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下)_風聞
逗你玩-2018-12-10 12:22
前言:
昨天看到“風聞”專欄裏有何新的時事評價,就想到了這篇文章。
它刊登在1990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一經登出,便成為了轟動世界的爆款。
此文的許多論點,至今仍有極高的價值。
**今年12月11日,是此文發表28週年的紀念日。**故而重發此文。
因文章過長,分為上下兩部分。
文後附上幾份背景鏈接,便於瞭解當時情況。
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
——何新與日本經濟學教授S的談話錄(下)
三、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
15.中國進步速度慢不慢?
S:如果不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問題,那麼就想請教,何先生認為,是什麼約束了中國的發展速度呢?
何:40年來,我看中國進步速度實際並不慢。我曾統計過一些情況,作過一種估算。
S:哦?
何:大體上似乎可以作這樣的估計:
1949年,中國在工業技術和經濟、社會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水平的總差距,約為150—200年。
那麼40年後的今天看,中國在農業上與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差距仍大,約落後20—40年。
而在工業的基本裝備和技術上,與最發達國家的水平,差距僅落後10—15年。
在軍事裝備和技術方面,約落後10年左右。
在科學研究方面,特別是在有些基礎理論部門中,中國正在趕上來,有的方面甚至已經領先。
所以總的來看,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是在擴大,而是在全面追趕,速度不能算慢。只要歷史給中國以時間,以中國人的天才智慧和勤勉,中國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
S:如果中國真的快跑起來,那是可怕的。
何:我看您這倒是講真話。世界上的確有人害怕中國經濟的崛起。我記得在西方一個雜誌上看過一篇文章,據作者估算,如果中國的人均GNP達到日本的一半,甚至1/4,你們就會感到壓力沉重,就會擔心失去對亞太經濟的主導權。所以日本有人認為,在經濟技術方面,必須保持領先於中國10—15年。
16.過快造成經濟問題
S:不過目前我們並不擔心。
何:(笑)我倒認為您不必為日本目前的經濟成就過於驕傲。因為日本在經濟上有其非常脆弱的一面。此次海灣危機,伊拉克沒收國際資產,涉及日本最多,損失數十億。而日本無可奈何,這正顯示了日本經濟的脆弱一面。
S:您前面説過,目前的世界情況,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
何:是的。但總是可以找到辦法的。
S:中國經濟發展不夠快,難道沒有其他的原因?
何:許多人總是抱怨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卻相反,我認為中國許多經濟問題,恰恰是生產力發展過急,過快造成的。
S:哦!
何:比如人們常常批評中國工業設備的利用率低、企業中人浮於事,有隱蔽失業(據説約多出二至三千萬人),成了閒人安置所,搞平均主義、大鍋飯等等。從某種層面看,這都是事實。
但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低效率的原因,實際倒是由於中國的工業生產力,對於中國目前的國內市場發育水平,已經存在過剩,而中國的海外市場又太小。
順便説一下,我一再強調這是我的個人看法,一是因為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與別人往往不同,二是我並不自信。
S:是嗎?
何:在經濟學意義上,必須把社會對物的需要,與在市場上價值、價格能實現的商品需求,認真加以區別。前者是無限的,永遠大於供給。而後者在一定的市場發展水平上,卻是有限的。不注意這一點,盲目追求生產力、設備投資的無限擴張,就可能發生供求關係的失衡,發生生產過剩現象。
S: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的現象。為什麼中國經濟也會發生呢?
