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和良心，慈善基金會的兩面_風聞

【本文整理自《科學》雜誌，轉載請註明來源】

杜蕾斯投資了紙尿褲生意，我們管這叫風險對沖。那，如果一家致力於減少全球氣候影響的慈善基金會投資了船用燃料生意，你覺得這該怎麼定義？

近日，全世界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 Private research funders court controversy with billions in secretive investments 》（數十億暗箱離岸投資，科研金主-私人基金會兩面派作風引發爭議）的文章。

在看完了1340萬份文件，採訪了各大相關人士後，《科學》雜誌驚奇的發現，世界上有名的慈善基金會們，在政府免税的前提下，不僅依舊利用離岸基金賬户投資賺錢避税，並且還投了石油、煙草這種與其宗旨完全相悖的項目。

01.避税

我們一點一點的説啊，先從免税避税這件事説起。

富有的個人和機構將資金轉移到國外這種事，比如將資金存入瑞士銀行聞名的匿名編號賬户之類的，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裏屢見不鮮。然而，近幾十年來，離岸投資的受歡迎程度和複雜性大幅上升。一些小國，比如開曼羣島、百慕大和馬耳他，通過承諾保密、寬鬆的監管和低或不徵收利潤税，已經成為了離岸避税天堂。

根據相關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截止2014年，至少有8%的全球金融財富，約7.6萬億美元的資產投資到了離岸天堂。這使得這些企業能夠合法的避開至少1300億美元的美國税款。而這些離岸資金的非法逃税行為又能至少帶來350億美元的非法減税。

慈善基金會們，因為所從事的活動通常與公共利益掛鈎，所以各國政府通常會免除其大部分税收。但基金會們依舊熱衷於離岸投資避税。為什麼呢？

在美國，許多基金會將減税視為對捐款人的責任。就好像是公司的董事會那樣，基金會有責任最大化“股東”們的價值，比如儘可能減少納税額。”

不過，也有基金會人員表示，由於税收負擔已經很低了，所以基金會在海外投資的時候其實考慮更多的是其他因素，比如，監管程序。羅伯特•伍德•約翰遜(Robert Wood Johnson)首席投資顧問埃德蒙•吉蘇(Edmond Ghisu)表示，對於投資者公開資料，離岸避税天堂往往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

對於基金會而言，這省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對於監管而言，這就是一筆筆無從查起的賬。

再加上，這些離岸投資活動幾乎是各家基金會的最高機密，所以外界也很難知曉具體的資金動向。不用説監管了，就是監測都是個大問題。

這一次，《科學》雜誌通過合作的機構幾經週轉拿到了《天堂文件》。

（天堂文件：2017年11月5日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曝光的1340萬份機密文件，牽扯到眾多知名公司的離岸利益。）

通過納税申報表和財務報表，《科學雜誌》調查了世界七大慈善基金會，雖然有數據並不完整，但保守估計，在過幾年裏，這7家公司將超過50億美元的資金轉入境外離岸賬户避税。

主要的發現如下：

基金會創始人和慈善專家們對此解釋道：離岸投資可以幫助這些慈善機構履行受託責任，在培育捐贈基金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但這一套説辭並不被業界所接受。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Gabriel Zucman表示：這些在避税天堂有投資的基金會要知道，他們正與罪犯、逃税者和貪官們同行。”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表示：這些基金會在助長這些非法行為

02.風險對沖

拋開税收問題，我們來聊聊開頭段話的後半段，倫理問題。

​2016年，香港大學和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煙塵對健康構成的威脅的研究，引起了業界的巨大反響。這份報告針對香港老年居民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結論表示，與呼吸更清潔空氣的人相比，那些暴露在高濃度霧霾中，尤其是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微小煙塵顆粒的人更容易死於癌症。

