，將自身的落後、野蠻、拒絕文明進步擴散到整個國家，直接導致國家整體文明程度大幅下降。

       這種現象可以用一句話一針見血地説明：“西方的普世價值一遇到綠綠就拐彎了。”

       隨便提一句，除了穆斯林移民外，許多國家內的少數族裔為了自私的長期吃福利壓榨主體民族的目的，也紛紛採取破壞文化認同的行為。

       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的黑人族羣，為了營造自己歷史受難者的身份，能繼續逆向歧視美國白人族羣，迫使他們給與黑人更多額外福利，也開始破壞美國的文化認同，把美國開國羣賢全部説成是奴隸主暴徒，要求搗毀所有美國開國羣賢的塑像和紀念設施，已經引起美國國內的嚴重文化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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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左過度】

      歐美國家治理體制崩壞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國內極端白左自由派活動猖獗，

       不斷破壞運行正常的社會秩序，以“文明進步”為名破壞社會共同價值觀，把少數人的傳統和習慣抬升到“政治正確”的高度，多數派必須按照少數派的標準、要求、習慣生活，否則你就是“basket of deplorables”的程度。

       尤其是對待外來移民的態度上，白左更是視本國公民如寇仇，視外來移民為腹心，恨不得將國內公民的所有財富全部奪來分給外來移民，慷別人之慨，以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尚。

       執政的各國白左政治家，更是濫用公帑，千方百計優待穆斯林移民，比如英國政府拒絕了聯合國推薦的基督徒難民，宣佈只接受來自敍利亞的穆斯林難民。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宣佈將移民送到旅館長期居住，由政府支付旅館費。

       瑞典政黨建議沒收國內居民的“過多”房屋免費給穆斯林難民居住（而“過多”房屋的標準非常寬鬆，比如一個一家三口居住正好的房屋，如果孩子外出讀大學，出現空房間，則他們的房屋就算“過多”房屋，他們就必須搬出去到小房子，將原有房子免費給穆斯林難民居住）。

       有一個敍利亞難民帶着4個老婆和23個孩子逃到德國後，每年居然從德國政府那裏領到了36萬歐元難民救濟金。而且德國的穆斯林難民還嫌拿得不夠多，公開搞聚眾絕食，要求德國政府提高他們的待遇，免費給他們房子和汽車，還要定期發零花錢。

       德國政府預計到2020年，該國安置難民開支將高達936億歐元，而2015年德國所有社會福利支出淨值才277億歐元，在號稱高福利的德國，用於難民的錢居然高達國內公民總體福利費的三倍多，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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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開支票】

       歐美國家治理體制崩壞的第三個原因，就是被福利慣壞的票蛆和羣氓選民自己禍害自己的國家。

       在標準的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下，民眾通過選票選出政府，政府尊重民意執政，以謀求下次大選再次獲勝繼續執政，如果政府行為違反民意，則民眾就用選票“換人做做看”，以此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但是在歐美，執政黨普遍用增加福利的手段拉攏選民以再次當選，凡是試圖削減福利增加税收維持財政平衡的負責任政府，就會遭到選民唾棄。

       久而久之，福利只能加不能減，税收只能減不能加，公共服務只能免費或者低價提供，不能收費或者提價，高福利低税收外加公共服務的虧空，都由政府財政保底擔起。

       因此歐美大多數國家的財政狀況，都不容樂觀，奧巴馬執政八年，美國國債就從十萬億美元暴漲到二十萬億美元，籌得資金基本用於福利支出，歐盟各國也是普遍福利費高企，造成嚴重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直接引發了歐債危機。

       高福利制度直接養出了大量票蛆和羣氓，在他們眼中，政府必須無條件提供高福利，讓不工作的他們可以舒適生活一輩子，如果不對他們的訴求給予無底線滿足，他們就要利用各種手段搞垮政府。例如今年法國政府要微調汽油税和柴油税，將每升汽油税提高0.029歐元（摺合人民幣2毛錢），將每升柴油税升高0.065歐元（摺合人民幣5毛錢）。