何:這裏裏有兩個問題。一是經濟決策者往往把社會的物質需要、絕對需求,放在投資考慮的首位目標上。往往把它們與經濟學意義上的“總需求”概念相混同。
二是經濟計劃和決策,往往偏重於考慮社會物質需要,而往往忽略滿足這種需要所須付出的經濟成本,也忽視在投資後若干年內,所能夠實際回收的經濟效益究竟如何。
17.計劃與市場的統一和均衡問題
S:我還是沒有明白。
何:我國計劃部門,從五十年代以來,對生產力投資必須與現實存在的市場規模相均衡這一原理,似乎缺乏認識。因而在生產力外延上,有追求使其無限擴張的傾向。
人們想,中國經濟不是物資短缺經濟麼?怎麼會有生產過剩呢?所以投資建設的規模,永遠認為愈多愈好。生產力愈大就愈好。殊不知,許多問題和困難,就發生在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上。
由此發生兩個引人注意的現象,一是國家偏重的重點工程,卻往往經濟效益不好。二是中國經濟積累依靠民用輕工業的成分很大,因為它市場大,而且需求具有一定範圍上的可塑性和彈性。而多數發達國家的主要工業資金積累,卻來自機械和電子類產品。
S:是。
何:問題在於,在生產中形成產值,在市場上卻不一定能得到實現,這是中國工業長期存在的一個老問題。
這個問題,在改革前,表現為國家計劃與生產部門的脱節,工業盲目追求計劃產量或產值。在近年的改革中,則表現為生產與市場實際需求的脱節,造成產成品的庫存大量積壓。
最近國家提出如何解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統一的問題。我看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在這裏:如何通過國家計劃,安排滿足社會的物質需求和國民經濟的那些重大目標,而又如何能夠通過市場價值的實現和在經濟上爭取實際效益(利潤)來推動這些計劃的完成。
為此,在擴展設備投資、提高供給能力的同時,就必須注意供求關係的均衡問題。這裏是存在經濟客觀規律的。而調節生產與市場,又必須依靠國家干預以及宏觀經濟計劃。
看來,工業設備和就業的規模,與市場有效需求的規模,應存在某種比例關係。投資規模必須適合於能帶來經濟效益的需求。市場需求對生產部門造成足夠的壓力,在高利潤的牽引下,企業開工足,設備利用率高,就可以造成改進組織,提高效率的經濟壓力。再配合上能使投資靈活、及時轉移的金融機制,就能改善中國經濟的效益問題。
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類似的一個問題,希克斯在他關於計劃和市場穩定均衡的一個模型中,曾考慮過。
S:是嗎?
何:我個人認為,這一理論對理解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許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決策部門也一直關注經濟的平衡和穩定發展問題。毛澤東即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但苦於不易解決。而這,實際也是在經濟發展中如何實現動態均衡的問題。
供求的動態均衡理論對於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是有實際意義的。可惜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學家較少注意到它。時髦的理論是凱恩斯的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和高消費理論,薩繆爾森和弗裏德曼(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市場經濟理論。還有匈牙利科爾奈的短缺理淪。
實際上,中國目前工業生產力的規模已經很大,基礎也相當雄厚。中國目前生產力不是普遍短缺,而是存在結構的過剩。中國人根本不必那麼自卑,那麼妄自菲薄!
無論中國產業設備的規模,就業人員的規模,在有些方面目前都已經大於國內現有市場需求所能容納和充分實現其價值的規模。這是導致利潤率下降,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18.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建議
S:如果由您提出建議的話,那麼您認為,如何能使中國經濟發展較快?
何:有人建議引入資本主義的解決辦法,比如引入失業、破產機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試驗過一下,但效果並不佳。
問題是人總歸要吃飯,沒飯吃就要鬧事。你把人從企業解僱趕到社會上去,他還是沒事情幹。表面上,從微觀看,一個企業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但實際上,從宏觀看,帶給整個社會的問題卻更多。就整個社會生產率看,效率也並沒有提高。
而且國家仍要給大量社會閒置人員及其家屬補貼。長期持續,作為一個非發達國家的中國財政將不堪負擔。這不是一種積極的辦法。
S:那麼您認為積極的方案是什麼呢?
何:我不是經濟方面的權威人士。但我設想,一面提高生產能力,一面擴大內外市場也許是一種比較積極的辦法。
為此我反對提倡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高額消費運動。但是為了拓展市場,我將建議普及和擴大商品消費的人口面,這主要是指農村中。
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在中國農村進一步消滅貧困現象。我認為國家必須以財政和其他經濟改革手段幫助中國更多的農民擺脱貧困。不僅是讓少數農民致富,而且是要幫助整個中國農村進入商品經濟。我認為重視農業,不僅是要提高和獲得糧食產量,更重要的是必須設法提高多數農民的貨幣擁有水平。農村購買力的全面拓展,可以有效解決中國工業的過剩問題,而且這也將是一場真正深刻的經濟和社會革命。
實際上,40年來,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的基礎是在農村。改革10年,經濟成就也首先出在農村。但是經濟計劃部門歷來最容易忽略的,恰恰也是農村。
1988年中,針對那幾年忽視農業,經濟中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情況,我曾向我國決策方面建議施行“新重農主義”的方針。(毛澤東時代也倡導過重視農業的中國式“重農主義”。)⑭
此外,向海外市場積極尋求擴展,可能也是一個辦法。如果中國有足夠巨大的海外市場,外部利潤也會刺激企業改良組織,提高效率。
S:哦!
