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還是安內_風聞

説起抗日戰爭，不管是八年還是十四年，在正面戰場上的表現基本上都可以用“憋屈”這兩個字形容。

從東北軍一槍不放退回關內，到華北五省自治，從花園口慘案，到衡陽大火，從南京大屠殺，到豫湘桂潰退……每當你以為這已經足夠奇葩的時候，國軍卻總是在用一場又一場失敗來告訴你，奇葩這東西，其實根本沒什麼極限。

言及此處，大略總會有果粉憤憤然曰：時之中國，軍閥混戰，匪禍橫行，天災人禍，綿延不絕，加之武備粗劣，補給不足，蔣公實為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縱失地亡兵，然國軍將士浴血奮戰，亦不可辱之否之——君可知抗戰十四年，國軍折將多少，損兵幾何？

有些時候我總覺得，在大陸裏面，而今國軍精神的最佳繼承者，不是果粉，而是國足——失敗之責，永不在我，一切都是別人的錯。別人説的是戰績，他們談的是戰損，也不知道是不是這世道的變化太大，反正我小時候就是混混打羣架，用來吹牛的也是別人被自己打翻多少個而不是自己被別人放倒多少人。

誠然，國軍將士有浴血奮戰的，有捨生忘死的，有奮勇殺敵的……但問題在於，他們的浴血奮戰捨生忘死奮勇殺敵，被上層用落後地戰術，軟弱地政策，混亂地指揮，浪費得一乾二淨。而他們那寥寥可數的勝利，除了能夠被用來證明日本三個月吃不下中國以外，再沒有任何實際上的意義。

至於蔣公？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內不能一統，外不能禦敵，戰不能守土，和不能安民，他還有理了是吧？中國當時是個爛攤子，我承認，可問題在於，收拾爛攤子好像本來就應該是他坐在那個位置上的職責和工作，而不是他基本上一事無成的理由和藉口。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

日寇鐵蹄踏足東北，張學良秉持不抵抗之策，一退再退，大好江山，淪喪敵手。

然而那時候的蔣公在幹嘛？

那年，蔣公還在忙着剿共。

那年，蔣公剛打完中原大戰。

那年，蔣公想找國聯主持公道。

那年，蔣公決定“攘外必先安內”。

是的，攘外必先安內——這就是一個國家的合法政府的合法最高首腦，在外敵已經佔據了自己統治下的國土的十分之一之後，所做出的決定。

説實話，單純只對“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政策作評價的話，我覺得這個政策其實沒什麼毛病。畢竟抵禦外敵之前，先得收拾好自家事務，才能更好地和外敵PK，這道理大家都知道，而這做法也確實挑不出什麼錯。

只不過，攘者，推手使前，外者，夕卜從遠，敵人尚在遠處，且自己尚能將敵人推拒在外面，方能稱得上是在攘外——在這種時候，你自然可以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優先騰出手來收拾地盤上不服你的那些敵對勢力，整合好內部資源了，再來和外敵談論人生。可當敵人不但已經登門入户，而且已經開始侵房佔屋的時候，外敵都已經變成內患了，你還在那一邊任由外敵在自己家裏撒潑打滾，一邊喊着要攘外敵先安內，不管不顧地想要解決自己家裏的內部矛盾，這種做法無論如何文過飾非，總有點不分輕重之嫌。

這就像是冬種春苗，夏割秋草，就算方法再正確，姿勢再完美，可一旦錯誤了，終究只能落得個事半功倍得不償失地下場。

誠然，日寇打得再兇，他只要做不到完全滅亡中國，蔣公就一定還是中國的首腦，可被八路佔了江山，或者被那些地方軍閥佔了場子，自己好一點能混個虛銜了此殘生，差一點可能就得去黑牢裏和耗子作伴，更有甚者，如果遇上個瘋癲點兒不要面子的上台，直接先崩後問了自個兒那也有可能。

而這些可能，蔣公一個也不想要——首都沒了，還有陪都，可官位沒了，就什麼都沒了。

所以，哪怕那些已經被一輪輪政軍金手段收拾過的地方軍閥和中央軍比較起來再怎麼不成氣候，哪怕當年的共產黨再怎麼弱小，他都希望第一時間消滅或者整編他們。以至於共產黨在抗日的時候，對手除了“敵”和“偽”，還硬生生加上了個“頑”。

不得不説，蔣公很有政治眼光和政治頭腦，然而蔣公終究還是忘了，這個世界上有種東西叫做，民心。

山河破碎，血河升騰，民不聊生，萬千百姓在日寇鐵蹄下掙扎求存，而蔣公卻只想着怎麼和內部矛盾作鬥爭——當然，對於已經遠離了戰爭的我們而言，自可以説蔣公的做法有多麼迫不得已，有多麼理所應當，也可以説毛公當年的做法有多麼虛與委蛇，多麼缺乏誠意。但是，對於那個時代的百姓來説，他們看不到總統府裏的風雲變幻，他們能看到的，只有一座座丟失的城市，一羣羣死去的百姓，以及一步步向前侵蝕的日寇。

作為後世的我們，可以從上帝視角來冷眼旁觀，而對於當年的親歷者而言，他們能看到的，就是原本該執政黨守衞的國土上，一羣在野黨在和日寇抗爭奮戰。

中國的老百姓盼望的只是一片安泰的江山，而民國，沒有給出符合他們願望的答案。

所以，蔣公丟掉了原本屬於他的民心，就這麼簡單。

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三年後，蔣公敗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