       這麼點細微變動，就如同馬蜂窩一樣，引發法國民眾連續上街示威近一個月，在首都巴黎造成了1968年以來最嚴重的暴亂，迫使政府放棄燃油税升高的計劃。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前幾任法國總理、總統如德維爾潘、薩爾科齊、奧朗德都意識到由於高福利引發的法國財政危機，都想採取削福利的方法緩解法國財政危機、增強法國社會經濟活力，但都因法國民眾的反對乃至上街“革命”而夭折。

       而那些不負責任，亂開空頭支票的政治家則獲得了法國民眾的熱烈追捧，比如2017年法國大選，民調和媒體知名度都靠後的法國前教育部長阿蒙（Benoit Hamon）在競選中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制”的政策，聲稱在現代經濟社會中，不可能做到全民就業，必然會有失業，所以應該保障所有人都有最基本的收入，所以要給所有法國人（不管是否有工作）從出生到死亡都按月發放固定生活補助，補助金額每人高達750歐元，此外，阿蒙還提出要廢除勞動法，把職業怠倦也作為職業病等一系列不切實際的討好民眾政策。

       頓時，阿蒙這一政策贏得了大部分左翼選民的心，得以在初選中大敗總理瓦爾斯和前經濟部長蒙特堡等大佬，順利獲得法國社會黨的總統提名。

       法國左翼選民對阿蒙趨之若鶩，而根本不顧這一政策的可行性（法國人口6500萬，一個人每月750歐元一年就是9000歐元，則這一政策一年需要資金5850億歐元，而2015年法國財政收入只有280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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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透支】

       歐美國家的超高福利嚴重脱離現實國情，脱離了國家資源的承受能力，其結果反而是將國家帶入萬丈深淵。

       而這些國家的選民卻不允許對畸高的福利待遇進行任何削減，“我死後，管他洪水滔天”成了選民普遍心理，個個都只想自己及時行樂，債務扔給下一代再説，不過還沒等他們此生度過，現世報已經來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就將在他們這一代壓垮歐盟大多數國家的脊樑。

       美國的黑人族羣則是另一類自己禍害自己國家的國民羣體。

       歷史上，美國的黑人羣體確實飽受種族歧視的痛苦。但是自從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以後，美國的黑人羣體搖身一變，從被歧視者，瞬間變成了壓迫者。

       美國黑人的邏輯就好比清朝的八旗子弟——八旗子弟是因為我祖宗上立了功，所以我一輩子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什麼都不做，吃鐵桿莊稼過一生。同樣，黑人這是因為我祖宗上被歧視，所以我一輩子就可以躺在歷史書上，什麼都不做，吃高額福利過一生。

       在美國的“政治正確”中，黑人因為曾經被歧視，所以他就是道德的化身，可以享受無限特權，對白人族羣和文化，黑人怎麼攻擊、貶損、醜化，都無所謂，但是對黑人的言行稍微有點異議哪怕是善意地指出缺點，也會遭到全方面圍攻，直接被扣上“種族主義”的大帽子。

       上大學，黑人哪怕比別的族裔低幾百分也能優先錄取；一些競技活動、選秀節目、選美比賽，評委必須優先照顧黑人，否則就是種族歧視，甚至發生到奧斯卡金像獎必須優先頒給黑人，大學選美比賽冠軍必須是黑人否則就是種族歧視這種是非顛倒的程度。

       除了掠取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的特權外，美國黑人羣體還發動“黑命貴”運動，公然要求法律上的特權，每當有黑人因違法犯罪被抓，美國黑人羣體就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而白左政客往往不問是非無一例外都予以支持，並對執法當局進行譴責。每發生一次類似事件，黑人犯罪分子氣焰就大幅上升，執法當局士氣就大幅下降，黑人襲警等犯罪就大幅飆升，社會治安日漸敗壞。

       加州的許多城市還公然規定，黑人搶劫數額低於850美元的犯罪，不立案不處罰，公然鼓勵黑人犯罪。甚至還有許多美國政客不顧佔13%人口的黑人犯了50%刑事犯罪這個基本事實，主張進監獄服刑也必須按照AA原則執行，即在監獄裏服刑的黑人不能超過黑人佔美國人口的比例13%（按照這種做法，黑人搶劫都因為名額滿了而進不了監獄，而很少犯罪的華人卻僅僅因為在公路上超速行駛就被關進監獄）。