何:中國經濟學家這幾年常在談企業組織的合理化、經濟模式的合理化。但是從經濟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麼經濟學家設計構思出一套理想的組織和模式,才有了經濟發展。**事實是,**合理化是在經濟的發展運動中,不斷調整、不斷適應、不斷改進而實現的。**日本企業的改進過程不就是如此嗎?
據説,六十年代中國的“鞍鋼憲法”曾使日本的一些企業家獲得啓示。例如當時有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
S:是嗎?
何:是啊!我注意到,中國傳統文明的許多精髓也是如此,它們在中國已經被拋棄和遺忘,而在日本卻被有機地融化和滲透到現代文明中。所以孔子就説過:“禮失而求諸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當時説的野和海,似乎就是東方的朝鮮和日本。日本成功的秘密之一,是否由於日本人沒有那麼強的造反意識和反傳統精神呢?
S:(笑)真的麼?這倒很有意思。
19.為什麼必須堅持開放政策?
何: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我個人的看法,就是中國的海外市場太小。
由於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中國在一個長時期中,只重視生產為滿足國內需要,卻忽視了利用國際市場作為開拓資金的手段。甚至大量外援,特別是軍援,也都採取無償贈予方式。
我常想,如果在1966—1976的十年間,中國大陸不搞“文革”,不搞備戰,而是利用當時已有的工業技術基礎和充分調動資源,利用當時的民心、民氣,面對世界市場積極開拓出口,那麼後來亞太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機會,恐怕不會落到“四小龍”手裏。甚至與日本比究竟誰短誰長,也還要另作商量。1949年以後的決策失誤,我看最重大的莫過於此,因而交臂錯過了最有利於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這十年黃金時機。而日本經濟,“四小龍”經濟,恰恰都是在這十年中騰飛起來的。
S:是的。
何:近代世界史表明,工業化、現代化需要鉅額資金。而這種資金,完全靠本國市場積累是不夠的。
十九世紀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靠掠奪殖民地資源而積累了鉅額資金。德國靠1870年普法戰爭勝利的法國賠款,推進了後三十年工業的快速發展。
日本明治維新後,經濟真正起飛,也利用了甲午戰爭的賠款。還有辛丑條約3500萬兩白銀的中國對口賠款。美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工業的大發展,也曾藉助於對太平洋和南美加勒比海地區、對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接管和掠奪。所以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都是靠食人而肥。
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就不同,從蘇聯到中國,工業化和發展科技的資金積累,主要來源都只能靠國內市場,這首先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
而且蘇、中在本國資金尚不足的情況下,還都承擔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給予援助的義務。
這種主要必須靠本國市場積累資金的方式,就不得不要求本國人民搞艱苦奮鬥,甚至付出重大的犧牲。長期的這種經濟犧牲,必然積累一些社會不滿、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也就容易形成急於求成的社會心態。
為了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中國確實必須堅持推行開放政策,謀求從國際市場上獲取資金。
S:是。
20.發揮中國的優勢
何:但我個人的看法是,過去考慮開放,着眼於引進來比較多。
**今後,在開拓和深化中國國內市場的前提下,還應着眼於設法把中國的工業推出去。**中國現代化的資金積累,只靠國內市場不夠。靠引進外資有限。過多借國際高利貸,那是經濟自殺的道路。我想可行之路,是把中國工業製造品更多地打出去。
中國大陸的工業基礎、技術力量,在總體上,在某些部門中,比亞洲“四小龍”更有優勢。但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不是中國大陸開拓、佔領他們的工業市場:卻總是等待他們佔領、奪取中國大陸的市場。
S:您前面説過,目前世界貿易情況不利於發展中國家。
何:的確如此。但如果充分挖掘、利用和改造中國目前的工業潛力,首先對周邊國家,進而對亞非拉市場進軍,中國的工業還是會得到新的強勁推動力的。
S:日本的中小企業,台灣、南朝鮮目前都有這樣的思路,也在謀求向這個方面的拓展。
何:在這個戰場上,中同大陸缺乏資金和技術的優勢,但卻具有人力資源多而工資相對廉價約優勢。雖然後一種優勢,近年似乎被在中國大陸經營的跨國公司有策略地打破了。⑮
人們常説中國大陸的工資低,從貨幣比較上看,是這樣。中國的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僅約為400—500美元,但如果根據中國的物價摺合成可購買的實物,再把這些實物按你們日本或美國的市場消費價格摺合成美元,那麼評價就會不一樣。從實物收入和購買力看,中國的工資固然難以與發達國家比,但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絕不算很低的。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並不算壞,更不是最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普通人,會羨慕一箇中國中等農民或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衣食住行水平。例如,有人曾譏笑中國不是汽車王國,而只是自行車王國。這是由於他們看到中國自行車的普及性,無論在城鄉幾乎每個成年人都有一輛。但人們是否想到過,世界上真正普及了家庭汽車的國家並不多,甚至連日本這樣的汽車生產大國,也遠未普及到每家一輛。而世界上又有許多的不發達國家,鄉村中既無公路,又沒有任何代步機械,走路只能靠兩腳或者驢子?