這麼一項長期項目的耗費肯定不是少數，但所幸這項研究得到了惠康基金會的資助。這家基金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慈善機構之一，坐擁着293億美元的資產。在網頁上，它們強調説：“我們的目標是促進卓越的研究，並發展全球合作，以推動變革。致力於構建健康且環境可持續的城市。”

但是呢，這家基金會並沒有告訴人們，它們每年經手的12億美元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對企業的投資。而這些企業導致的環境問題，和這個慈善機構所想要解決的環境問題，恰好一致。

在針對香港的研究發佈前，這家慈善機構通過開羅羣島的離岸投資基金，成為了瑞士瓦羅能源公司的投資者。而瓦羅公司的主要產品之一是船用燃料：一種廉價的、含硫的煉油殘渣，是煙塵污染的主要來源。研究人員估計, 從船堆中滾滾而來的顆粒物每年導致25萬人過早死亡。

人為財死。即使是慈善基金會，員工也是要吃飯的。所以通過離岸基金來避税，實現收益最大化也算是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這一些海外投資，可能會使得基金會們使用各種手段影響、阻撓、甚至直接否定一些科研項目和研究。

就像是20世紀60年代，糖類財團操縱科學將肥胖、心血管疾病的“黑鍋”甩給膽固醇那樣。

誒，就有人説了。雖然通常情況下，選擇投資的是基金經理，而不是基金會。但基金會可以否決某些類型的投資啊。比如，羅伯特•伍德•約翰遜(Robert Wood Johnson)基金會就説了，他們是不會涉及與槍支、酒精或煙草有關的投資。

話是這麼説沒錯，但是納税申報表明，自2014年來，該基金會將大量資金投入到了由GSO Capital Partners管理的開曼羣島基金，而GSO最喜歡投資的公司就包括博彩、煙草、武器、酒類等公司。

順帶一説，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會2015年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極端的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貧困，是造成疾病和短命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基金會的離岸投資在最大化收益的同時，大規模的避税實際上將税負從富裕人羣和大公司轉移到了中產階層身上，政府税收減少導致了公共服務供給的減少，並最終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還有啊，上文提到的惠康基金會，在發給《科學》雜誌的聲明中，表示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會將環境問題放在首位。並且，其投資利潤會為包括全球變暖等項目提供良好動力。

然而根據《天堂文件》，這家基金會心心念唸的環境問題並沒有阻止它們對化石燃料公司進行大規模、持續的投資，比如長期被罵破壞環境的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德州斯倫貝謝。

惠康一直拒絕從這些公司撤資，並稱這些投資是影響企業行為的槓桿。與這些公司合作，將增強它們在減少碳排放方面的承諾，比撤資更有效。

雖然惠康拒絕説明它是如何與這些公司合作的，也不願透露合作的效果。但是吧，離岸能源基金的結構往往就是為了讓所有者免受公司行為的影響。

説到底，慈善基金會在成立之初就已確定其公益目的或特定目的，法律有必要依據基金會的設立目的來衡量其各類行為的相稱性。

然而離岸基金的不透明性卻正好給了這一類慈善機構搭建了一個完美的保護罩。更甚至，這些慈善投資者們自己都不知道離岸基金把錢花哪了。在某些離岸項目的合同中，投資者通常對基金的運作方式沒有任何“法律責任或義務”，也沒有義務核實基金實際上是否將其資金用於計劃的投資項目。

捐贈者、贈款接受者和公眾更很難確定離岸投資是否和基金會所支持的目標相違背。

那麼，有什麼解決方法嗎？

《科學》雜誌表示，既然更改當地法律很難，那不如“自下而上”，説服基金會內部先進行改變或許會是個不錯的選擇。

但2016年，惠康基金會的 Danny Truell（於去年退休）賺了580萬美元，羅伯特基金會的O’Neil 賺了180萬美元; 去年，霍華德 基金會的Landis Zimmerman 賺了300萬美元。

你猜，“良心”和“道德”在這個慈善世界裏，值多少。