       在美國“政治正確”的長期保護下，黑人通過AA法案不斷掠取超額福利和利益，對其他種族形成嚴重的反向歧視。

       和八旗子弟一樣，有了額外利益的黑人羣體不思進取，不肯通過自我奮鬥改變命運，整個族羣的素質每況愈下——黑人社會非婚生子女氾濫成災，私生子比例高達72.3%，大部分黑人兒童因為出生於單親家庭，無法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惡性循環導致他們從小學壞，黑人吃救濟比例、暴力犯罪和毒品氾濫程度在所有族羣中都是最高。

       最終，八旗子弟因為其特權而整體腐敗垮台，美國黑人羣體如果還不幡然悔悟，必然也會步八旗子弟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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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敗壞】

       另一方面，為了讓庇護自己的政黨永續執政，阻止可能修正錯誤政策的政黨上台，選舉舞弊的事件越來越普遍發生，越來越肆無忌憚。

       比如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許多共和黨已經獲勝的選區，在結果宣佈之後，又突然冒出來許多“未清點選票”，幾乎全部是投給民主黨的，造成十幾個選區結果翻盤。在佛羅里達州，Broward縣的選舉主管Brenda Snipes自恃自己是女性黑人身份，沒人敢惹自己，連續多次選舉偽造選票支持自己喜歡的人當選上台。

       這次中期選舉，此人又大量偽造支持民主黨的選票，企圖推翻共和黨人贏下佛州州長和佛州聯邦參議員席位的選舉結果。

       由於過於肆無忌憚，導致其偽造的票數太多，弄到選票超過選民人數這種明顯舞弊的情況被人發現並揭穿，才沒能讓她改變選舉結果的企圖得逞。對這種選舉舞弊，共和黨普遍束手無策，只能坐看民主黨執政選區的選舉官員各種舞弊手段層出不窮而無法干預。

       美國票蛆的這種手段，看似短期內有利於庇護自己政黨的選情，實際上直接砍倒了美國選舉民主的支柱和基石，動搖了美國的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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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劣化】

       在這裏，筆者説一句在中外都顯得不那麼“政治正確”的話：“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民主真的不是好東西”。

       民主制度是自律者享用的奢侈品，當使用者本身缺乏文明的自律能力時，還不如有一個威權政府管着他們。與其要票蛆和羣氓的自由民主，還不如開明而智慧的專制獨裁。

       民主和專制都是管理的工具，天生中並沒有誰優誰劣的問題，關鍵是管理的效果和目的。

       無論專制還是民主，都可能存在以人民福祉為目的的管理和以養豬吃肉養羊割毛為目的的管理，其結果的不同是由管理的目的而決定的，而不是由管理的工具説決定的。

       令人諷刺的是，在專制獨裁體制下的國家管理中，由於政治權利受到民意掣肘小，反而使這種體制下的政治家，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忤逆民眾意願，犧牲部分短期現實利益，謀求長遠。

       而西式民主國家，必須迎合民意、討好選民才能上台，造成政治家無暇顧及國家和民眾的長遠利益，也不願意為國家的長遠利益犧牲民眾短期利益，導致自己輸掉當下的選舉，沒有執政權，考慮長遠也沒有利益，這一模式自動迫使西方政治家只考慮眼前如何討好選民，長遠的問題，還是讓那個時候執政的政黨考慮吧。

       顧炎武早在幾百年前就預料到這樣的結局，他辛辣地指出：**如果某地的地方官一直是世襲的，他為了子孫的利益，往往會對當地進行良好的治理，以讓子孫後代一直通知下去；而如果某地的地方官是任期制的，那他必然在任期內拼命榨取，**以求行賄升官或者一屆任滿私囊充飽回家做富家翁。

       歐美國家治理體制崩壞還有一個佐證，就是歐美將他們的國家治理體制輸出到其他國家後，非但不能收穫良好的結果，反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比如在網上被人諷刺美式民主無效的“名段”——“某國在美國建國後二三十年就基本成型，大概美國建國50年左右的時候成立的。國旗之類的標準都是抄美國，憲法直接就是美國的，政體結構照搬美國，行政區劃照搬美國，前幾任總統都是美國人，後面的都是從美國培訓回來的。英法瓜分非洲的時候看在美國的面子上沒有動這個國家，成為非洲唯二兩個沒有被殖民的國家之一。每年美國固定有一大筆經濟援助，在國際上從來是美國的小弟沒有被欺負過。最精彩的是，就這樣民主自由了200年了，2010年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中這個國家人均GDP倒數第二——利比里亞”。