這是近年來人們不公正地批評中國發展水平的一個典型事例。在GNP的估算方式上,也是如此。我個人認為,中國的GNP可能一直估算過低。有人總是想以中國的社會消費、福利水平與美國作比較。有些別有用心的美國人也鼓勵這種比較。但是人們卻似乎忘記了,第一,地球上只有一個美國。而美國在世界經濟、政治中佔有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平等的優越性和霸權地位。策二,美國正在衰落。在當前這種世界歷史面臨重大變遷的時代中,它那種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究竟還能維持多久?這在世界上已被公認是一個問題。
S:哎呀,你太尖刻了!
何:有人近年似乎想把發達國家的高物價、高工資辦法引進中國。如果中國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與發達國家拉平,那麼中國商品在國際上就根本不要再想參與競爭。這一點,似乎是引進外資時始料所不及的。
現在糾正這一偏差雖有困難,但似乎還不晚。我以為,中國的開放政策如果能轉到以上的思路上,如果中國人能重新振奮一種艱苦奮鬥的意志,就像你們日本人在五十、六十年代勒緊褲帶,苦幹、巧幹,全力推進出口那樣,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必能進入“柳暗花明又一村”。
21.有所謂“第三次浪潮”嗎?
S:請問何新先生如何評估1978—1988年十年間,中國的經濟改革?
何:這個問題很重大,我還在思考、研究。只能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
1978—1988年的十年改革,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到1984年,經濟中的活力主要來自農業改革的成功。這一階段的中國經濟改革成就是紮實的,1979—1983年經濟年均增長率8%左右,物價平穩,市場供應良好。
第二時期,改革重點轉移到城市方向,問題變得複雜起來。那幾年中,中國經濟取得了很高的增長率,城鄉面貌變化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地提高。
但是1984年底,中國城市經濟中興起三個浪潮。
一是經商浪潮。興起這個浪潮,與接受美國樂觀派未來學中所謂“第三次浪潮”理論的影響有關,相信靠流通過程即可以創生社會財富。於是,黨政軍民學都來興辦所謂“第三產業”。
但美國經濟中的第三產業,集中在國際金融,信用、高科技及其專利等領域。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社會概念中那種零售商業、理髮洗澡一類日用服務性為主的“第三產業”,有根本的區別;
我在讀拉丁美洲的現代經濟史時,曾注意到,早在四十年代,拉美地區的GNP中,第三產業產值的比重就佔據51%左右,存在一個龐大而臃腫的非物質生產部門(參看《拉丁美洲經濟》,第29頁)。但這正是那裏當時經濟極端落後的標誌。
另一方面,對於未來究竟是否真會有一個將取代製造業的全球性“信息社會”、“信息時代”,還是大可懷疑的。實際上,全世界各國都變成只經營第三產業,而不經營製造業和農業的社會,這如何可能呢?我最近讀過載有盛田昭夫先生(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長)文章的一本書。他就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時代,而且他告誡美國人,若放棄發展製造工業,而專門注重去搞國際金融投機一類的活動,將使美國成為“空殼經濟”。他認為這正是美國經濟衰落的原因之一。(參看《日本可以説“不”》)
經商熱之外,其次就是發生了以購置高級家用電器為象徵的高額消費浪潮。
據説,不僅在一般的發展中國家,就是東歐、蘇聯、西班牙等中等工業國,高檔家用電器也難以達到目前中國城市和部分農村中的普及水平。
同時,美國的牛崽、嬉皮、雅皮風氣也通過文學藝術和時尚的媒介,伴隨高消費浪潮,一起傳播到中國。甚至一時成為文藝浪潮的主流、主調。這種風尚對於作為具有發展中國家國情,面臨艱鉅的經濟、科技開拓性任務,仍需要作長期艱苦奮鬥的中國人,是非常不利的。
S:是。
何:其三就是大興土木,各地發生以興建旅遊賓館、高級飯店為象徵的基建浪潮。
興建這些設施,本來也具有設備投資的涵義,各地是把它作為一種能吸引旅遊、吸收外匯的生產力去投資的。
但是還是那個老問題:主觀需要並不等於現實需求。地方投大資興建旅遊賓館時,所估計的是主觀物質的需要,卻沒有認真估算該地的實際旅遊市場究竟有多大?結果大量高級賓館在全國各地落成,使用率卻普遍較低。賓館成為被凍結為建築物的凝固資金。這實際已經是一種早發性的市場銷售疲軟、成品庫存、資金凝固現象了。只是人們當時對此還缺乏自覺意識而已。
由於樓堂館所的設備投資過剩,由於基建項目大擴張,佔用了國家大量資金。而落成後,供大於求,設備使用率甚低。因此資金不能暢通地向投資者(國家)手中迴流。而這種投資中有相當比例,是來自各項貸款,不管投資成功與否,必須按期還本付息。這就給國家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也是近年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增大的原因之一。
1988年夏,持久的投資過度所造成的經濟緊張,終於以消費、能源、材料短缺,投資結構比例失調,通貨惡性膨脹等形式,突然爆發。從而也暴露了經濟中存在的嚴重問題。這就是1988—1989年經濟發生失調的原因。
從表面看,困難的發生是由於求大於供,物資、資源、資金短缺,造成供給難以為繼。但依我看,問題的本質,實際主要是由於生產力投資過度,超過市場能容納的量,因此發生設備的閒置和過剩,以及產品過剩。而同時對國家資金、資源造成過大壓力。又不能為投資者——國家,帶來即期經濟效益,不能形成利潤和成本的適期迴流。
1988年以來國家提出治理整頓方針,就是為了糾正這種偏差。現在看來取得了相當的成效,但不管怎麼説,通過10年經濟改革,中國已經形成空前強大的工農業基礎,還有一支強大的科技力量。所以中國只要能保持持久政治穩定,中國經濟後勁很足。中國的現代化目標,一定能實現。
22.日本對未來的選擇
S:請問何先生如何看待中日之間來來的關係?
何:中日曆史上有過錯綜複雜而深刻的關係。由於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也由於日本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愈來愈居於重要的地位,今後恐怕會更加如此。
由於日美關係正在發生變化,全球形勢也在發生深刻變化,日本當前面臨着必須調整全球戰略的重大選擇。日本目前在考慮的,似乎有四種選擇:一是搞軍國主義;一是搞經濟擴張性的帝國主義;一是與美國謀求經濟政治更緊密的結盟;一是謀求密切與中國和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
我注意到,在日本的戰略思想庫中,這四種選擇,目前都已經有人提出了。
S:是的。您對此如何評論?
何:我認為,重整軍備,走復活軍國主義的道路,從經濟、科技力量上看,現代日本雖然有條件,但那是根本不可取的。坦率地説,如果真選擇這條道路,我看對日本可能是自殺性的。首先,那將立即引起全體亞洲和世界的警覺。如果各國集體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那麼對於經濟幾乎百分之百地依靠世界市場的日本,代價將是不能承受的。其次,在核時代,日本列島是處在蘇聯、中國核力量威懾之下的。這兩大國恐怕不會原諒日本重整軍備,因為那將構成對中國大陸、蘇聯遠東的巨大潛在威脅。
我從美國報刊上注意到,有人現在鼓勵日本重整軍備。但這究竟是好意,還是別有深意,建議日本認真斟酌。
第二是走帝國主義、經濟無限擴張、大國爭霸或大國瓜分世界的道路。日本也許會與美國、歐共體在經濟上分庭抗禮,最後演變到自行其是,甚至稱霸、爭霸。
這條路現在看來似乎有一點苗頭。但這恐怕也是危機四伏,很險惡的一條道路。
第三是和美國結盟。最近我看到這方面的一本代表作,即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美國作家合寫的《第三世紀》。但我曾在日本報紙上看到過一個漫畫,説明中諷刺日本説“日本是美國的小老婆”。
S:日本人中也許有這種自嘲的説法。但是小老婆往往是管錢的啊!
何:可我看,美國人恐怕不會把財權交給日本人管吧?