       鄭永年反思……時也説過：……實行分工制度，一人管一塊。這種頂層分封制的確比較民主，至少在表面看如此，但實際上很快就產生了很多惡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被稱之為“團團夥夥”的“寡頭政治”的形成。……不存在“核心”，那麼每個CW具有了管轄領域實際上的最終決策權，……只是“橡皮圖章”。十八大之後被清查出來的周永康、令計劃和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就是典型的“……寡頭”……寡頭政治或許有可能發展成為類似西方的多黨政治，但這無疑是一種劣質民主，是人們必須避免的。

       至於其他國家，類似的一民主就動亂的例子也實在太多。

       正如章永樂所説：競爭性選舉放大了既有的民族、宗教、階級與地域矛盾。一些政黨為了爭取選票，並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公共政策，推舉賢能，而往往鼓勵和煽動一個社會羣體對其他社會羣體的恐懼或仇恨。

       這種“身份認同政治”的特點就在於，它往往只給出非此即彼的選項，對直接參與博弈的各方來説，一旦讓步，就有可能全輸。這樣各方只有全力去拼搏，社會在競爭性選舉中往往會被撕裂。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性選舉並沒有促進一個共同體的治理改善，而是讓一個共同體內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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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客觀來説，把西方國家看作是沒有任何助益的洪水猛獸，是幼稚可笑的。

       同樣，把西方國家看作是沒有私心雜念的天使，也是幼稚可笑的。

       西方國家輸出自己國家的治理體制到其他國家，當然不是單純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傻白甜”，必然有其利益需求。

       但是，確實有不少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人天生帶有“傳教士”心理，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一心一意希望自己的體制被全世界所有國家效仿，真心希望別的國家學習了美國體制會轉好，以體現美國體制優越性。從這個角度來，向各國推介自己國家的治理體制的西方人，倒未必都是心懷叵測的壞人。但移植西方國家治理體制失敗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政治這個東西直接關係到廣大民眾的幸福福祉乃至身家性命，應該讓務實保守的人幹，只有從政的人天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民眾幸福才有保障。太理想主義和太浪漫主義的人，很容易一時衝動，要創造個人間天堂，結果是以萬物為芻狗。

       還是回到前面的那句話——任何國家，人心統一的基石，是文化認同的統一。要為本國尋找最合適的國家治理模式，還必須從本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尋找精華。正如辜鴻銘所説：縱觀世界，哪個國家的統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國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在近百年中華民族的苦難歷程中被説成是充滿封建糟粕的臭大糞，毫無可取之處，無論是忠君思想，還是德治主張，都是要踏上一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

       這當然是錯誤的，首先就是中國自秦始皇之後一直是專制社會，根本不是封建社會（馬克思本人曾明確説過中國不適用五種社會形態學説，一直是東方專制主義國家），封建糟粕更不知從何談起。而且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忠君，也不僅僅是對君主的單方面效忠，而是一個動態的反饋。

       一方面，君主代表上天來治理國家，目的就是要保證民眾福祉，萬一君主不能照顧民眾福祉，實行暴政，那他就不是君主，而是獨夫，根本不會有人對其效忠。

       孟老夫子説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臣民是不是對你忠心，還首先要看你自己的表現。

       至於德治，也遠非有些人理解的不關注具體的實際問題，而是空泛地要求政治人物的道德，如果發現一點瑕疵，就大加攻擊，全盤否定。確實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和法治相輔相成。

      但最關鍵的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不是忠君，也不是德治，而是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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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核心的“民本”思想，其實在先秦就已經成型，直到現在。

       這一切，或許從一次搬家説起。

       3000多年前，公元前十二世紀，中國陝西省一個叫“豳”的地方，生活着以古公亶父為首領的周人（古公亶父的名字存在爭議，也有人説應該叫公亶父、也有人説應該就是叫亶父，此處從《史記》稱古公亶父）。