而且,由於歐美地理文化的關係,在對日的問題上,可能採取某種聯手的默契。日本在發達國家中現在其實就是孤立的。
S:哦。
23.西太平洋地區經濟圈
何:我個人的見解,日本真正走得通的一條路,就是謀求**逐步加深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以日本的資金、先進技術,與中國的人力、工業基礎和資源相結合。以中日兩國為核心,共同締造和建設一個西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圈。**中日如能建立一種比較穩定持久的經濟合作關係,對中國現代化固然是一個助力,對日本也將意味着擺脱孤懸海隅的島國地位,在大陸上得到有力的戰略性支持。這將成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經濟長期穩定和發展的一塊磐石。
不知道日本方面經濟學家們,是否有這種合作的意願?
S:當然非常希望有可能如此。最近日本的金融家提出了建立環日本海區、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蘇聯遠東的經濟圈設想。
何:不過我想,如果日本的政治家中,總有人嘗試要碰50年前中日關係中那塊傷疤,或者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對中國人指手畫腳,那麼恐怕就什麼圈也造不起來。
S:難道您不擔心,也許有人批評您的“西太平洋地區經濟圈”想法,是“大東亞共榮圈”再現麼?
何:“大東亞共榮圈”,那是當時日本試圖征服亞太地區的指導理論。而今日中國和亞太的形勢,與那時已經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最大的一點不同,就是一個政治統一、經濟欣欣向榮、戰略軍事力量十分強大的中國已經屹立在日本對面的這塊大陸上。這將是一個長期事實,而不是一種短期狀況。這一點,我不知道日本的政治家和戰略家,是否作了足夠的估計?

何:去年的事件對中國來説是一次急性熱病,是一塊硬傷、外傷。它來得快、好得快。我看中國決策方面,對十年改革,對去年的事件,已經吸取了足夠的經驗教訓。中國目前的內外方針相當明智。我確信中國的穩定長期持續毫無問題,即使目前還存在着某些困難。
S:恐怕還要看一看。
何:(笑)我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一直就是在看。靜觀其變,靜待其變,敬而遠之,可以叫三靜(敬)主義!
但是,中國在地理上、歷史文化上與日本太接近,淵源太深!中國是一個亞洲巨人,中國是繞不過去的。
未來亞太地區的任何經濟圈,如果離開中國的積極合作,都將是沒有意義的。我想中國本身不會尋求建立地區性霸權,但恐怕也不會容忍這塊地區形成新的任何霸權中心。
最重要的是,中國今日已經是未來將更加是亞太地區經濟、政治、軍事上舉足輕重的大國。是任何想在此地區活動的國家所不能忽視、也不能逾越的。中國具有強大的現實實力和無限潛力。
在這一方面,儘管近年有些中國人自己自暴自棄,但如果外國政治家對此也估計錯誤,那將是歷史性的錯誤。我看,1989年,西方有些政治家就似乎犯了這種錯誤。他們居然相信中國的現制度,只靠區區幾名在感情和價值觀念上崇拜西方,在政冶上極其幼稚,在經濟上一竅不通的書生,就可以輕易地扳倒。結果,他們在政策上作了絕非很明智的選擇。
24.愛國主義問題
S:請允許我再提一個關於您個人方面的問題。您並非共產黨,那麼您究竟是什麼人?
何:我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而作為學者,我信仰馬克思主義。我發現它的確是觀察和分析複雜社會問題的最有效方法。
S:愛國主義,在現代世界日益整體化、超越民族化的趨向下,難道還有實際的意義嗎?
何:**世界是在走向整體化。但是問題在於,在誰的主導下?對誰有利?以誰的利益為中心?**這幾個問題是最實質性的,又是非常民族化的。但是這個問題很重大,而且很複雜。以後我也許會專門寫文章作分析。但是,**我一切學術活動的最高宗旨,就是要為我的祖國和民族謀利益。**您不也是如此麼?
S:很榮幸認識您。您的確是一位性格獨特的知識分子。看來您什麼都不怕,除了真理。謝謝您給我這樣一個交談的機會。
(原載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
註釋:
⑭ 有人對我在這裏使用“重農主義”的概念提出質疑。
但馬克思曾評論重農主義理論的一般意義時指出: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並且首先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馬恩全集》第25卷,第886頁)
我在這一意義上理解重農主義理論的普遍意義。
⑮ 日本有經濟學家指出:
“在多數情況下,跨國公司的活動導致二重經濟結構加強,使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擴大。它增進了外來資本部門就業者的利益,同時損害了非外資部門工人的利益。”(參見日本《經濟》雜誌,1990年第3期田口信夫文)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