       周這個政權，從始祖后稷傳到古公亶父已經是第13代王了。在“豳”周圍，生活着以遊牧和搶掠為生的戎狄，經常來“豳”搶劫。

       為了不耽誤周人農業生產的農時，也為了少犧牲族人的性命，每次古公亶父就給他們一些糧食和財物換取停戰。

       有一次，戎狄再次來開戰，目的已經不是財富了，而是古公亶父統治的土地，古公亶父照樣沒有率領人民抵抗，而是決定將土地讓給戎狄。

       周人的耆老驚奇地問：“君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父回答:“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再次問:“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接着，古公亶父向全體周人發表了一篇振聾發聵的言論説：“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老百姓擁立君主，是要君主為他們謀取福利的。現在戎狄要來進攻，無非是要我的土地和人民。對人民來説，被我統治和被戎狄統治，又有什麼區別呢？現在人民要為我而戰，為了我的王位而讓你們的父親兒子去死，我是不忍心的）

       本來，一國遭到外國入侵，本國已經多次委曲求全給與財物休戰，而對方仍氣勢洶洶，勢要奪取領土才肯罷休，理虧在彼；而本國國民被對方的貪得無厭所激怒，羣情激奮，士氣高昂，真是可用之機。

       作為統治者，只要稍微鼓動一下民意，就可以合理合法號召國民武裝反抗侵略，發動戰爭擊退對方，從而順理成章保住自己祖傳的領土和王位。

       但是在古公亶父看來，“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國家和君王都是為了人民的福利才設立的，戰爭是要死人的，人死了，就算國家和君王還在，又有什麼意義呢？“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至於古公亶父自己的王位和宗廟，在他看來更是他私人的東西，不能為了他私人的東西而坑害國民。

       歷史上許多其他統治者，無論是對外戰爭掠奪領土，或者抵抗外國的進攻，無論是維護政權還是要奪取政權，都是絞盡腦汁把自己一人的利益或少數王室和貴族的利益放大描述成全體國民和國家的利益，把自己的統治地位被威脅説成是國家和人民面臨滅亡，把自己私人的面子説成是國家和全體國民的榮譽和恥辱，以此鼓動民眾為其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拋頭顱灑熱血。

       與他們相比，古公亶父在自己祖傳領土受到威脅時，寧願放棄自己的君位和領土，用以保全人民的生命，實在是難得可貴的。（當然，古公亶父的時期，地廣人稀，再找一塊可以耕種的土地並不困難，珍貴的是人民的生命。現代人多地少，再要機械地效仿古公亶父讓地而走，那就是刻舟求劍一般的迂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因為古公亶父以民為本，非但古公亶父原有的族人都跟隨他離開故土，遷移到了一片新的沒有戎狄威脅的土地生活，周邊的部族也聞古公亶父的仁義而來歸附。

       而且先秦之後幾乎所有典籍都提到此事，作為君王的模範來提倡。這一事件，也是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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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在他鄉】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經典論述，在一段一百多字的描述中已經充分體現——**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是人們所共有的，人們把有賢德、有才能的人選出來管理國家，全民講求誠信，崇尚和睦。

       因此人們不單奉養自己的父母，不單撫育自己的子女，而是要讓老年人能終其天年，中年人能為社會效力，幼童能順利地成長，使老而無妻的人、老而無夫的人、幼年喪父的孩子、老而無子的人、殘疾人都能得到供養。男子都有自己的工作，女子都能找到理想的婚姻。

       對於財貨，人們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為，卻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們都願意為公眾之事竭盡全力，而不一定為自己謀私利。

       因此邪惡的陰謀不會發生，盜竊、造反和害人的事情都不發生。家家户户都可以不關大門就能確保安全，這就是大同社會。）

       大同社會是全體中國人心中最理想的社會的表現。

       從其描述中，可以發現這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理想社會，符合現代西方民主國家對國家治理體制的全部要求——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選賢任能、誠信、和睦、全民共同奉養鰥寡孤獨等喪失勞動力的社會成員、充分的社會就業、傳統的家庭觀念等等。

       因而我們完全不必漫天尋找答案，只要吸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就能獲得國家治理的最佳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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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飛揚軍事論壇《有些時候，民主不是好東西——西方國家治理體制的敗壞》http://www.fyjs.cn/thread-1916726-1-1.html

圖片轉自網上，小標題為本人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